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不能够,也不应当欺骗的” ——读瞿秋白《多余的话》有感

“历史是不能够，也不应当欺骗的”

——读瞿秋白《多余的话》有感

蔡蕾蕾历史文化学院 2012011173

1935年7月5日天津《大众报》上有一则报道，是这样记述的：

长汀通讯-瞿秋白系共党首要。本年三月中旬，于长汀水口地方被保安十四团钟绍奎将其俘获，当时瞿犹变名为林琪祥。拘禁月余，莫能辨认。后呈解长汀，经三十六师军法处反覆质证，彼乃坦然承诺。于是优予待遇，另辟闭室。时过两月有余，毫无讯息。今晨忽闻瞿之末日已临，登时可信可疑，记者为好奇心所驱使，趋前叩询，至其卧室，见瞿正大挥毫笔，书写绝句。

书毕，至中山公园，全园为之寂静，鸟雀停息呻吟。信步至亭前，已见小菜四碟，美酒一饔。彼独坐其上，自斟自饮，谈笑自若，神色无异，酒半乃言曰：“人之公余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我们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继而高唱国际歌，打破沉寂之空间。酒毕，徐步赴刑场，前后卫士护送，空间极为严肃。经过街衢之口，见一瞎眼乞丐，回首一顾，似有所感也。既至刑场，彼自请仰卧受刑。枪声一发，瞿遂长逝人世矣！

一、关于《多余的话》

我仿佛看到一个清瘦的青年，在行刑前的那个晚上，在那个他待了数月的监闭室里，挥动手中的毛笔，看似铿锵有力。他将自己的内心深度剖析，丝毫没有掩饰与遮挡，将心中的苦闷、疲惫、脆弱与真诚留在了这将近两万字里。《多余的话》成为瞿秋白的绝笔，他终于可以拥有“甜蜜的”“伟大的”“可爱的”休息了。我反复读了《多余的话》五遍，内心强烈地感受到了瞿秋白这十几年在政途上的衰惫与痛苦，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减弱对世界的热爱与不舍，“这世界对于我仍然是非常美丽。一切新的、斗争的、勇敢的都在前进。那么好的花朵、果子，那么清秀的山和水……月亮的光似乎也比从前更光明了。但是，永别了，美丽的世界！”他毕竟是一个将行之人，一切都已经“过时”了吧！

《多余的话》是几页快被翻烂了的书，历史上对瞿秋白《多余的话》最好的定性莫非陈铁健了，他在他的《重评〈多余的话〉》中对其有深刻的理解：“其实，《多余的话》是一个活生生的，内心充满矛盾的，襟怀坦白而又心情复杂的人，在临终之际所作的一篇自白。它不仅无损于烈士的革命大节，相反，它以罕见的自我解剖，深刻地表现了瞿秋白的内心世界的种种矛盾，它既有长处，也有弱点；既有夺目的光辉，也有使人不爽的灰暗。光辉是主要的，灰暗是次要的。”1若在不了解瞿先生的生平的情况下初次阅读此稿，的确会产生误会，因为书中句句表现出来的皆是瞿秋白内心的一种无法抑制的痛苦、疲惫、脆弱、孤独之感，这就很难让人将瞿秋白行刑前那慷慨赴义的形象与书中表达出来的这个近似“悲观主义”的一个“离开了队伍好久了”的狱中形象结合起来，但是现实中的瞿先生并非如此“堕落”“懦怯”，相反，他对党和同志一片赤诚，在革命斗争中不遗余力，将毕生消耗在这里，但是理想和现实的矛盾总是如此难于调和，因为革命事业，他几乎很难将精力放在那个“家”——文学。

可惜在过去的70多年里，瞿先生在天堂过得并不安稳。正如瞿先生自己所说的“历史是不能够，也不应当欺骗的。”所以在《多余的话》中，他吐露心声，将自己的内心世界完全暴露在众人之下，坦诚的说话，而不是自我评价。在这本绝笔中，我看到的更多的是他在

