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出时代的史诗

写出时代的史诗（文学观象）

《人民日报》（2014年10月31日24 版）

对话人：张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教授）

白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王鸿生（同济大学文学院教授）

关仁山（河北省作家协会主席、作家）

廖奔（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研究员）

核心阅读

创作史诗性作品，作家除了要有精准地把握现实的能力与精湛的艺术表达能力外，还要具有哲学、历史学、社会学等知识融会而成的文化厚度、思想深度，以及用这种特有的素质打量生活、处理素材、提炼意蕴的非凡功力我们迫切需要在全球化的切身处境里，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壮阔实践中，有效地梳理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发掘、赓续、重铸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脉和核心价值追求，并锻造出具有史诗品格的文学艺术作品

当下的现实，既复杂难辨，又变动不居，直面这样的现实，风险大，难度大，比那种狂欢式的写作要艰苦得多，需要作家具备相应的修养、勇气与思想认知能力

眼下的写作从单一宏大叙事到丰富的个体情感张扬是一大进步，然而也要看到，私人写作、个体情感要汇入社会主潮，才能共同描画出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

而其立场、视角、经验、技巧也可以为史诗创作增加血肉、真实感、新鲜度和丰富性

张江：我们生活在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这个时代为作家、艺术家提供了丰沛的营养和鲜活的体验。但是，纵观这些年的文学创作，能够与这个伟大时代相匹配的作品实在不多，庄严厚重、气势恢宏的史诗之作更是难见。有高原而无高峰，碎片化、个体化、感官化的填充物遍地皆是。震撼民族心灵的精神气象，天风浪浪、海山苍苍的合唱，几为绝响。何以如此？值得我们深刻反省。

当下文学缺乏史诗气象

白烨：改革开放30多年来，从人们看得见的日常生活，到看不见的心理世界，都发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变化。这种从经济到文化、从物质到精神的历史性变迁，的确给当代文艺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创作素材与写作契机。从理论上讲，我们确实处于一个孕育文艺精品的伟大时代。但从实际上看，我们却没有取得与这个时代相适应的文艺成果。我记得前些年，在一些研讨会和座谈会上，理论批评界想举出一些相对完整地追踪与记述改革开放30多年历史发展进程，并具有较高文学性与较大影响力的小说作品，但想来想去，举出的作品都不甚理想。我们还缺少与这个伟大时代相称的精品力作，确是不争的事实。

多样化的写作中，旨在反映中国特色的社会现实，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巨大而深刻的时代变迁，以及这种社会巨变带来的心理撞击与精神新变的作品，还并不多见；而着力于典型人物形象的精心打造，尤其在写出既有独特的个性又有凛然的正气、葆有新的时代气息和精神气质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方面，还显得相当薄弱。

我想，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文艺家对不断变动中的生活现实，既需要近距离地细致观察，又需要艺术性的整体把握，这不仅要求很高，而且难度极大。这是不具备大家气度与大家能耐的作者难以达到的。它要求作家有精准地把握现实的能力与精湛的艺术表达能力，还最好具有由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哲学、历史学等知识融会而成的文化厚度、思想深度，以及用这种特有的素质打量生活、处理素材、提炼意蕴的非凡功力。用这样的标尺去衡量我们的作家，就自然带出了第二个问题，那就是与这种高要求相匹配的作家，不说绝无仅有，也是少之又少。我们的作家在知识储备上相对单一，在写作上多重视个人经验与个体视角，他们的写作，有意无意地在远离着“宏大叙事”，只是有“我”，没有“我们”，这是作家自身的问题。还有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那就是社会文化生活的趋于浮躁与实利，市场只在意作家的经济价值与作品的商业效益，只求“畅销”，不求“常销”，这样的环境氛围，势必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史诗性作品的创作与生产。

史诗是民族的精神志

张江：文学也是历史，是以特殊方式记录人类成长进步的历史，也就是人类的心灵史、精神史。世界许多民族都有史诗，中国的一些少数民族优秀长篇史诗更是精华。为什么会有史诗？因为每一个民族都需要有记录他们创世开业伟大功绩的浩浩长歌，有记录他们灵魂追索和精神寄托的绝世交响。我们号召和渴望的，不仅仅是史诗的形式，更是史诗的气度和魂魄。一个有作为的民族，不能没有自己的史诗。

王鸿生：每个民族都有其精神史。在不少民族那里，民族精神的密码，民族英雄的业绩，往往通过史诗的形式得以记载和传承。作为一种文化识别标志，史

诗曾被喻为“一个民族的族徽”。而史诗的创世性、全景性、崇高性，则镌刻着一个民族的深沉记忆及其关于未来的恢宏想象。

众所周知，汉民族的史传是世界上最发达而完备的。从《尚书》《左传》《史记》《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到历代续修的家谱、地方志，从古至今，国人的修史热情经久不衰。这种史传传统至少表明，民族精神志的记叙方式并非单一，史诗的形态也不是凝固不变的。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华文明作为一种多元融合、亘久绵延的文明，如何在全球化时代的切身处境里，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壮阔实践中，有效地梳理、整合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发掘、赓续和重铸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脉和核心价值追求，并锻造出具有史诗品格的文学艺术作品，不仅是民族文化复兴的题中之义，同时也是中国对世界文化做出新的贡献、对世界历史走向产生独特影响的重要机缘。

史诗是民族的精神志。当我们这样说时，并不意味着史诗是存放在档案柜里的已故祖先的精神卷宗。从现代解释学的角度来看，史诗（包括生活的史诗）就发生在当下，但这“当下”却叠入了“过去”的记忆和“未来”的希望。事实上，由于时间具有主体间性的特征，过去与未来、记忆与希望就像自我与他者一样，总是隐秘地存在着交相启示、交互依赖、相互生成的关系。史诗可以从一个人的创作开始，但绝不会到一个人的经验结束。史诗的作者可能是单数的，但它所承载的记忆与希望则必然是复数的。作为共同体生活的精神结晶，史诗叙述的伦理起点，就是从记忆开始，去重新想象生活，在历史中创造历史。

起源就在当下，历史就在我们自己身上。这是辩证的时间观，也是辩证的史诗观。如果意识不到这一点，或盲目受制于线性进步论、历史终结论、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观念的支配，那么人类实践的诸多可能性将不复存在，而新的史诗的创造也就无从想象。因此，深刻领会人类创世活动的永恒当下性，对于唤醒被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