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国边疆危机

百年中国边疆危机

鸦片战争后，一向封闭自足的中国门户洞开，欧洲列强在英国炮舰打开的缝隙中蜂拥而入，激烈地争夺在华利益。他们在东亚的利益常常彼此冲突，以至于各驻华使节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时刻观察其余列强在中国的举动，不使之侵犯到本国在华利益；而中国的内政反不在观察的重点范围之内。尽管列强都毫无尊重中国本身力量的意愿，但这种互相提防、制约也使不管哪一个大国，如果想不顾他国在华利益，独自吞并中国，都要遭到其余列强的联合反对。

1870年前后世界发生一连串重大政治变局：德国/意大利的统一和兴起、美国内战、俄罗斯在克里米亚战争失败后改革内政，并将扩张矛头从欧洲移向东方；而英法则分别忙于巩固自己的殖民地及与新兴列强竞争。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之所以能平稳成功，免遭列强干涉，与这一时代给它的运气不无关系：列强都没有腾出手来打断这个遥远列岛上的改革措施。

这一时期中国则受困于残酷内战——太平天国战争死亡人数一般估计达2000万人。随后则是短暂的“同治中兴”和地方势力的兴起。洋务运动的失败使中国体制内改革的最后希望破灭了，清王朝之后再也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等到1880年代末，西欧列强完成欧洲的瓜分，俄国也已在1885完成对中亚的占领，现在轮到了中国。毫不奇怪，下一十年就成为列强在华激烈竞逐的时代，1890年代因而也是中国近代边疆危机最严重的时代。

在19世纪末期，没有人怀疑列强会以更粗暴的手段对待中国。继甲午战争中令人沮丧地惨败于日本后，1898年成为中国近代外交史上的大灾年，接连向俄、英、德等过割让旅大、威海、九龙、胶州湾等地。在华的列强对了自身利益，进行了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外交活动。德国为离间法俄同盟而支持俄国，而英国又支持德国1898年租借胶州湾，并且只要该地愈偏北，将愈“受英国人之欢迎”……“将使俄国独占华北沿海的局面宣告结束。”英国为阻止俄国势力过强，扶植日本，日本得到这一保证后，再无后顾之忧，1904年发动日俄战争；但战后不久，英国却出于遏制德国的目的，又于1907年与俄国结成同盟。那几年（1895-98），北京的总理衙门简直变成了交易所、公证所，经常挤满了带着译员的外交官，一连几小时、几天、几星期地在那里讨价还价，进行种种交易，核对和签署各项条约、协定、税率表、界桩和哨所清册等等，不时提高嗓门，“激动”起来，用五花八门的外交名词吓唬人，什么“郑重知照”、“严正声明”、“强烈要求”等等，目的在于以“严重后果”的前景使清朝官员产生“深刻印象”。（《日俄战争外交史纲，1895-1907》）

例如日本在甲午战争后割占辽东，性子太急了，侵犯列强利益过快，俄德法三国就联合干涉，逼它把吞进去的再吐出来。其情形恰似一群恶汉各举刀叉瓜分蛋糕，彼此提防他人，如果有人切得过大过快，旁人立刻就要反制——虽然这种反制本身是因为他自己想吃蛋糕，但至少能保全相对还算完整的蛋糕，不至于切得太快。

至于大洋彼岸的美国，当时还不是一个受尊重的势力。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第二天，法国驻柏林大使问德国人“美国将会怎么说？”后者回答道：“不会说什么的，要知道，他们既无海军，又无陆军。”德国人用欧洲的尺度来衡量美国，这在当时是完全正确的。1900年美国提出的“门户开放、利益均沾”在客观上是调和了一点列强在华的利益，这一政策构成此后百年美国东亚政策的核心：即不使该地区出现一个排他性的力量。

当然，天真地指望“以夷制夷”也未必成功，因为互相冲突的列强利益也能自我调整。这一点在1907年尤为明显。这一年3月，日俄签署第一次密约，分别承认对方在朝鲜和外蒙古的特殊利益，而“不阻挠此种关系之继续发展”；6月又签定日法协定，相互承认在中国的势力范围；8月，英俄相互承认对方在西藏、阿富汗的利益，并就划分伊朗的势力范围达成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