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学”解读

“中国诗学”解读

清人袁枚曾说，“考据之学，离诗最远。然诗中恰有考据题目，如《石鼓歌》、《铁券行》之类，不得不征文考典，以侈侈隆富为贵。”（《随园诗话》“补遗”卷二）强调诗歌创作无与于“考据”，无与于纯知识累积，这在中国古典诗学思想中早已是一个常识，钟嵘以“直寻”排击“补假”与“用事”、严羽“别材别趣”说等，都可谓显例。但从诗学研究的视角来看，“考据”与“诗”恰又存在一种极为紧密的关联。当然，这种关联不仅表现于援引考据方法来研治古典诗歌的“诗学考据”在中国诗学史上有着悠远渊源，也不仅体现在现代学者对此问题的经久思考更在于“诗学”自身的内在需要。作为一种现代学术，中国诗学何以要讲考据？不论赞赏还是批评，现代学者又何以如此久久纠缠于此，显然是值得追问的一个“诗学问题”。

一、“诗学”的现代品格

“诗学”乃是一种现代学术。这话需要预先略作说明。本文所谓的中国“诗学”，既非西方文论传统中代称“文学理论”的广义理解，也不是现代以来偏指“诗歌理论与批评”的“狭义”概念，而特指以中国古典诗歌为研究对象的学问（傅璇琮等主编《中国诗学大辞典·凡例》说）。之所以称其为一种“现代学术”，还在于其不容忽略的三重现代品格。回答“诗学何以要讲考据”，需从这里说起。

众所周知，“现代学术”一语中的“现代”一词，并不是或不仅仅是一个时间概念，而更多指其内含新的学术范式。陈平原教授曾指出，描述中国现代新学术范式的建立，可以有走出经学时代、颠覆儒学中心、标举启蒙主义、提倡科学方法、学术分途发展、中西融会贯通等不同方式。亦即是说，讨论所谓“现代学术”可以有不同的视角和判断方式。然视角固然可以多样，其面临的基本问题却应有一致之处。

关于“现代学术”，刘梦溪先生曾先后撰文提出“三个起码的条件”，其核心意思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学术独立的意识与自由思想的品格，即强调学术应摆脱政治抑或“主流意识形态”的强加干涉，树立“以学为中心”的学术态度和治学品格；二是强调现代学术在学术观念和学术方法上以“中与西之关系”为其基本思考框架，摆脱“唯传统”一元论思维下自觉或不自觉的自我束缚与求知禁锢。

实际上，高扬学术独立精神和“学者的思想自由”，倒并不仅仅局限于对现实政治、人事以及意识形态控制的摆脱，更包含对一切阻碍理智化求知意识发展之迷魅的祛除，亦即马克斯·韦伯所说“世界的除魅”(Entzauberung derWelt)。虽然这种一往无前、充满无畏精神的、以一种“浮士德一普罗米修斯性格”（本杰明·史华慈语）表现出来的理性化过程，可能因终极审判者的缺席而不免列奥-施特劳斯等所指出的那种“历史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弊端，抑或哈耶克所说的那种“理性的狂妄”。但毋庸置疑，现代学术正是以这种理性化求知意识的确立和张扬来树立其最基本和最突出的形象。尽管其对传统人文学术不免会产生反噬，但它却也使现代学人得以激发出过去很少有的批判锋芒和反思精神，最终走出尊经、征圣的“唯传统”一元化思维。一如现代学者中以“疑古”著称的顾颉刚曾指出的：

从前人观一书，恒喜掩饰一书中之矛盾，而使其表面统一化。从前人读群经，恒喜谓群经大义相通，其实不能通者，亦必设法使之相通。因此问题本甚简单者乃日趋于纷纷而不可理。令日吾人之态度与从前人根本不同的一点，即在明白承认各书中俱有其矛盾，其矛盾或出于时代，或出于地方，或出于阶级，或出于党派。在明白提出其矛盾之后，加以批判接受，然后才会得到真正的统一。我深信这条路是最确实的，最平坦的，也是最进步的。[4]显然，从“疏不破注、注不破经”的价值取向走向“离经疑古”，正是中国学术走向现代的重要一环。

与理性化进程紧密相连的，是现代学术分途发展的专业化、知识化趋向，以及由此带来的体制化(institutionaliza-Lion)要求。现代社会，理性化发展的最大成果即价值论上的多元主义。

