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终结论之终结
中国现代化实践对“历史终结论”的终结及其意义
中国现代化实践对“历史终结论”的终结及其意义【摘要】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历史学家和政治评论家一直在探讨“历史终结论”的概念。
随着中国现代化实践的不断发展，这一论断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本文首先回顾了“历史终结论”的提出及其内涵和影响，然后重点分析了中国现代化实践对这一论断的终结。
接着探讨了中国现代化实践的意义和影响，以及展望未来。
总结了中国现代化实践对历史终结论的终结的重要意义，以及历史观的重构和发展。
中国现代化实践的成功挑战了“历史终结论”，为历史观的更新和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视角。
这一过程不仅对中国而言具有重要意义，也对世界范围内的历史观提出了挑战和启示。
【关键词】中国现代化实践、历史终结论、内涵、影响、挑战、重要意义、意义、影响、展望未来、历史观、重构、发展1. 引言1.1 历史终结论的提出历史终结论是由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在1989年提出的，他认为随着冷战的结束和苏联解体，自由民主制度已经成为人类社会政治发展的最终形式，世界范围内将不再有意识形态的冲突，这被称为“历史的终结”。
福山认为，自由民主制度已经取得了最终胜利，将成为全球范围内的普遍制度，未来的发展将主要是关于制度运作的细微调整和改进。
历史终结论的提出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争议，一方面，一些人认为这一理论体现了西方民主制度的优越性，标志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完善；也有人对这一观点持怀疑态度，认为历史终结论忽视了不同文化和国家之间的差异性，存在较大的局限性。
1.2 中国现代化实践对历史终结论的挑战历史终结论将自由主义民主制度视为历史的最终形式，而中国的现代化实践却展现出了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路径。
中国在经济发展、社会治理、文化传承等方面都采取了一些独特的举措，这使得西方的历史终结论在中国的现实中显得并不完全适用。
中国现代化的成功挑战了历史终结论所宣扬的唯一正确的现代化道路。
中国采取了一种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现代化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中国现代化实践对“历史终结论”的终结及其意义
中国现代化实践对“历史终结论”的终结及其意义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有学者开始重新审视并批判过去提出的“历史终结论”。
这一观点认为，在冷战结束后，自由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的主导模式，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没有了明显的意识形态对立和历史发展的动力，这种观点一度成为了学术界的主流。
随着中国不断崛起和现代化的实践，这一观点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受到了质疑。
本文将从中国现代化实践对“历史终结论”的终结及其意义进行分析和探讨。
中国的现代化实践展现了新的治理模式和制度优势。
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政府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国家战略规划和政策引导，推动产业升级、科技创新和社会改革，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和发展。
中国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中，积极探索和借鉴了西方的制度优势，逐步完善了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管理体系。
这种融合发展的方式既充分发挥了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也保障了公平和效率，实现了国家和市场、政府和社会的良性互动。
而这种治理模式的成功实践，对于“历史终结论”提出了有力的质疑，展现了现代化进程中不同文明间的交流和融合的重要性。
中国的现代化实践赋予了“历史终结论”新的时代内涵。
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得到了持续的推进，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初步实现。
这种新的现代化进程不仅为“历史终结论”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内涵，也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持久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使得世界范围内对于现代化路径和模式的多元认识和选择逐渐得到扩大和深化，为全球现代化进程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动力。
中国现代化实践对“历史终结论”的终结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的现代化实践充分展现了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多样性和包容性发展的可能性，使得世界历史进程中再次充满了变数和不确定性。
中国现代化的成功实践，为世界范围内对于现代化路径和模式的多元认识和选择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中国现代化实践对“历史终结论”的终结及其意义
中国现代化实践对“历史终结论”的终结及其意义中国的现代化实践的成功，证明了“历史终结论”的错误。
历史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在1989年提出了“历史终结论”，认为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是最终的制度形式，并预言了全球范围内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普及和巩固。
中国在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的快速发展，突破了这一理论的框架。
中国的现代化实践表明，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可以根据自身的国情和发展阶段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没有固定的终结点。
中国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路径，打破了“历史终结论”的束缚。
