_左传_战国策_评论的异同及原因_陈万灵

□古代文学长江师范学院学报Journal of Yangtze Normal University第27卷第5期Vol．27No．52011年9月Sep．2011［收稿日期］２０１１－０７－２５［作者简介］陈万灵（１９８６－），女，安徽灵璧人，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２００９级中国古代文学硕士生，主要从事先秦两汉文学研究。

《左传》、《战国策》评论的异同及原因陈万灵（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安徽芜湖241000）［摘要］《左传》、《战国策》中的评论在体式方面有相同的地方，一般都在叙述之后，是典型的“叙述＋评论”的形式，且评论篇幅都不是很长。

也有相异的地方，《左传》的评论多假以“君子曰”的形式，作者很少直接介入评论；《战国策》中作者开始直接介入评论，极少采用“君子曰”的形式来评论。

评论即“颂赞”这一文体的限制，是二者的评论都以短篇为主的原因；二者在评论体式、评论倾向、评论的审美效果方面均有不同，其原因主要有时代和思想根基的不同、评论对象的不同、作品本身的差异等。

［关键词］《左传》；《战国策》；评论；异同及原因［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６．２［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３６５２（２０１１）０５－００４９－０４绪论刘知几在《史通·论赞》中列举了唐以前史书中史评的体式，其前后承继、发展演变的轨迹赫然在焉。

“《春秋左氏传》每有发论，假君子以称之。

二传云公羊子、谷梁子，《史记》云太史公。

既而班固曰赞，荀悦曰论，《东观》曰序，谢承曰诠，陈寿曰评，王隐曰议，何法盛曰述，……史官所撰，通称史臣。

其名万殊，其义一揆。

必取便于时者，则总归论赞焉。

”［１］从《左传》的“君子曰”到《史记》的“太史公曰”，除了“某某曰”的体式因循之外，《史记》中史评体式最大的进步在于作者司马迁这个叙述主体对评论的介入。

作者的评论大量地介入史书之中，《战国策》中就已经出现了。

在从《左传》到《史记》史评“论赞”一体的萌芽、发展乃至形成的过程中，《战国策》的评论介于二者之间，起着一定的桥梁架构作用。

本文以《左传》、《战国策》中的评论为考察对象，试探讨二者在评论体式、评论倾向、评论的审美效果方面的异同及其造成这种不同的原因。

一《左传》、《战国策》评论的异同（一）就评论体式而言，《左传》、《战国策》中的评论有异有同《左传》的作者一般不直接介入评论，当然也有作者评论的情况，但比较少见。

如《文公六年》作者在“君子曰”评论“秦穆公死而弃民”之后，叙述了古代王者知道自己命将不久于人世的做法之后，云“今纵无法以遗后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难以在上矣”，委婉地表明了作者对秦穆公以三良殉葬做法的非议。

但大多数情况下，《左传》的评论，多“假君子以称之”，有两种评论类型：一类直接出现评论人的姓名，如仲虺、周任、仲尼等，其中仲尼的评论则达２５条（有的评论接连出现，并作一条计算）。

二是不直接点明评论人是谁，而总以“君子曰”、“君子谓”、“君子是以知”、“君子以为”四种体式，这一类的“君子曰”（统称作“君子曰”）评论竟有８０余条。

尤其是其“君子曰”一类的评论多引《诗经》来评论。

其引《诗》评论的数据，朱闻宇在其硕士学位论文中，做了详细的统计，并得出如下结论：“‘君子曰’对《雅》、《颂》的引用频率要远高于对《风》的□长江师范学院学报引用，而且在对《雅》的引用中，‘君子曰’更偏好《大雅》。

