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un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双百”方针：在1956年5月召开的一次最高国务院会议上，毛泽东正式公开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指“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辩论”。

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代表中央对这一方针做了权威性的阐释：“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判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

双百方针的提出，活跃了当时的文艺创作，开创了文艺理论批评与研究的新局面。

当代17年（1949-1966）诗歌的特点：第一：抒情主体的国家定位。

诗人的定位不是个体和诗歌要求的定位，而是面向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定位。

第二：个人话语空间的紧缩。

当代诗歌的意识形态化和“工农兵”化的双重演进，导致消失了个人意识。

对外部生活的关注，代替了个人感受的抒写，每当个人与外在发生对立、矛盾时，往往通过对个人的谴责和自我批评来解决。

第三：诗歌情境的抽象化。

在当代诗歌语境中，许多符号都失去了它的自然与本真，语言的能指特征迅速萎缩，一些意象都有了固定的所指。

政治抒情诗：政治抒情诗诞生于五十年代，1959年才成为“诗歌中的一个崭新的形式”，并有了理论上的阐述。

形式上看，政治抒情诗是现代自由诗在当代意识形态场域中的变形。

历史地看，政治抒情诗是另一种意识形态对《女神》式融合抒情与批判表现方式的改造，它的前辈三十年代前后的“普罗诗歌”。

除内容必须表现政治外，它还具有颂歌的文体风格。

代表诗人是贺敬之和郭小川。

散文新三家：杨朔、刘白羽、秦牧。

《茶馆》的艺术成就：主题：埋葬三个时代。

艺术特色：结构上用一个小茶馆反映一个大社会，三幕戏在一个茶馆内发生，冰糖葫芦式的结构，主要人物自始至终，次要人物子承父业，更次要人物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以人物带动故事；高度个性化的人物语言；塑造了一系列具有个性的人物形象。

李準的《李双双小传》、马烽的《我的第一个上级》、周立波的《山乡巨变》、赵树理的《三里湾》第一部反映农村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

柳青的《创业史》、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主人公徐义德、“三红一创，青山保林”：吴强的《红日》、罗广斌的《红岩》、梁斌的《红旗谱》、柳青的《创业史》、杨沫的《青春之歌》、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杜鹏程的《保卫延安》、曲波的《林海雪原》。

1956年的“双百方针”提出之后，在文坛上出现的新气象（小说、文学理论）：集中在干预生活小说和报告文学。

小说方面，一是反映外部世界或社会生活的，可以称作是“干预生活”的创作，如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一是走进人性深处，表达年轻人对爱情的理解，并以此维护个人情感和价值的，可以称作是“爱情小说”，如宗璞的《红豆》文学理论方面，文学理论界集中探讨了现实主义的有关问题，对历来有争议的问题进行了新的认识。

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阶级性与人性、世界观与创作方法、歌颂与暴露、人物塑造、风格与表现手法多样化等问题，都做了有价值的探索。

如刘宾雁的报告文学《在桥梁工地上》。

干预生活：“干预生活”是小说创作的一种类型，是在1956年的“双百方针”提出之后，在文坛上出现的新气象。

其代表作品是《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

小说的创作一是走进人性的深处，表达年轻人对爱情的理解，并以此维护个人情感和价值，可以称作是“爱情小说”。

创作更多的是要使文学重新担负起社会批判的职责，揭露生活流弊，这一趋向使文学届流行的“无冲突论”得到遏制，而一度衰微的批判性再次得到昭示。

但是后来被认为是有“修正主义的思潮和创作倾向”，所以被视为“创作上的逆流”而成为禁区。

革命样板戏：革命样板戏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特殊的词语，建国后一体化文学体制下戏曲革命化的极端产物。

“样板戏”一词源于《人民日报》。

首次开列了八个样板戏，它们是京剧《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红灯记》、《奇袭白虎团》、《海港》，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交响音乐《沙家浜》。

革命样板戏的创作理论集中体现了一元化的毛泽东革命文艺路线、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以及三突出等基本原则。

革命样板戏虽然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上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但也直接导致了文革文艺千部一曲、千人一面的机械复制现象，从而基本上阉割了艺术创造的生命力，直接阻碍和破坏了新中国文学和文艺的发展。

潜在写作：指17年和文革期间，许多被剥夺了正常写作权利的作家们的创作，包括他们当时不能发表的作品和本无发表预期的日记、书信等。

如丰子恺的《缘缘堂续笔》，食指的诗，沈从文的家书等。

“潜在写作”的相对概念是公开发表的文学作品，两者一起构成了时代文学的整体。

文革时期的低下诗歌中的代表作品：食指的《相信未来》、《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北岛的《回答》、《宣告》、《波动》，芒克的《天空》，舒婷的《致橡树》伤痕文学的奠基之作：卢新华的《伤痕》和刘心武的《班主任》《今天》刊物的特点：早期，第一，刊发了不少在“文革”中流传的“地下”作品；第二，所刊发的作品内容上真挚有力，震撼心灵，编辑风格也非常简朴前卫（粗糙的纸张，富有个性的手刻标题，配以若干出自“今天派”画家的简洁、抽象的素描）它给读者留下最深印象，是当主流文学普遍面向历史的时候，《今天》却把目光投向周围的地平线:一是不再以“昨天”的价值观念和创作方法剪切真实的内心经验和艺术想象，而是重视对二战以后西方现代文学的你了解和借鉴。