中国的现代化实践的成功，对其他国家和民族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中国的现代化实践充分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可能性。
中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迅速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一成就无疑激发了其他发展中国家追求现代化的动力和信心。
中国的现代化实践也为开展国际经济合作和促进世界多极化提供了范例。
中国坚持通过开放合作实现共同发展，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提供了更多选择和实践路径。
中国的现代化实践的成功，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的现代化实践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一种崭新的发展模式，即“中国方案”。
中国始终坚持和平发展的道路，坚持以互利共赢为核心的开放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和国际事务，为全球和地区安全稳定和可持续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中国的现代化实践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重要支撑，加强了世界各国的相互理解、交流和合作，为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新型国际关系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现代化实践对“历史终结论”的终结以及其意义，不仅仅是对历史理论的辩证反思和突破，更是对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启示和借鉴，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推动和引领。
中国的现代化实践应该得到充分肯定和重视，为世界注入了更多的想象力和可能性。
我们应当坚定信心，走自己的道路，推动世界的多元发展。
中国现代化实践对“历史终结论”的终结及其意义
中国现代化实践对“历史终结论”的终结及其意义“历史终结论”曾被认为是20世纪末的一个经典观点，它认为尤其是在资本主义制度获得全球优势地位之后，世界上不同政治体制之间的比拼已经结束。
这种观点提出的时候，它往往被视为西方民主国家特别是美国对于自己全球领导地位的正当化。
它含义深远，对于人类社会制度的认识、经济政治的发展甚至对于全球秩序的塑造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然而，随着中国的崛起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这个观点开始发生了变化。
中国的不断崛起和经济的高速发展，让人对“历史终结论”产生了怀疑，有人认为它已经不再适用于当今的世界。
事实上，中国的现代化实践已经对这一观点产生了重大影响，有助于对历史终结的反思和重建。
首先，中国的崛起和现代化实践让我们认识到历史是不断变化的。
事实上，“历史终结论”本身就是一个静态的思维模式，它认为世界进入了一个永恒的稳定状态，即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的获胜。
这样的观点无法理解历史的动态性与复杂性，缺乏对于人类历史进化和社会发展的深刻认识。
其次，中国现代化的实践也告诉我们，不同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可能选择不同的制度路径。
与自由民主和市场原则相关的制度体系不是无所不能的基础。
这种观点体现了文化多样性和文化自信，反对单一化、一刀切、机械化的历史观念。
第三，中国的现代化实践向我们证明，发展不是一个无所不能的过程，而是一个需要长期不断努力的过程。
过去，人们普遍相信，现代化可以通过对不同领域的经济和政治改革实现。
但现实表明，现代化进程是一场长跑，需要全社会不断努力，尤其是在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改革仍然面临挑战。
以上三个方面都是中国现代化实践对“历史终结”的终结及其意义的体现。
通过对历史终结的反思，我们可以重建人类历史发展的认识与意义。
现代化的实践也提醒我们，历史并不是结束，而是经常在演变，我们有必要针对当前的挑战，不断探索组成人类文明多样性的各种力量和模式，从而开辟出人类历史发展的更加光明前景。
中国现代化实践对“历史终结论”的终结及其意义
中国现代化实践对“历史终结论”的终结及其意义“历史终结论”是由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在1989年提出的观点，他认为随着冷战的结束和西方民主制度的胜利，人类社会将不再有大的制度性变革，民主自由制度将成为唯一的制度选择，历史将走向终结。
随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不仅在经济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也在政治和社会领域发生了深刻变革，中国现代化实践的崛起对“历史终结论”提出了挑战，这一挑战不仅改变了人们对历史终结的认识，更意味着世界格局的变化和新的历史走向的可能性。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现代化实践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成功，更体现在全面提升国家治理水平、不断完善社会制度、增强国家综合国力等方面。
在政治上，中国实践了一种独特的发展路径，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保持了政治稳定，又不断改善民众的生活水平。
在社会领域，中国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也发生了深刻变化。
这些变化和成就不仅改变了中国，也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影响。
中国现代化实践的崛起对“历史终结论”提出了挑战。
中国的成功证明了“历史终结”的假设不成立，世界上存在不同的发展路径，不同的制度模式，各国可以根据自身国情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没有一个模式适用于所有国家。
中国的发展改变了世界格局，中国的崛起使得世界上不再只有西方国家主导，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声音越来越响亮，国际秩序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革。
中国现代化实践的成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借鉴和参考，中国的成功不仅意味着中国的发展，更意味着世界上更多国家获得了发展机遇，这将对世界的未来发展产生深远的意义。
中国现代化实践挑战了“历史终结论”，但更重要的是，中国现代化的崛起提出了新的问题和新的挑战。