这种多元性，一方面赋予学术研究的每一部类以独立自足的意义和价值，从而使专业分工日趋细密化，知识要求也更为严格化：

作为“职业”的科学，不是派发神圣价值和神启的通灵者或先知送来的神赐之物，而是通过专业化学科的操作，服务于有关自我和事实间关系的知识思考。

另一方面，原有那种非固定的、无序的学术格局，也由此向着某种“集体认同”的方向靠拢，学术体制化成为一种必然——即从事学术研究的个人，“只有通过最彻底的专业化，才有可能具备信心在知识领域取得一些真正完美的成就。”随1亦即是说，任何有意从事学术砑究的各人，要么接受这种专业化、成为体制的一分子，要么永远被隔离于“学术”之外。这不仅已构成一种现存秩序，且不论愿意与否已逐渐内化为学者个人的一种“秩序意识”。正因为此，现代理性所造就的为学术而学术、为知识而知识——亦即对一种所谓“中性知识”的追求，日渐成为现代学人基本的价值立场；而知识内部不断分化所导致的学科发展中专业化色彩的日渐强化，亦成为现代学术一个显在的发展方向。当然，上这一切很大程度上又都离不开近代以来“西方”这个思想和学术参照系的存在。

由此来看所谓“现代学术”，其基本特征主要有以下74三点：

其一，专业化的学科发展方向。从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到近代的七科之学，乃至当下细密已甚的学科分类，独立学科地位的获得，学科内知识系统的形成与再分工，正是现代学术最为明显的外部特征。其二，理性化的知识研讨意识。即“中性知识”的追求成为一种普遍的学术意识和价值自觉，求真的学术理性成为最具支配力的价值形态。其三，中西比较的学术思考视野。深闭固拒抑或不加拣择的文化态度被自然淘汰，而如何经由具体问题情境内的跨文化比较以发见自身文化传统内的现代要素，成为现代学术的基本立足点。

由此亦可说，今日所说之“申国诗学”与中国古代的诗歌研究最大的差异即在于如下三点，考据之不可或缺亦在于是。

第一，中国古代虽有《诗》学，也出现了“诗，专门之学”（杨亿《杨文公谈苑》）的观念，但诗歌研究缺乏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自觉，其学科知识系统的构建与内部分工更尚未明析化；而20世纪以来的“诗学”则不断在学科内的知识分工中确立自身的学科边界及研究方法，“考据”正是“诗学”学术资料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方法。第二，中国古代“诗歌研究”之基本立足点在“诗歌创作”，现代学术之“诗学”则对研究与创作持二分立场，而“诗学”研究的知识化趋向离不开“考据”的存在。

第三，相较中国古代诗歌研究，现代以来的“诗学”更多有一份“中外相参”的学术意识；而域外文学研究方法的介入，一方面使得“考据”与“理论阐释”两种诗学研究类型的冲突更显尖锐，一方面恰又提示“中国诗”特质的研究与“考据”方法有其重要关联。二、“诗学”学科的独立、自身建设与考据

作为一门现代学术，“诗学”的现代品格首先凸显为一种独立学科地位的生成。

固然有学者指出，“诗学”一词在中国传统学术语境中本有其独立自足的生成史及思想义涵M1，但中国古代除作为“经学”之一部《诗》学外，“诗学”一话素非一严格的学术概念。或专指诗歌创作的经验、技术；或意谓品诗论诗的修养、识见；或用于讨论诗歌创作法式著作的命名。其中，虽然也有少数案例约略指向“诗歌研究的学问”这一义涵，但这些类似“诗，专门之学”（杨亿《杨文公谈苑》）的说法，很大程度上似仍是从泛言诗歌创作、品评法式的角度来运用“学”这一概念的。

当然，中国古代《诗》学之外的诗歌文本很早即受到学者的特别注意。如《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即收录“《高祖歌诗》二篇”等“歌诗二十八家，三百一十四篇”；《典论·论文》谈“四科八体”，也注意到“诗赋”二体“丽”的特点；陆机《文赋》所分十类文体中更明确提出“诗缘情而绮靡”的诗学观念；至于此后钟嵘《诗品》、刘勰《文心雕龙·明诗》之类诗论著述更历代不绝。而历来最能凸显学术分类意识的中国传统图籍分类法中，《汉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