”［２］而《战国策》中，作者直接站出来，将观点跳跃于文本之上。

它也出现过“君子曰”的评论体式，但仅有一条。

据笔者统计，《战国策》中的３６条评论中，位于篇中位置的只有四条，其评论多在篇末位置，位置上趋于固定。

就评论主体而言，作者评论有３１条，非作者评论仅有５条：“齐人闻之曰”、“君子闻之曰”、“子义闻之曰”、“晋、楚、齐、卫闻之曰”、“古今称之”。

这些评论大多较短小，也有少量长篇评论，数量有限。

在《战国策》的评论中，作者一般用一些提示性、套式性的固定词语来发议论，如“故”、“于是”、“此所谓”等［３］。

《左传》、《战国策》中的评论在体式方面也有相同的地方。

在位置上，评论一般在叙述之后，是典型的“叙述＋评论”的形式，只不过一个是“记事为主＋评论”，一个是“记言为主＋评论”，且评论篇幅一般都不是很长。

《战国策》中评论最长的是《秦策一·苏秦始将连横》篇中的评论纵横捭阖，近一百七十余言，最短的如《齐策一·邹忌讽齐王纳谏》篇末评论“此所谓战胜于朝廷”，只有八个字。

《左传》中篇幅最长的评论见于《昭公三十二年》记载“邾黑肱以滥来奔，贱而书名”，君子评论“名之不可不慎”，长达二百四十余言，简短的评论如《襄公八年》，晋范宣子来聘一事，评论曰：“君子以为知礼。

”去掉“君子以为”这个规范公式化的体式，此处的评论内容只有两个字“知礼”，言简意赅。

（二）就评论倾向而言，《左传》的评论有浓厚的道德化、伦理化的倾向；《战国策》中多作者主体情感性的评价，少了说教的意味《左传》“君子曰”的评论，常以“忠、孝、礼、信”为评价标准，来解经、论史、品人和预言［４］。

其中，品人的如《庄公十六年》评论鬻拳“强谏楚子”不成，后“临之以兵”方成之后“鬻拳遂自刖也”一事，云：“鬻拳可谓爱君矣，谏以自纳于刑，刑犹不忘纳君于善”，此处评论的标准是“忠”，对君主的忠；《隐公四年》评价石碏为“纯臣”，称他“大义灭亲”，也是以“忠”为标准。

以“孝”为标准的评论如《隐公元年》评价颍考叔“纯孝也”；以“礼”为标准的评论更是比比皆是，如《隐公十年》评价郑庄公“于是乎有礼”，《文公二年》“君子以为失礼”；以“信”为评论标准的如《隐公三年》的“信不由中……”；《桓公十二年》评价宋无信而见伐，云：“苟信不断，盟无益也。

”“君子是以知”的体式一般表示君子曾经的预言，现在变成了现实，如《文公三年》“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于鲁也”等。

除了“忠、孝、礼、信”，《左传》中的评论还常以“仁、义、知、善、恶、让”等为评价依据，如“君子曰”评价范宣子的“让”，韩起的“让”，仲尼的评论中也经常出现“仁、知”的评价语言，如评价藏文仲“不仁者三，不智者三”（文公二年）。

这些评价通用语合起来就是大家所熟知的道德标准与伦理准则“仁、义、礼、智、信”和“温、良、恭、俭、让”。

《左传》的评论紧紧围绕这些道德和伦理纲常进行发论，有浓厚的说教意味。

比之《左传》道德化、伦理化的评论倾向，《战国策》的评论更加具有人情味，多为作者主体情感性的评论。

如《秦策一·苏秦始将连横》篇中一段长达一百七十余言的议论，字里行间洋溢着作者对游说之士苏秦的欣赏与羡慕之情，“当此之时，天下之大，万民之众，王侯之威，谋臣之权，皆欲决苏秦之策”；在强调苏秦个人的功劳时，作者评论到，“不费斗粮，未烦一兵，未战一士，未绝一弦，未折一矢，诸侯相亲，贤于兄弟”，四字短语排比，气势得到凸显。

在《齐策三·楚王死》中，“楚王死，太子在齐质”的情况下，苏秦为齐王献上了计策，作者主体介入评论时，连用了１０个“可以”，分析了这项计策对苏秦与齐、楚、孟尝君之间的不同利害得失，角度自由转换。

在《宋卫策·卫人迎新妇》中，作者于篇末评论“此三言者，皆要言也，然而不免为笑者，蚤晚之时失也”。

在这一篇中，作者用寓言故事的形式，通过记述一个卫国的新娘子在过门的时候的言行来说明，说话要看时机和场合，否则即使是很中肯的话也不会收到应有的效果，反而会弄巧成拙。