中国如何保持现代化的发展势头，如何在经济、政治、社会等领域持续取得成就，这需要中国不断探索和创新。
中国现代化实践对“历史终结论”的终结及其意义
中国现代化实践对“历史终结论”的终结及其意义自20世纪末以来，有关“历史终结论”的讨论一直在国际学术界和政治舞台上持续不断。
历史学家、政治学家们纷纷展开对这一理论的探讨和批判，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人》。
该书的核心观点是，随着冷战的结束和自由经济体系的胜利，自由民主制度成为了全球普世价值和政治体制的终结点，代表着人类社会长期发展的最终形态。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和各国实践的不断发展，“历史终结论”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挑战。
特别是中国这样一个拥有悠久历史和丰富文化传统的国家，其现代化实践对“历史终结论”的终结具有深远的意义。
中国的现代化实践彻底击破了“历史终结论”所代表的西方中心主义。
福山在他的著作中将自由民主制度视为“最终形态”，这种看法显然是受到了西方文明的影响。
中国的现代化实践表明，世界上不同文明之间存在着多样性和并存的可能。
中国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不仅成功地保持了自身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还不断探索出一条适合自身国情的现代化道路。
中国的成功实践告诉世人，世界上并不存在“一个最终形态”，而应该是各种文明在相互尊重、相互交流的基础上共同进步。
中国的现代化实践重新定义了“发展”的概念，对“历史终结论”的观点提出了挑战。
在福山看来，发达国家的自由民主制度已经成为绝对的政治制度标准，并通过全球化的推动，逐渐成为了全球的普世价值。
中国的现代化实践再次证明，发展的道路没有标准答案，每个国家都应该根据自身实际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道路。
中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仅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成就，还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和理论探索的范本。
中国的成功实践向世界展示了，自由民主制度并不是发展的唯一标准和唯一途径，各国都应该根据自身国情和人民意愿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
中国的现代化实践还丰富了“历史终结论”所代表的现代化道路。
在福山看来，自由民主制度标志着个人自由和法治的胜利，它是现代化的必然产物。
中国现代化实践对“历史终结论”的终结及其意义
中国现代化实践对“历史终结论”的终结及其意义历史终结论是知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他于1989年出版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书中提出的观点。
福山认为，随着冷战结束，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失败以及民主资本主义的胜利，人类历史将会终结，西方民主自由制度将成为世界上唯一的政治制度，这标志着历史的终结和人类社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中国的现代化实践对历史终结论提出了挑战，甚至可以说是对其进行了终结。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发展为核心，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使得中国在经济、科技、军事等方面都有了显著的实力提升和全球影响力的扩大。
中国的现代化实践证明了不同政治制度的可行性。
中国采取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即政治上仍然是社会主义制度，但在经济上引入市场机制和竞争机制。
中国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积极参与国际经济交往，在全球化时代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这一实践打破了历史终结论中的“西方民主自由制度将成为世界上唯一的政治制度”这一观点，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在现代化进程中依然具备可行性。
中国的现代化实践证明了经济发展是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
中国实行了一系列的经济改革措施，包括农村改革、城市改革、企业改革等，通过引进外资、扩大对外开放和加强国内市场的建设，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
中国的经济快速发展不仅改变了本国的发展路径，而且对全球经济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
这一实践揭示了历史终结论中忽视经济发展对国家现代化进程的重要作用的局限性。
中国的现代化实践证明了文化传统在现代化中的积极作用。
中国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并没有完全抛弃其传统文化价值观，而是在借鉴和吸收西方先进文化的注重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
这种文化自信使得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凭借独特的文化优势赢得了国际认可，并为世界各国提供了多元化的现代化路径。
这一实践否定了历史终结论中关于文化冲突不可避免的观点。
中国现代化实践的终结对历史终结论的意义在于提醒我们不能以单一的视角去看待世界和历史发展。
中国现代化实践对“历史终结论”的终结及其意义
中国现代化实践对“历史终结论”的终结及其意义1. 引言1.1 1. “历史终结论”的兴起“历史终结论”的兴起可以追溯至20世纪末，由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提出。
福山在其著名的著作《历史的终结》中阐述了这一观点，认为随着冷战的结束和自由市场经济的胜利，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一种理想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终极形态，即民主资本主义。
他认为，在这种制度下，人们享有政治自由、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是人类社会的最终目标。
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争议，一些学者和政治家持支持态度，认为这一论断符合事实，而另一些人则提出质疑，认为历史仍在不断发展变化，不存在终结的概念。
在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存在对“历史终结论”的怀疑和反思。
