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失调与斯坦福监狱实验

认知失调理论相关实验：

费斯廷格在提出认知失调理论的同时，也给出了实验证据加以验证。不充分合理化实验

让被试做1小时枯燥无味的绕线工作，在其离开工作室时，实验者请他告诉在外面等候参加实验的“被试”（其实是实验助手）绕线工作很有趣，吸引人；为此，说谎的被试得到一笔酬金。然后实验者再请他填写一张问卷，以了解他对绕线工作的真实态度。结果发现，得报酬多的被试对绕线工作仍持有低的态度评价；得报酬少的被试提高了对绕线工作的评价，变得喜欢这个工作了。

费斯廷格的解释是：当被试对别人说绕线工作很有趣时，心口不一致。他头脑中有了两个认知因素：“我本不喜欢绕线工作”和“我对别人说这话有趣”，两者是相互失调的。为了消除心理上的失调感，他便要把

自己的行为合理化。费斯廷格认为，得钱多的(20美元)被试会用这笔不小的酬金为自己的行为辩解，认为自己之所以对别人说绕线有趣是因为有明显的外部好处，这样说是值得的。心口不一致所带来的失调感就削弱了。可是对得钱少的（1美元）被试来说,用这种理由为自己的行为开脱就较困难。由于失调感所带来的心理压力，他会再审视两个相互矛盾的认知因素。其中第2个是对自己行为的认知，做出的事不易收回；第1个对自己内部态度的认识相对来说要较为容易改变。所以，被试便不自觉地提高了对绕线工作的态度评价。新的认知因素“我比较喜欢绕线工作”与“我对别人说绕线工作很有趣”就相互协调了。结果，得报酬少的人比得报酬多的人更喜欢绕线工作。这种情况被称为在不充分的合理化条件下因认知失调引起的态度改变。

决断后效应

人对几个各有利弊的事物做出唯一的选择是个决断过程。如果在决断之前，每个事物的价值在决策者心目中大致相近，则难于决断其优劣；但在作出选择之后，决策者对这些事物的态度评价就发生了改变。人对被他选中的事物更加偏爱，对未选中的事物易于采取贬低的态度。认知失调理论认为，这种现象也反映了人内部解除失调感的过程。人作出选择意味着他放弃了未被选择事物的利处，接受了被选择事物的弊处，对这一结果的认知与他自己对自身的评价（“我是个理智而能

干的人”）之间所产生的矛盾造成人的失调感。为了消除它，他可以

采取行动改变原来的选择，但在很多情况下，所作选择是难于改变的，

于是，便采取重新评价各种事物的方式，收集新的信息缓解由于决策造成的失调感。这时，他更多地意识到被选事物的优点和被拒绝事物的缺点，致使对两种事物的评价在态度上就有了明显的区别。

以削弱失调感增强信念

在社会生活中常见的另一情形是，人为了某个目标作出种种努力，但后来发现结果与原来所期待的相差甚远。当面对与期待不一致的结果时，有的人不能正确地调整自己的认识和行为，却坚持原来的看法。费斯廷格和他的同事做过一次现场调查研究：偶然的机会，他读了报上一篇报道，说某个地区的宗教团体向人们宣布了上帝的意思，在一个特殊日子，人类生存的这个世界将被一场洪水彻底摧毁。费斯廷格随后来到这个地区，观察当地的人们为迎接这个特殊日子所做的种种准备活动。当这个日子到来时，世界并没有毁灭。随后他发现人们不但没有改变原来对上帝的信仰，反而更加虔诚地敬仰、崇拜他，因为他们认为世界之所以没有被毁灭是因为他们积极的努力和热情的迎

接死亡的态度感动了上帝，使之改变了原来的计划。人对某种目标怀着坚定的信念，并为此投入了很多精力，但最终发现那个目标根本没有实现，这会引起很强的失调感。消除这种由于徒劳的努力引起的失调感也是很困难的。因为已经付出的努力是不可挽回的，即使改变原来的信念，也无法消除失调感：“我曾为某种信念投入了巨大的劳动”与“事实证明这种信念是不真实的”。这时，人只好寻求其他方式，可作的选择是对已有的事实作少许让步。比如说找些看上去还说得过去的理由为已存在的开脱，或是简单地承认在这次活动中有些小的失误，但总的信念系统是正确的。在对事实作出小的让步的基础上，以更加坚定的方式信奉原来的信念，并更加努力地宣传它和维护它，以此缓解人内心中怀有的失调感。费斯廷格指出，以削弱失调感的方式增强人的信念这种现象可以在历史上的许多群众运动中发现。

斯坦福监狱实验

斯坦福监狱实验是1971年在斯坦福大学进行的，当时津巴多正在斯

坦福大学任教。津巴多把心理学系大楼的地下室改装成监狱，花15

美元一天请来了一批学生参与实验。这批学生要参加实验必须先通过一次测试，以证明他们是“心理健康、没有疾病的正常人”。

一共有70名来自美国各地的学生申请参与这个为期两周的实验，他们绝大多数是在斯坦福大学和加州伯克莱大学参加夏季课程的学生。24名学生通过了测试，学生以随机的方式被分成了两组角色：其中9名学生担任监狱中的“囚犯”和9名学生则以三人一组轮班担任“看守”的

角色，余下6名则作为实验候补。

为了实验更真实地模拟现实，担任“囚犯”的学生身份以数字代替，每个人都穿上犯人的衣服，戴上脚镣和手铐，有些学生是在家里被逮捕的，被铐上手铐，戴上牛皮纸头套，而执行逮捕行为的是同意与津巴多合作进行实验的加州警方，面对呼啸而去的警方，不明就里的邻里大为惊讶；而担任“看守”角色的学生则是穿着警服，戴上黑色的墨镜以增加权威感，在囚犯进牢时，按照监狱的正式程序对犯人进行裸体的搜身，他们拥有一切真实狱警所拥有的权力。而自愿参加实验的学生们则被告知实验过程中，他们所拥有的部分人权可能被侵犯。

一切如此真实，为的是让双方可以真正进入预置的角色。津巴多的模拟监狱应该不会发生什么骇人听闻的事情，毕竟这批所谓的看守和囚犯都是通过心理测试证明是“正常的、心理健康的”好人。津巴多也在1996年多伦多举行的讨论会上坦诚，在实验进行之前，觉得有可能只是无聊的两个星期。

实验开始的相遇是尴尬，毕竟对于看守和囚犯双方而言，都需要时间进入角色。无聊的时光如何打发？于是这群耳濡目染于当时美国反越战学潮的学生囚犯开始挑战权威：撕掉缝制于衣服身上的编号，把自己锁在牢房内不理会看守的命令，并取笑看守。

看守一下子变得不知所措，作为监狱长和实验负责人的津巴多则告知看守们要自行解决问题。于是看守们采取措施对囚犯进行“镇压”：脱光囚犯的衣服、把囚犯进行数个小时的禁闭、没收枕头和被褥、取消囚犯的进餐、强迫囚犯用手清洗马桶、进行俯卧撑或者一些没有任何意义的活动而羞辱囚犯、剥夺囚犯的睡眠、半夜把囚犯拉出来清点人数和进行各种屈辱性的活动。他们还采用了心理上的分化策略：服从管理的好囚犯会被提供特权，更好的牢房和伙食。

这些“正常的、心理健康”的好人“看守”学得好快，如果看过任何一部关于监狱电影的话，这都是看守的狱警常用的策略。随着实验进行，看守们采用的惩戒措施日益加重，以至于实验人员不得不对他们进行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