通过评论，我们可以看到，作者所要强调的只是运用语言的技巧，时机与场合的把握是使用语言不得不考虑的因素，完全没有任何的道德、伦理意味，也没有说教的意思。

若是《左传》的“君子曰”来评论，则是“礼、妇德”一类的说辞了。

（三）就审美效果而言，《左传》的评论语言温和典雅，《战国策》的评论语言比较通俗铺张《左传》的评论多托君子、贤人之言以发之，５０第２７卷第５期作者的观点不直接出现。

《左传》“君子曰”评论，在论史、品人时，先冠以“忠、孝、礼、信”这些概念模糊、内涵和外延都很宽泛的词来评价，然后征引《诗》中的诗句来“断章取义”，借以传达出评论的声音与倾向。

甚至在批评某人行为过失的时候，其评论也只是“失善刑”、“不忠”、“失礼”宽泛地界说一下，评论语气相当温和。

而引《诗》来发评论，比较典雅。

诗歌本身会有太多的留白，短短的几个四言句的诗歌，承载的意义需要读者去挖掘、体会。

这就使得《左传》“君子曰”一类的评论，在“忠、孝、礼、信”的外包装下，在《诗经》诗歌内涵的充实下，有典雅的审美效果。

语言发展到战国时期，就比较通俗、接近白话。

《战国策》中有大量的寓言，借寓言达到说理、劝谏目的同时，语言上也收到了通俗易懂的效果。

另外，战国时期的纵横家散文有铺张扬厉的特色，《战国策》非出自一人之手，但大多数的作者乃纵横家出身，其评论语言也会带有铺张的审美效果。

评论中，作者大多直接表明自己的观点，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的关键。

如《秦策二·齐助楚攻秦》篇末的评论：“故楚之土壤士民非削弱，仅以救亡者，计失于陈轸，过听于张仪。

”指出楚之所以弄到要亡国的惨境，在于听信张仪而没有采纳陈轸的良言。

同样的如《韩策一·秦韩战于浊泽》的评论：“韩氏之兵非削弱也，民非蒙愚也，兵为秦禽，智为楚笑，过听于陈轸，失计于韩明也。

”这一类的评论言简意赅，通俗易懂。

在论述权术带给谋士的利益时，作者更是不吝惜修辞，夸张、排比并而用之，评论语言在气势上又有铺张的效果。

二原因分析（一）评论即“颂赞”这一文体的限制，是二者的评论都以短篇为主的原因借用现代新闻学的观点来看，“新闻报道和新闻评论是新闻宣传工作中两种最基本的形式。

新闻报道是新闻宣传的主体和基础，新闻评论是新闻宣传的旗帜和灵魂”，“评论的功能有引导、解惑、表态、深化事件的现实或普遍意义等”［５］。

评论固然可以根据记载的史实，从某一角度借题发挥，或者深化事件本身蕴含的哲理与意义，但是，它必须根植于事实，或是记事、或是记言，评论才不会是空穴来风。

从“颂赞”这一文体来看，评论源于对事物的感叹。

刘勰《文心雕龙·颂赞》总结“颂赞”即本文所言的评论写作要点时云：“然本其为义，事生奖叹，所以古来篇体，促而不广，必结言于四字之句，盘桓乎数韵之辞；约举以尽情，昭灼以送文，此其体也。

发源虽远，而致用盖寡，大抵所归，其颂家之细条乎！”［６］因此，无论是《左传》，还是《战国策》，二者的评论都以短篇为主，言简意赅，多用四言整句，排而用之，以短篇为主的体式是受其文体限制的。

（二）时代与思想根基不同《左传》记录的是春秋时期２５０多年的历史，尽管这一时期的诸侯争霸战争从未间断，但春秋时期是一个尚礼的时代。

而《战国策》记录的时代“上接春秋，下迄秦并六国”［７］，主要以战国时期为主。

春秋与战国的时代差异，顾炎武在《日知录·周末风俗》中云：“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