中国的现代化实践挑战了福山的观点，展现出了一个不同于西方模式的现代化路径。
中国的成功经验和发展成就，使人们重新审视了“历史终结论”的合理性，也为世界各国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现代化范本。
1.22. 中国现代化实践对“历史终结论”的挑战中国的现代化实践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现代化实践之一，它对“历史终结论”的挑战是显而易见的。
中国的现代化实践展现出了一种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路径，这与“历史终结论”所预言的西方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模式的成功是不相符的。
中国在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也在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上进行了各种实验和探索，这种探索挑战了“历史终结论”所认定的“普世价值”的唯一性。
中国的现代化实践在促进国家发展和民生改善方面表现出了显著成效，这与“历史终结论”所宣称的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模式是现代化的必然路径的观点相悖。
中国通过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取得了巨大成功，这种成功挑战了“历史终结论”对西方模式的绝对认同。
中国的现代化实践为世界上其他国家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和范本，这种思路和范本对“历史终结论”的局限性和片面性提出了挑战。
中国的现代化实践的成功经验也为“历史终结论”所带来的启示提供了有力的反驳，表明现代化的道路是多样化和多元化的，没有一种模式是绝对正确的。
中国现代化实践对“历史终结论”的终结及其意义
中国现代化实践对“历史终结论”的终结及其意义“历史终结论”是美国学者弗朗西斯·富坚尼（Francis Fukuyama）提出的一个重要思想，指的是在冷战结束后，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已经成为世界上最终的政治体系，将取代其它形式的制度。
然而，在中国的现代化实践中，这一论断已经被事实推翻，因此需要重新审视其意义。
首先，中国的崛起已经打破了“历史终结论”的观点。
在冷战结束后，西方之声一度出现了一种“唯我独尊”的情绪，认为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已经是人类最终的政治形式。
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崛起，这种观点已经被打破。
中国的崛起证明了，它所推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也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发挥作用。
因此，“历史终结论”不再适用于当前的世界情况，必须重新思考。
其次，中国特色现代化的实践也为全球治理提供了新思路。
西方的“历史终结论”过于强调单一的现代化路径和价值观，而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探索出了一条与西方不同的道路，实践证明这也是可行的。
中国特色现代化强调的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模式，注重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强调和平发展和合作共赢。
这对于全球治理提出了新的思路，也为世界提供了新的选择。
最后，在中国的现代化实践中，人们更加意识到了历史的意义和价值。
在中国的发展进程中，人们不但保留了自己的传统文化，而且加强了对历史的重视。
如果说“历史终结论”强调的是一种历史的终结，那么中国的现代化实践则强调的是历史的传承和创新。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民的历史意识和责任感不断增强，反映出文明和现代化不是相互矛盾的，而是相互融合的过程。
综合来看，中国现代化实践对“历史终结论”的终结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它不仅揭示了历史终结论的局限性，也为人类对未来发展的思考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只有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摸索出一条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才能真正实现现代化的目标。
“历史终结论”的终结
“历史终结论”的终结作者：张湘沂来源：《西部学刊》2021年第17期摘要：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把“人类意识形态和统治形式的终点”都归结为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但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在理论和现实上都暴露出无法克服的蹩脚，即在出场形态起点上，“历史终结论”歪曲了马克思的历史概念;在历史发展动力上，“历史终结论”预设了唯心主义的历史动力装置;在现实境遇上，“历史终结论”的人类普世“福音”演奏成了人类的“符咒”。
关键词：历史终结论;历史动力;历史方向中图分类号：D0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1）17-0106-03在二十世纪末，世界的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冷战结束，苏联解体，这让美国政治学者福山的《历史的终结》这宏篇叙事有余而逻辑不足的“惊世之作”仿佛一夜之间得到了“现实验证”。
福山由此宣告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是全人类政治制度的最佳选择，世界历史无论怎么发展都将只能在自由民主制度的框架下进行，并将逐步成为覆盖并拯救全人类的政治制度。
要想彻底认清福山“历史终结论”的荒谬及其流毒，有必要对其从理论到实践进行全面批判。
一、出场形态起点的歪曲在“历史终结论”的重大问题上，福山知道靠自己蚍蜉撼大树是自不量力的，于是他狡黠地努力把黑格尔和马克思拉到自己的阵营，极力说明他和两位伟大思想家是“同道中人”。
在《历史之终结与最后之人》一书中，福山认为黑格尔和马克思都相信“历史的终结”，只是对终结的设想不同。
历史的终结，在黑格尔那里是自由国家，在马克思那里则是共产主义社会[1]2。
福山“历史终结论”的主要思想源于黑格尔，在黑格尔看来，历史等同于世界历史，历史是绝对精神的外化，历史哲学无非是对历史思想的考察罢了。
因此，黑格尔认为，当历史实现了自由的国家状态，历史就进入了终结，“世界历史从东方走向西方，因为欧洲根本就是世界历史的终结，亚洲则是开端。
”[2]也就是说，黑格尔将东方和西方划分成两种不同的生存方式。
中国现代化实践对“历史终结论”的终结及其意义
