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说书

在陕北这块独特的土地上存留着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陕北说书。陕北说书源远流长，浑犷悲放的琵琶声、三弦声，从遥远的过去一直弹拨到了今天；双目失明的书匠，走遍了陕北的大川小道；忧愤、深沉的说书韵调，慰籍过每一个陕北老乡的心灵，而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陕北说书之潮水，更是以压倒一切艺术形式之优势，漫溢在陕北的城镇乡村。目前我们又明显感到，陕北说书出现了新趋向，并且将可能产生一种质变。纵览历史，分析现状，我们进一步认识到陕北说书的总体流程与价值嬗变，实质上是由陕北经济结构的杠杆所左右，而社会形态的变换和审美意趣的变异最终将制约其发展方向。陕北说书的总体流程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其价值也随着阶段的不同进行着自然的嬗变。

一、起源阶段

据《周礼•春官•序官》等史料记载，远在周代，乐官多以瞽者为之，因此，称之为瞽官，“掌播鼗、柷、敔、埙、箫、管、弦、歌”，且又与“掌阴阳天时礼法的史官相互联体，被称作瞽史。”“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以及“庶人传语，瞽史教诲”等记载，都说明瞽史位置的重要性；“凡有道德者使教焉，死则以为乐祖，祭于瞽宗”，又进一步说明了瞽史地位的崇高与显赫“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六十人”，则表明瞽史人数的众多与势力强大。

陕北，周代为雍州地。那时，陕北的盲人为了生存，自然也要效仿宫庭的瞽史，力习五音，通晓阴阳八卦。今日看来，陕北说书的开场诗与瞽史的诵诗大致相似，正本故事又与“道正事”大体相同，且陕北说书艺人又大都精通易经八卦之术，说书之余，便操掐盘算命之伎，这又与周代瞽史掌管阴阳天时礼法是相吻合的。至此，我们可窥见，今日的陕北说书，是由周代的瞽史逐渐衍变而来，是盲艺人代代相传、一脉相承的结果。由此，我们还可大致仨计出那时陕北盲艺人及其活动所产生的作用：在主观上，是为了生存；而在客观上，却宣扬了奴隶制伦理道德，维护了周室的统治。

二、成形阶段

陕北说书何时成形呢？从殷周的瞽史开始，一直到琵琶的出现，是其漫长的成形过程。

琵琶，陕北说书的主要伴奏乐器。古时用木拨弹奏，至唐代废拨用手，谓之chou琵琶。而今天陕北说书艺人依然用拨子弹弹奏，而且是用骨质拨子，足见其使用年代的久远，遗风的古老，同时也说明琵琶与说书的姻缘关系。唐人“夜半月高弦索鸣，贺老琵琶定场屋”以及宋人“陌头盲女无愁恨，能拨琵琶说赵家”之诗句，正是男女盲人弹琵琶说书的真实写照，同时也说明琵琶说书已经发展到了相当的水平。由此可见，琵琶的诞生对于盲人说书的成形乃是至关重要的、甚至是关键性的一举。

陕北自古为边陲重地，这里历代烽火不绝，战乱频起，曾被翟、胡、匈奴、鲜卑等民族先后占据，胡汉杂居，胡汉文化相互融合渗透。周以后，宫庭中盲人的地位每况愈下，民间盲艺人欲谋生路自然更加困难。陕北的盲艺人由于战乱，自然是难上加难了。因此，他们不得不另觅生路。除了继续搞些“道正事”之类的活动外，又渐渐地寻到了借助神灵来庇佑的路子，依附于神灵，这就使他们不得不以大部分精力从事算卦看命、驱邪逐鬼之活动，易经八卦便是他们谋生的有力武器。这一活动，也正好适应了当时社会崇信鬼神的风俗，我们可以从陕北秧歌与当时傩舞之关系，窥见其一斑。因此，琵琶的诞生和使用，以及有关《论语》、

《尚书》等的故事改编，则在盲人生活的地平线上升起了一缕新曙光，于是，说书伎艺基本成形。

另外，陕北说书在形式上有琵琶书与三弦书之分，以上所说为琵琶书。至于三弦书，虽无资料可考，但我们想，大抵也是在这一历史阶段，与琵琶书联袂而出。

总之，在这一阶段，陕北说书由瞽史的作为逐渐衍变成形，它是盲艺人不断摸索、探求、实践之结果，是生活命运逼迫的结果。陕北说书的成形，勾勒出盲人从依附皇室生存到依附神灵而生存再到自谋生路的生活转折过程，说明了盲艺人向生活奋斗的精神和生存的能力，同时也反映出社会形态由奴隶制转向封建制的历史轨迹。

三、发展阶段

汉以后直至中华民国三十年左右，为陕北说书的发展阶段。在这一漫长的历史阶段中，陕北说书的形式不断改进，内容不断丰富，其价值由娱统治阶级到娱神鬼与娱人合一而层递嬗变。这一阶段又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段落。

1、清光绪年间在敦煌石室中发现的唐代变文作品，是研究我国古代说唱文学和说唱艺术的重要记载，也是研究陕北说书的宝贵资料。变文是唐代说唱艺术转变的底本，内容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以民间故事或传说为题材；二是反映当时现实生活；三是讲述佛经故事。此外，还有俗讲、缘起以及宋元讲史、说公案、陶真等，都与陕北说书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联。

陕北说书的演唱程式大致可分为书帽、开场诗文、正文、结尾诗文。书目内容大致可分为传书、记书、案书、小弯弯（小段）。说唱时韵白相间，一律用陕北方言演唱，唱词基本为七字句型。以今天的陕北说书与唐宋时期的诸多种说唱艺术相比较，我们完全可以找到陕北说书诸多要素的根据。开场诗文相当于俗讲开场时的押座文，结尾诗文相当于静座文，散韵交织及七字句式唱词相当于变文结构，许多保留书目与缘起的底本一致。传书相当于“用浅近文言讲说兴废争战之事”的讲史，案书相当于“皆是博刀赶棒发迹变泰之事”（耐得翁《都城纪胜》）的说公案。至于陶真，则更是与陕北说书关系密切了。“唱涯词只引子弟，听陶真尽是村人”（《西湖老人繁胜录》）以及“杭州男女瞽者，多学琵琶，唱古今小说，平话，以觅衣食，谓之陶真，大抵说宋时事，盖汴京遗俗也”（《西湖游览志余》）等记载，则简直是活生生的陕北说书的写照了。

2、唐宋以后，直至明末清初，为第二段落。

这一时期，关于陕北说书，历史几乎没有什么记载，我们只能根据传闻以及风土人情、军事等其它方面的记述，作一些迂回考证。当时，陕北大地烽火连天，兵燹不断，加之荒旱等自然灾害的侵袭，以及社会结构不合理等诸多原因，生产力发展极其缓慢，劳苦大众颠沛流离，真可谓民不聊生，著名明末李自成起义便是明证。在这种大的历史背景面前，陕北说书的发展自然也是极其缓慢的了。也正是由于这种历史原因，致使本来就处在边极之地的陕北更与外界几乎断绝了交往。因此，陕北说书又得以在这块土地上独自发展，进一步定型，正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形式、演唱风格及紧紧贴近于陕北本土老特点的书目内容，它将唐宋间大一统的形式和内容演变成了表现陕北本土文化论的形式和内容；无论是长篇、是小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