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的想象与历史的可能_依托文本展开想象

文学与历史的关系错综复杂。通常的理解是，文学叙事自然体现着作家的想象的自由和可能的虚构，而历史恰恰应该相反，以缜密的逻辑和严肃的记载作为推理方法和叙述形式。其实，历史本真已经避免不了遭到怀疑，文学本真又是虚构，文学话语能够重现历史，已经是主体的想象或者猜测，然而，正因如此，历史与文学，二者的虚伪或者真实已经成为无法研究的真相。比如，叙事性在历史陈述中占有重要地位，它使历史立体而鲜活、丰富而圆润。新历史小说中的叙事试图为真正的历史添枝加叶，虽然这可能是作家虚构的或者想象的。作家或者历史学家都有必要，对历史要件进行梳理、整合、调整，力图把混乱、芜杂、琐碎的历史碎片“驯化”成公众认可、时间检验之后的实在历史。然而，这些“驯化”的历史全面展现崇高和美了吗?展现历史发展中的血腥和残暴了吗?展示偏于一隅的偶发事件了吗?我们是怀疑的。实事求是去理解，所有这些怀疑和追索不可能穷尽所有历史的全貌影像、发展的完整图景，更何况作家主体对历史的想象。

中国文学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诸多文学史对“历史的文本性”和“文本的历史性”的问题作出诠释，文学史也对“新历史主义”提法、“新历史小说”的出现给予一定回应，但较多还是语焉不详，也比较简单，并不是文学史的重点推介范畴。格非的《迷舟》、《敌人》，莫言的《红高粱》，周梅森的《军歌》、《国殇》等描写各类人在战争中生存状态的生存状况；陈忠实的《白鹿原》，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故乡面和花朵》，张炜的《家族》，王安忆的《纪实与虚构》，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等以家族史的方式对历史进行新的解释等等。

很显然，莫言小说与历史事件是有关系的，但是，详细剖析，小说中的历史事件与人们熟知的叙述却是若有若无、枝蔓缠绕。从《红高粱》开始，沿着《天堂蒜薹之歌》《丰乳肥臀》《檀香刑》《四十一炮》《生死疲劳》到《蛙》，可以说，中国近代史在莫言的小说叙述中完成其发展进程。1900年，八国联军进北京，刽子手赵甲按照袁世凯的要求对自己的亲家、“暴民”孙丙执行最残酷的刑罚“檀香刑”，杀鸡做猴、威吓黎民、以示效尤(《檀香刑》)。1939年(古历)8月，“我爷爷”、土匪余占鳌率领众乡亲伏击日本鬼子，杀敌数十，乡亲们也损失严重，大多数青壮年土匪战死，只剩下余占鳌和几个老弱病残者(《红高粱》)。1950年，大头婴儿蓝千岁出生，伴随着新中国的诞生，蓝千岁开始“生死疲劳”的奔袭，从一个地主西门闹依次转世成为驴、牛、猪、狗、猴，最后转世成为一个怪胎、奇特的大脑袋孩子蓝千岁(《生死疲劳》)。1980年，一个表述是，《蛙》中的姑姑开始推行“计划生育”的慨而慷的节育计划；另一个表述是，《四十一炮》中的十岁“肉孩”罗小通智商超群、鬼怪精灵，善于吃肉、善于演讲，精于诡辩、精于管理，他成为一个被想象的“炮”孩子(《四十一炮》)。1987年，天堂县发生蒜薹无法卖出事件，引起群众上访，造成群死群伤的事件(《天堂蒜薹之歌》)。进入新世纪以后，莫言的许多中短篇简明扼要地叙述着这短暂的历史，如《欢乐》描述高考的疯狂，《师傅越来越幽默》刻画世事的艰辛，《红树林》描写社会的沉沦。而饱受争议的《丰乳肥臀》，从公元1900年开始写，一直延续到1990年前后。《生死疲劳》更是通过个体的六道轮回，用荒诞的叙事手法，以半个世纪的狂欢来呈现民族历史的流变。这样的叙述，勾勒出莫言对历史的个性化理解，正如王德威所说，莫言叙述的尽头是“历史与革命的决裂”。

类似《丰乳肥臀》这样的“异端文学”的命运是可想而知的。小说与主流话语产生冲突，因为其虚构的故事与熟知的历史不尽相同，遭遇怀疑、抗议或者不被认同，比如《七乳肥臀》的不被接受，《檀香刑》不被某些奖项选择，似乎是一种必然。当然还有各式各样的以各种“异端文学”面孔出现的“挑战者”，比如《废都》、《上海宝贝》等等。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间的推移，曾经被打入冷宫的小说又恢复了其合法的身份，比如贾平凹《废都》、莫言《丰乳肥臀》。

事实上，文学对历史构成和文化沉淀起到重要的作用，而对历史的民间化、草根化、个性化理解是应该被接受的。莫言认为，“小说和历史是分离的。我觉得中国很多所谓的正史都是史官修正的，经不起历史的推敲。只有那些百姓口头代代相传的历史才经得起考验”。莫言小说和正襟危坐的历史是有距离的，其文学的历史化想象对某些历史的进程有所怀疑和否定。

历史是丰富的，记载翔实而严肃；文学是自由的，充满活力和变化。文学的存在是对于历史的有效补充和合理的局部扩张。“文本将不确定性和转瞬即逝的飘逝存在加以形式化，将存在的意义转化为可领悟的话语符号，那么，历史诗学则还原存在的历史性，敞开存在的意义，在介入与世界的本体论对话中恢复现代人业已萎缩的历史意识。”尽管文学不是历史，但其敞开的态度和宽容的意识，对历史来说是有意义的影像符号。

莫言小说有着个性的思索和文化的选择。莫言小说的许多细节使我们重新思考历史与文学的关系。莫言的《红高粱》中很多细节就可能是历史真实的一副面

孔。比如《红高粱》中，土匪余占鳌袭击鬼子的故事，莫言老乡张世家就绘声绘色地讲起了公婆庙大屠杀的事。他就是公婆庙村的人，1938年3月中旬，游击队在孙家口村大桥埋上了连环铁耙，伏击了日本鬼子的汽车队，经过浴血奋战，打死了日本鬼子四十多人，其中还包括一个少将中冈弥高。几天后，日本鬼子大队人马前来报复，但被指错了方向，没包围孙家口，却包围了公婆庙，屠杀了手无寸铁的老百姓一百零三口，整个村庄被夷为平地。莫言哥哥管谟贤说，小说《红高粱》写爷爷和父亲去伏击日本鬼子的事是有其故事原型的。这就是发生在1938年3月15日的孙家口伏击战。据县志记载，当时胶(州)沙(河)公路上常有日本汽车过往孙家口。3月15日晨，国民党游击队曹克明部400余人，在冷关荣部、姜黎川部配合下，埋伏在村内村外，截击了日军。在《红高粱》中，战争变成了余占鳌率领众人伏击了鬼子，国民党和八路军只是辅助性地打了鬼子的冷枪。还有在红高粱地里颠轿的故事。这种类似于闹洞房的场景，莫言就曾从村里的老轿夫嘴里听说过，轿夫在路上折腾新娘子的事情确实有过。“如果女方或者是男方家里比较吝啬，把轿夫打发得不高兴，给的赏钱不够，轿夫们可能就不高兴了，就这样颠来颠去。”但电影中那场载歌载舞的“颠轿”戏，却是张艺谋在民俗基础上的创造。莫言介绍“这个情节在我小说中也是浓墨重彩，张艺谋又夸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