中国现代化实践对“历史终结论”的终结及其意义1989年，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提出了“历史终结论”的概念，他认为随着冷战的结束和民主自由制度的胜利，世界进入了一个没有思想冲突的时代，将不再有大规模的意识形态对抗和历史的剧烈变革，这一观点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争议。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现代化实践正在对“历史终结论”提出了挑战，这种挑战不仅意味着对这一概念的终结，更重要的是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重新认识和理解。
本文将从中国的现代化实践对“历史终结论”的终结及其意义展开讨论。
第一，中国的现代化实践揭示了历史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是建立在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成功经验之上，他认为这种制度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形式，其他制度将无法与其竞争。
中国的现代化实践却表明，不同国家和民族有着不同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发展道路也是多样的，西方民主制度并不是唯一的选择。
中国通过改革开放走上了一条与西方不同的现代化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不仅打破了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更重要的是让人们认识到历史的发展是多种多样的，没有统一的标准和模式。
第二，中国的现代化实践挑战了发达国家的霸权意识。
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是在发达国家的胜利基础上提出的，他认为发达国家的自由民主制度将成为世界范围内的主导形式，其他国家只能接受这种制度。
中国的现代化实践却让人们看到，发展中国家也有可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现代化和民主化，不再需要依赖于发达国家的指导和援助。
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坚持走自己的道路，不断加强自身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已成为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家之一，这一事实给发达国家的霸权意识提出了挑战，让他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和角色。
中国的现代化实践突显了多元文明的并存和共同发展。
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是建立在西方文明优越性的基础上，他认为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胜利意味着其他文明将逐渐被同化或边缘化。
中国的现代化实践表明，不同文明之间并不是竞争关系，而是可以相互学习和借鉴的关系，世界上存在着多种多样的文明，它们可以和平共处，并共同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
中国现代化实践对“历史终结论”的终结及其意义
中国现代化实践对“历史终结论”的终结及其意义1992年，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在其著名的著作《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中提出了“历史终结论”。
他认为，随着冷战的结束和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胜利，人类社会将不再有任何本质性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变革，这标志着历史的终结。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发展，人们开始不断反思和质疑这一观点，认为中国等国家的现代化实践已经对“历史终结论”提出了挑战，对其进行了终结。
本文将从中国现代化实践对“历史终结论”的挑战入手，探讨中国现代化实践对“历史终结论”的终结及其意义。
中国现代化实践对“历史终结论”的挑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中国的发展模式与西方国家有所不同。
传统的“历史终结论”认为，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是世界上最理想的政治制度，而市场经济是最有效的经济模式。
中国的成功实践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为中国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
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逐渐增强，为世界多极化格局做出重要贡献。
中国的成功实践向世界展示了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路径，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中国还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等国际合作举措，推动了区域和全球发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中国现代化实践对“历史终结论”的挑战，不仅彻底推翻了福山的观点，更意味着世界面临着新的历史发展局面。
中国的成功实践证明，不同国家有不同的现代化道路，不存在一种通用的制度模式。
在这一意义上，中国现代化实践的终结对于世界意义重大。
其首要意义在于，中国的成功实践为世界发展提供了新的范本。
前苏联解体后，西方国家曾一度高调宣扬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的胜利，试图将其推广至全球，称之为“普世价值”。
中国的成功实践表明，没有一种模式可以适用于所有国家，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为其他国家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中国的成功实践令世界重新审视自身，推动了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
中国的崛起为世界格局带来了新的变化，世界力量对比正在发生明显调整，这对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都将产生深远影响。
中国现代化实践对“历史终结论”的终结及其意义
中国现代化实践对“历史终结论”的终结及其意义“历史终结论”是指由弗朗西斯·福山在1989年提出的观点，认为西方民主制度和资本主义经济在冷战结束后取得了胜利，将成为全球社会发展的终极模式。
福山认为，西方民主和资本主义已经找到了最佳的制度模式，没有其他模式能够超越它们，此后历史将不再向前发展。