“归来”的诗人：当代诗歌批判界把七十年代末以来几代重新歌唱的诗人称为“归来”的诗人，可能缘于艾青1980年5月出版的诗歌《归来的歌》。

“归来”的诗人的主要特点，是从“诗人必须说真话”出发，重新续接了五四以来抒情与批判传统。

朦胧诗：朦胧诗：“朦胧诗”又称新诗潮诗歌，是新诗潮诗歌运动的产物，崛起于70年代末期、80年代初期，是新时期初期出现的现代诗潮，其名来源于一篇批判“读不懂”的诗的文章，因其在艺术形式上多用总体象征的手法，具有不透明性和多义性，所以被称为“朦胧诗“。

它具有着注重个人情感及内心冲突的抒写，更多地带着诗人主体的感觉、印象，呈现出内向的特点。

在内容上，朦胧诗充分肯定人的尊严和价值，主张建立平等、和谐的人际关系。

在思想上，主张让非人回归到人，以英雄主义的方式表现那个时代的人的责任感、使命感、崇高感，善于用象征、意象、通感、变形多种艺术手法来暗示特定的现实经验和生活体验。

在语言上，注重极具意象化和个性化语言的追求。

诗歌既有主题或内容上哲理的思考，又有写法上现代诗艺如象征手法的运用。

代表诗人有：食指、北岛、顾城、舒婷、杨炼、江河等人。

《受戒》主旨：通过纯真的异性朦胧情感，表达了“桃花源”式自然纯朴的生活理想。

创作特色：叙述者的插入成分特别多；闲话文体；超功力的潇洒率性自然之美；通过地域风情的描写，衬托那种纯朴的民俗；语言洗练，行文如行云流水，潇洒自然中又有法度。

“复出”小说家群：以王蒙为首的“复出”小说家群，与五四后主流性的创作风气具有极大的同构性。

“复出”，既照映出这批作家特殊的人生情况，也是其重新“讲述”历史的一个特定视角。

人道主义关怀和对历史创伤的揭露，是他们都比较感兴趣，创作也比较集中的题材领域。

代表作家有王蒙、陆文夫、邓友梅等。

《陈奂生进城》：张洁文的《爱，是不能忘记的》，谌容的《人到中年》，宗璞的《红豆》，戴厚英的《人啊！人！》寻根小说：八十年代中期，文坛上兴起了一股"文化寻根"的热潮，作家们开始致力于对传统意识、民族文化心理的挖掘，他们的创作被称为"寻根文学"。

1985年韩少功率先在一篇纲领性的论文《文学的"根"》中声明："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的文化土壤中"，他提出应该"在立足现实的同时又对现实世界进行超越，去揭示一些决定民族发展和人类生存的迷。

"在这样的理论之下作家开始进行创作，理论界便将他们称之为"寻根派"。

代表作家有贾平凹、韩少功、阿城等。

代表作品有韩少功的《爸爸爸》，阿城的《棋王》。

"寻根派"的文学主张是希望能立足于我国自己的民族土壤中，挖掘分析国民的劣质，发扬文化传统中的优秀成分，从文化背景来把握我们民族的思想方式和理想、价值标准，努力创造出具有真正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的文学。

《棋王》的主题：《棋王》事实上只写了“吃”和“棋”两个字。

在生活窘迫、精神匮乏的七十年代，“吃”是广大民众也一种最真实的心态，因为它实际暗含着许多普通人最基本的生存方式。

“下棋”在一定意义上表现出的是一种平静的精神坚持即“人还要有点东西”这正是主人公对生存的思考和大彻大悟似的超脱。

“新写实”小说：8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书写普通人的生存状态或生存本相、在价值取向、叙事风格与审美趣味方面有别于传统现实主义特别是“革命”现实主义小说的写实主义小说。

代表作家有池莉、方方、刘恒、刘震云等。

先锋小说：中国文坛8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在创作思想和形式技巧上都呈现出强烈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气息的小说创作流派。

主要代表作家有马原、残雪、苏童、格非、余华、叶兆言、孙甘露、洪峰、北村等人。

具有两大鲜明特点：（1）话语的叛逆性，即对权威叙事的颠覆与反抗。

（2）形式的前卫性，即大胆尝试最新的文体试验。

贾平凹的作品及其人物：长篇小说《浮躁》主人公金狗史铁生的作品及其人物：中短篇小说集《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舞台效果》、《命若琴弦》、《礼拜日》、长篇小说《务虚笔记》、《我与地坛》女性文学：泛指女性作家的全部作品，包括女性作家的“性别文本”和“政治文本”。

中国女性文学形成于现代，是中国新文学的组成部分。

它的产生、发展与中国新文学同步，但对我国女性文学的研究较晚，始于90年代初，1995——1996年形成高潮。

代表作家有迟子建、陈染、林白。

王安忆其《长恨歌》的主题：《长恨歌》首先写的是一个女人和城市的故事。

简单地说，一个上海女人与男人纠缠一辈子，最后不得善终的恐怖“喜剧”。

作者选择王琦瑶这个上海美女的一生遭遇进行书写另有一番情味。

早年辉煌、中年落寞与晚年的二度青春与上海这座城市在二十世纪盛衰枯荣的历程恰好构成了奇妙的同步，成了上海命运的活生生的隐喻。

她是这个城市小市民的缩影，以她的命运遭遇来反映人性的渺小与脆弱与上海的时代变迁与沉浮，更具有一种强烈的人生悲剧和历史沧桑感。

陈忠实《白鹿原》的主题：透过雄伟悲怆的政治史和凝重复杂的家族史的帷幕，我们可以窥见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深厚积淀，以此激发我们对于民族意识命运、文化命运的人性的深层思考。

关于王家新、于坚、王小妮、海子的诗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