1陈铁健:《重评〈多余的话〉》，《历史研究》1979 年，第 3 期。

政治上真诚的检讨，他在学术上谦虚的态度，在人生走到尽头时的一种对回到文学之“家”的渴求，毕竟是一个书生，却要在这个“历史的误会”中，扮演着政治上沉重不堪的角色，于我，看完内心已是感到不忍重负，甚至觉得这一声枪响是一针安乐剂。可是他亲笔写下的“白纸黑字”竟然成了他“叛徒”罪名的唯一证据，甚至在“文革”时期被红卫兵掘坟抛尸，这位伟大的忠诚的革命家的英魂该如何安放！这位把评判权交给他忠心的党与同志们的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竟是得到了一个不齿的“叛徒”的称号。“我留下这几页给你们――我最后的最坦白的老实话。永别了！判断一切的，当然是你们，而不是我。我只要休息。”毕竟瞿先生已经身陷囹圄不能自保，未来历史的是是非非他已经不想思考，对他而言，不再思索就是一种休息。所以他并非悻悻离去，但他也一定未曾预料到会有这么一出吧，不然他为何在开头就说“‘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何必说？”他以为，就算不说，他的真心已经昭然若揭，他说的这些“多余的话”，乃是内心疲惫、苦闷、孤寂与痛苦的宣泄，乃是正话反说，乃是对他热爱的党与马克思主义最真挚的告白，他从来没有离开过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在这方面，他是坚定的拥护者。依然是那句话“历史是不能够，也不应当欺骗的。”当瞿秋白的叛变案被渐渐平反，瞿先生的亡灵才有了慰藉。

二、关于“多余的人”

瞿先生对俄国文学有着特殊的热爱，在绝笔最后还提到“屠格涅夫的《罗亭》……都很可以再读一读。”他对罗亭曾评说：“鲁定办一桩事，抛一桩事，总不能专心致志，结果只能选一件最容易的——为革命而死。”这里的鲁定即罗亭。我们其实很好理解他为什么会这么喜爱罗亭，因为他在罗亭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瞿先生就是一个为实现共产主义最高目标不停地奋斗的一个形象，甚至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他叹息自己是一个“多余的人”，因为他觉得对什么都学过一点，读过一点，却都没有专注研究，也缺乏经验，看到现实的弊病，却无力改变，自己只是一个“最懦怯的‘婆婆妈妈’的书生”，“一为文人，便无足观”。

但一旦说到这个问题，在听完赵强教授的关于“清福”的讲座之后，我很受启发，想从这个角度来分析一下瞿先生的形象。虽然赵强教授讲座中的内容涉及的是晚明时期的文人士阶层的“清福”体会，偏重的是物质与精神的一种平衡的追求，但我想，“清福”的含义是没有时间局限的，用在瞿先生这一生的话，可能这个“清福”并不是他所一直期待回的那个“家”——文学，而是对共产主义终极理想的追求。在这里就不能从物质生活来衡量清福的重量了，因为瞿先生在他有生之年，除去对文学的热爱，另一件他所孜孜不倦的事便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与共产主义的追求，在此我要说他真的很伟大。为何？他过得疲惫的原因即他必须“时时刻刻压制自己绅士和游民式的情感”，他有他的浪漫的情怀，有对文学艺术的一种美好向往，但是现实与理想总是有一条鸿沟，也许文人与政治家这两种角色真的不能同时出现在舞台上，因而他内心痛苦，必须有所权重，可当他将自己全部精力投放于政治上时，也许是缺乏对政局的认识与实践经验，因此犯了左倾盲动错误，这让他认为自己“从此脱离了政治舞台”，可当此时再想投入“自己的家”时，却已经太晚了，因为他的毕生精力已经献给了革命事业，精力耗尽，非常疲乏了。

那么我们能说瞿先生因此真的成为了一个“多余的人”，却没有享到一点“清福”吗？不是的，我认为他已经达到了他精神的最高境界。他付出了毕生精力，渴望能实现共产主义的终极理想，因为这与他心中的“无政府主义、和平博爱世界的幻想没有冲突”，因此斗志昂扬，就算走到生命最后一刻，也在宣扬他的革命思想，虽无“治国平天下”之想，不想做“王者之师”与“诸葛亮”，但他一生的轨迹足以证明他已经为到来的一切做好了准备，也成为了这一伟大理想的牺牲品。

如果此时拿一个话筒在他面前，采访他对于他的这一生是否后悔，他必会斩钉截铁地回答不会，因为他在生命的尽头时说过：“如果人有灵魂的话，何必要这个躯壳！但是，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