中国的现代化实践对“历史终结论”提出了挑战，令人重新思考这一论断的合理性和普遍性。
中国的现代化实践不仅成功地推动了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而且形成了一种与西方不同的现代化路径。
中国的现代化实践揭示了历史终结论的局限性，并对其进行了终结。
中国的现代化实践的核心是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实施了一系列的经济改革和开放政策，成功地实现了由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的转变，并取得了惊人的经济增长成就。
中国的现代化实践证明了福山论断的片面性，没有一个单一的制度模式能够适应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需求。
中国的现代化实践还揭示了历史终结论忽视国家文化和历史传统的问题。
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文化传统，这不仅决定了中国的发展道路与西方不同，而且也为中国提供了独特的发展机遇。
中国的现代化实践充分利用了国家文化和历史传统的优势，在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国家治理等方面形成了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制度和模式。
这一实践证明了制度模式并非来自于理论的设计，而是来自于实践的总结和运用。
中国的现代化实践还对历史终结论的普遍性提出了质疑。
中国的现代化实践推翻了历史终结论的普遍性观点，表明世界各国可以根据本国国情和发展需要选择适合自己的制度模式。
中国的成功经验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借鉴和参考，使它们能够根据自身国情选择合适的发展道路。
这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多样化发展的可能性，打破了历史终结论带来的单一化趋势。
中国的现代化实践对“历史终结论”的终结具有重要的意义。
它表明历史并没有终结，人类社会的发展仍将继续前行。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制度可以垄断历史的发展和进步。
中国现代化实践对“历史终结论”的终结及其意义
中国现代化实践对“历史终结论”的终结及其意义中国的现代化实践对“历史终结论”的终结体现在经济领域。
福山在其著作中认为，自由市场经济的胜利标志着人类社会经济制度的最终选择，而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制度已经被证明是失败的。
中国的现代化实践表明，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经济道路，在一定条件下，国家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同样可以取得成功。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实行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政策，以及加强政府引导和干预，成功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让西方社会重新认识到，自由市场经济并非是唯一成功的道路。
中国的现代化实践对“历史终结论”的终结还体现在社会文化领域。
福山认为，西方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将成为全世界普遍接受的共识，其他文化将逐渐消失或西化。
中国的社会文化实践表明，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并没有被淘汰，而是与现代社会相融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在文化自信和文化创新上取得了重大成就，这种取得的成就不仅提升了中国人的自豪感，也表明了多元文化共存的可能性。
中国的社会文化实践让西方国家重新认识到，世界上并非只有一种文化模式。
中国的现代化实践对“历史终结论”的终结具有深远的意义。
中国的现代化实践证明世界并不是单一的，世界上存在多种不同的现代化路径。
这表明“历史终结”之说是一种对于世界发展的简化和误导，而不是事实。
中国的成功发展经验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使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国情和发展需要制定更为符合实际的发展战略。
中国的现代化实践打破了单一路线论的束缚，使世界上的各种发展道路变得更加多样化和丰富化。
中国的成功实践为世界各国提供了有益的探索和借鉴，促进了全球化的多元化和平衡发展。
世界上不同的文明和文化可以相互交流和借鉴，实现共同发展和繁荣。
中国的现代化实践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经验，为世界提供了一个优秀的发展样本。
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为其他国家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大动力和生命力，使全球范围内的人们对于中国的未来发展充满了信心和期待。
中国现代化实践对“历史终结论”的终结及其意义
中国现代化实践对“历史终结论”的终结及其意义“历史终结论”是20世纪末期由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提出的一个概念，他在其著作《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一人》中提出了这一观点。
福山认为，自古至今人类社会的发展一直是在不断寻找一种更加完美的社会制度，而自17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逐渐成为世界上主要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因而他认为这标志着人类社会发展的终结，自由民主制度已经成为人类政治组织的最终形式。
中国现代化实践的成功挑战了“历史终结论”的观点。
福山在其著作中强调了自由民主制度的优越性，认为它是人类政治组织的最终形式。
中国的现代化实践证明了其他类型的政治制度同样可以取得成功。
中国的领导层通过实施改革开放政策，成功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社会的稳定发展，使中国成为了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
这表明，中国式的现代化路径同样可以为一个国家带来繁荣和稳定，这与福山所主张的历史进程已经结束的观点背道而驰。
中国现代化实践的多样性呈现了世界发展的多元化趋势。
传统上，西方发展模式被认为是现代化的典范，而其他国家被要求按照这一模式进行发展。
中国的现代化实践证明了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发展路径，世界发展趋势呈现出了多元化和多样性。
随着全球化的加剧和信息交流的增加，各国开展现代化实践的方式越来越多样化，这也使得“历史终结论”所主张的一种通向完美社会的唯一道路变得越发不可行。
