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可译不可译

• 他们都认为，诗这种东西是不能译的。理由很简 单：诗歌的神韵、意境，或说的通俗些，它的味 道，即诗歌之所以为诗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有 机地融化在诗人写诗时使用的语言之中，这是无 法通过另一种语言来表达的。构成诗歌的原料是 文字。诗是表现得最集中，最精练的文字，诗之 所以为诗正是通过它的文字。即使译者准确无误 第体会了诗人的意思并且把它充分地表达出来， 就是说，一切都明了，但读者并不能因此而得到 读原诗时的得到的享受。
• 4，翻译理论多面开花，百家争鸣。黄杲忻在他的 《坎特伯雷故事》的序中就他翻译的理念说：现 代汉语中，节奏以“顿”为单位，一个顿大多由 两三个汉字组成，与英语中由两三个音节构成的 音步在长度上和容量上大致相当。因此可以要求 在“以顿代步”及复制原作的韵式的同时，适当 掌握诗行中的字数，使之于原作中的音节数相应， 从而译诗的格律在书面上突现出来，把“以顿代 步”再往前推进一步，不仅使顿数于音节对应， 而且兼顾字数。 • 另外还有多元互补论、许渊冲的三美论竞赛论等 等。
二、诗歌的不可译性
• • • • • 诗不可译论者认为诗是情趣和意像的统一体，原诗是不 可译的，因为原诗的情趣内容不能用另一种语言形式来表 达。 金岳霖就说，诗歌几乎是不可译的。 周作人不但坚持说诗歌是不可译的，还讥笑任何译诗都像 是对教师对原诗的解释。 朱光潜也认为：凡诗都不可译为散文，也不可译为外国文， 因为诗中音义俱重，意可译而而音不可译。 国外的学者和诗人也有很多持相同观点。1887雪莱在他 的论文《诗辩》（1821）中说：“诗人的语言牵涉着声音 中某种一致与和谐的重现。倘若没有这种一致与和谐的重 现，诗也就不成其为诗了。从诗所起的传达作用来说，这 种一致与和谐重现之重要，不亚于词语本身，……因此， 翻译诗歌是白费力气。”
• 一、英语诗歌翻译的历史
二、诗歌的不可译性 三、诗歌的可译性
一、英语诗歌翻译的历史
• 英国诗歌自19世纪后半叶才开始被介绍到 中国。这一百多年的英文诗歌翻译历史可 以被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864－1917） 第二阶段（1917－1949） 第三阶段（1949－1966） 第四阶段，文革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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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有翻译诗歌有三种明显的不同的方式，一是苏曼殊用传统的五言 体翻译，二是马均武用七言诗翻译，三是胡适用散文体的逐词逐句翻 译。 • 苏曼殊（1884－1981），他的成就斐然。他翻译的拜伦诗集有巨大 的影响，特别是对当时的年轻人。他还翻译了雪莱的一些诗歌。他的 译诗用词典雅，音步和谐，读起来就像中国的古典诗歌。
英语格律诗歌的 可译性与不可译性
08本3第07组
引语：
• 英语格律诗翻译在中国已经有一百多年的 历史，期间，很多人把大量的英语诗歌介 绍给国内读者，并在此基础上升华出相应 的理论，并从多个角度不断使之成熟、丰 富。 • 今天我们主要从这些不同的理论主张入手， 探讨诗歌的可译性和不可译。
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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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均武（1882－1919）第一个翻译出完整的《希腊颂》。他的译诗 充满了悲怆和愤怒，赢得了当时批评界一致的广泛的称赞和赞扬。 • 胡适（1891－1962）是用白话文翻译诗歌中国第一人。他认为，马 均武的《希腊颂》有错译之处，而苏曼殊的译文晦涩难懂。 这个阶段只是个人在兴趣或政治需要的基础上零散地翻译了诗人的作 品，诗人局限于拜伦和雪莱等几位与传统斗争的诗人的有限的几首作 品上。而且也只是局限于这些诗歌的介绍 。
第一阶段（1864－1917）
• 严复很可能最早把英文诗歌翻译成中文的中国人。在 他的《天演论》，他翻译了丁尼生的长诗《尤利西斯》的 一部分以及蒲伯的《人道论》。他用韵文的形式来翻译原 诗。他的译作精致典雅，韵律和谐，这和传统的中文诗歌 相一致。因此在当时很受欢迎。虽然他只是在接受西方思 想和文化的时候，轻轻地碰了一下诗歌翻译，但是他的几 首译诗对那时的文化圈产生了很深的影响，激起了人们把 英文诗歌翻译成中文的兴趣。 • 在这一阶段，在诗歌翻译成就比较大的包括：辜鸿明， 马均武，苏曼殊，胡适，梁启超等等。
第二阶段（1917－1949）
• 在这个阶段，人们更多地关注早期的英语诗歌。译者已 经不像过去那样只是单纯地翻译诗作品，而是更多地介绍 诗人的生平、思想、艺术主张等方面全面地翻译。 • 这段时期的主要代表有郭沫若，闻一多，朱生豪，梁遇春， 朱湘，梁宗岱，周煦良，徐志摩，刘半农，孙大雨，梁实 秋，成仿吾以及杨周翰等。除了重译以前翻译过的诗歌外， 很多其他像莎士比亚、弥而顿、济慈、白郎宁夫妇，布莱 克等诗人的作品也逐渐被翻译过来。其中，无论在数量还 是成就上，莎士比亚作品翻译上取得的成就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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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已经不再模仿传统的中文古典诗歌去翻译英语诗 歌。在强调运用中文诗歌规则和形式的同时，也注意保持 原作和译作的一致性，以保留原作的魅力。 • 这个阶段在实践方面最大的成就莫过于朱生豪（1912－ 1944），他以一人毕九年之力翻译了31部半莎士比亚的 诗剧，他的译本至今还被奉为经典。 • 在这个阶段很多诗人和翻译家提出了很多翻译理论，对翻 译理论建设的重视大大加强。其中，最重要的是闻一 多。 闻一多（1899－1946）在他的《诗的格律》提出了 诗的三美：音乐美，绘画美和建筑美，并在此基础上，提 出《音尺》理论，即后来的“音顿”。而孙大雨在他的诗 歌翻译中，一直忠实地实践着这个理论。
第四阶段，文革以后。
• 文革结束随着改革开放，英文诗歌翻译这个事业 进入了一个新的繁荣阶段。这个阶段有四个显著 的特点。 • 1，译诗的选择丰富多样。之前的译诗大都局限于 拜伦、雪莱、济慈等一些大诗人，而对其他诗人 关注不多； • 2，在这个阶段，翻译已经开始上升为一个学科， 一门艺术，诗歌翻译在中国文学翻译界赢得了越 来越高的地位。可以从杂志书刊上出版发表的各 种学术论文上得到见证； • 3，诗歌翻译一般都是在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
第三阶段（1949－1966）
• 这17年外国文学翻译在中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 段，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 成熟主要指两个特点： 1，这个阶段出版的翻译诗歌的高质量和多数量。 2，有了成熟的翻译理论。不论是在内容还是在 形式上，译诗都比较好第传达了原诗的美。闻一 多的理论进一步发展，在这个阶段有了成熟的 “音顿”理论，以卞之琳为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