中国现代化实践的成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现代化路径，成功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社会的大规模发展。
中国的成功经验向其他发展中国家展示了，他们也可以根据自身国情和发展需求，探索出适合自己的现代化道路。
这种“中国方案”的出现不仅丰富了世界发展的路径选择，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更多的发展借鉴和参考。
中国现代化实践的成功挑战了“历史终结论”的观点，展示了不同政治体制下现代化的可行性，呈现了世界发展的多元化趋势，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更多的发展选择，并提供了一个不同于西方模式的现代化典范。
张维为历史终结论的终结观后感
张维为历史终结论的终结观后感《历史终结论》是由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于1989年发表的一篇重要论文，该论文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该文认为，随着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自由民主制度已经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形态，人类历史将不再有其他更先进的制度形式。
对于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我感到既有赞同也有不同之处。
首先，福山正确地指出了自由民主制度的吸引力和优势。
自由民主制度代表了人类追求自由与平等的价值观念，保障了人民的权利和自由，有助于促进社会进步和科技发展。
在经济方面，自由市场经济体系的运作使得资源的优化配置能够实现，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繁荣。
在政治方面，自由民主制度提供了公民参与和政治权力制衡的机制，有助于实现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
然而，我认为福山对历史的终结过早地下了定论。
首先，历史的发展是复杂多变的，人类社会依然面临着许多诸如贫富差距、环境问题等严峻挑战。
自由民主制度并非解决这些问题的唯一途径，其他制度形式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也可能适用。
例如，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为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积极的推动力。
其次，尽管自由民主制度在一些国家得到了广泛应用，但并不表示它是完美的。
西方国家中存在着一些问题，如金融危机、社会分裂、极端主义等。
这些问题表明自由民主制度仍然需要不断改进和完善。
再次，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也给历史终结论带来了挑战。
全球化使得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流和互动更加紧密，传统的国家边界变得模糊，这也意味着不同文化和制度的交流与碰撞。
在这样的背景下，其他文化和制度的影响可能会对自由民主制度产生影响，并可能导致新的历史形态的产生。
综上所述，历史终结论提出了一个有力的命题，但它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历史的发展是复杂而多样的，各个国家和地区在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的经验和条件各不相同。
我们不能简单地以一个理论来否定其他可能性，应该保持开放的思维，不断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
历史终结论的终结观后感
历史终结论的终结观后感看了关于“历史终结论的终结”相关的东西，真让我忍不住想唠唠。
想当年，“历史终结论”那可真是像个超级大牌一样闪亮登场啊。
就好像有人突然站出来，拿着个大喇叭喊：“历史到这儿就到头啦，没别的花样啦，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就是历史的终点。
”这可真够狂的。
但事实呢？就像在现实世界里打那些嘴炮人的脸。
咱就看看这世界的发展，各个国家和地区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而且都发展得风生水起。
那些所谓被判定已经到了历史终点模式之外的国家，并没有原地踏步或者走向衰落。
比如说一些新兴经济体，它们在自己的文化、社会制度的土壤里，不断探索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
像中国，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经济发展得像火箭一样快，人民生活水平蹭蹭往上冒。
在这个过程中，既有市场经济的活力，又有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能集中力量办大事。
这哪是在什么历史终点的模式里啊，分明是在创造新的历史嘛。
而且从文化的角度来看，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丰富多彩，都有着自己的价值。
如果按照“历史终结论”，难道全世界都要变成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文化和制度吗？那多无趣啊。
就像吃饭一样，要是全世界只有一种菜，那不得把人馋死。
每个国家的文化就像独特的菜系，都能给世界这个大餐桌增添独特的美味。
再说说社会治理方面，不同的国家根据自己的国情、人民的需求，有着各种各样的创新。
这可不是什么被固定在一个所谓终点模式里该有的样子。
大家都在动脑子，想办法让自己的国家变得更好，无论是在环境保护、科技创新，还是社会公平方面。
“历史终结论的终结”就像是一场打脸秀，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多元的，发展是没有固定模式和终点的。
就像一场没有尽头的冒险旅程，每个国家都是勇敢的探险家，都在探索属于自己的精彩路径。
那些试图给历史画上句号的想法，就像小孩在沙滩上画的线，海浪一冲就没了。
咱还是得抱着开放的心态，看着这个世界不断发展变化，创造出更多的惊喜呢。
张维为历史终结论的终结观后感(一)
张维为历史终结论的终结观后感(一)关于“张维为历史终结论的终结”的观后感张维为历史终结论张维为历史终结论认为，现代西方民主制度代表了历史发展到达的终点，成为了人类政治制度的最终形式，并且没有其他制度形式能够超越它。
这一理念曾经风靡一时，但也引起了不少争议和质疑。
影片内容电影《历史的终结》通过采访世界各地政治家、学者、思想家，以及普通民众，探讨了张维为历史终结论的合理性以及其可能存在的局限性。
影片为观众展现了不同国家、不同历史背景下的政治制度，从而让人们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各种政治制度的特点和弊端，从而更好地探讨张维为历史终结论的正确性。
我的观后感影片通过各种手段对张维为历史终结论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阐述，让我对这一理论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虽然现代西方民主制度在某些方面表现出了较高的优越性，但是其他政治制度也有其独特的优势，因此任何一种政治制度都无法完全代表历史发展的终点。
此外，影片不仅展现了各种政治制度的特点，还涉及到了一些其他问题，如贫富差距、人权保障等，从而为观众提供了更加全面的思考和分析角度。
总之，影片《历史的终结》非常值得一看，它通过全面的探讨和阐述，对人们认识政治制度以及历史发展的终点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考和启示。
影片的亮点影片的亮点在于对政治制度的多角度探讨和多方面分析。
在影片中，我们能够看到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历史背景的人物对政治制度的独到见解和分析，这让观众能够更加全面地认识到政治制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另外，影片还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展开了深刻的讨论。
例如，对于如何保障人权、如何缩小贫富差距等问题，影片并没有止步于表面，而是真正地对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这给观众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考角度。
影片的启示影片的启示在于让人们认识到政治制度不应当被简单地归为是非黑白的两种判断。
相反，我们应该从更加全面的角度去思考政治制度的问题，包括其历史渊源、文化背景、政治环境等多个方面。
此外，影片还启示我们，我们应该以民主和人权为核心价值观，但是我们也不能将其他问题和利益因素忽视不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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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终结论之终结章永乐：福山——后知后觉者中的先醒者字号:小中大2013-12-17 15:49:36更多59关键字 >> 福山弗朗西斯·福山王绍光历史的终结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政治秩序的起源国家能力迈克尔·曼中国国家制度2012年10月，因《历史的终结与末人》（以下简称《终结》）而名扬国际学界的日裔美国学者福山的新著《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以下简称《起源》）推出中文版。
福山本人也飞到北京为其新书做宣传。
尽管出版者和销售者用“巨著”这样的词来描绘该书，但该书在中国知识界并没有引发热烈的反响。
这一结果绝非偶然。
《起源》提出的核心命题——良好的政治秩序由国家、法治以及负责任政府三要素构成——在西方知识界也许有一定先进性，但对中国知识界来说，却绝非什么了不起的洞见。
这位在冷战走向终结之际因“历史终结论”而成名的学者，只是从西方世界流行一时的盲目乐观中较早醒悟过来，醒得比多数人更早一些而已，可谓“后知后觉者中的先醒者”。
弗朗西斯·福山一、从《终结》到《起源》福山在西方世界曾经是一位“先知先觉者”。
1989年，正值苏东阵营岌岌可危，福山在当年夏季号《国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刊物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历史的终结？”的文章，论证人类历史结束于自由民主，此后不会有新的替代可能性。
此时哪怕是在西方国家的情报界，也很少有人能想到整个苏东阵营会在短短几年内全面崩溃。
福山的预言似乎很快应验，西方世界沉浸在巨大的喜悦之中。
1992年，福山又将此文扩充为《历史的终结与末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一书，预言书变成办喜事的礼花，一时洛阳纸贵。
然而，如果换一个参照系，福山的“先知先觉”又存在着巨大的盲点。
1991年，时任耶鲁大学政治学系助理教授的王绍光发表了一篇题为“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民主国家：兼论‘政体形式’与‘国家能力’的区别”的论文，以尖锐的方式提出了“国家能力”问题。
在王绍光看来，没有强大的国家能力作为支撑的民主社会并不是可欲的。
威权政府的国家能力未必强，民主政府的国家能力也未必弱，需要的是民主与强国家能力的某种结合。
此时的王绍光尚未对“转型”的政体目标提出质疑。
但在接下来的一些年里，王绍光不仅在“国家能力”研究上走得越来越深，甚至也对“转型”的政体目标本身发生了质疑，认为完全可以在现有的西方自由民主模式之外探索新的民主模式。
王绍光在这两个方向上的探索，都对中国政治学研究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推动王绍光思考的是两方面的经验：一方面，是中国1980年代改革开放的经验，这场改革一开始采取中央向地方分权的方式，以调动地方积极性，但到了1980年代后期，已出现了中央财政拮据因而难以号令地方的局面。
《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民主国家》一文的背景就是关于中国中央政府财政汲取能力是否岌岌可危的辩论；另一方面，是苏联解体之后的经历。
苏联解体并不仅仅是政体的转换，同时更伴随着国家能力的大幅度弱化，但在大部分原成员国，尤其是俄罗斯，“转型”之后并没有出现大繁荣，反而出现了经济萧条、民生凋敝、社会混乱、腐败盛行的局面。
同时代的一些西方学者尽管没有看到中国1980年代的探索，但对俄罗斯的转型经验产生了深刻印象。
如史蒂芬•霍尔姆斯（Stephen Holmes）与凯斯•R. 桑斯坦（Cass R. Sunstein）这两位美国学者于1999年出版了The Cost of Rights：Why Liberty Depends on Taxes （《权利的代价：为什么自由依赖于税》）一书，质疑对“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经典区分，认为所有自由的保护其实都依赖于国家的税收。
由此看来，在对“国家”的研究上，1990年代的福山不仅远落后于王绍光，甚至也落后于史蒂芬•霍尔姆斯与凯斯•R. 桑斯坦这样的西方“先知先觉者”。
但福山是一个具有较强反思能力的学者。
在长期政策咨询实践中，他接触到了许多“失败国家”的例子，而9•11袭击背后的恐怖主义根源更引发了他的思考。
在出版于2004年的State-Building: Governance and World Order in the 21st century （《国家构建：21世纪的治理与世界秩序》）一书中，他将国家作为自己的直接研究对象，区分“国家活动的范围”与“国家权力的强度”，并批评在这两个维度之间的混淆。
与王绍光相比，这样的区分是“后知后觉”的，但对福山来说，却是其思想创造活动中迈出的重大一步，并且为其写作《起源》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二、《起源》的雄心与成就《起源》的基本观点是，良好的治理需要三个因素的结合：国家、法治及负责任政府（民主是问责方式之一，即政府对大多数人负责；但一个贵族或寡头政府也可能存在问责）。
《起源》的努力方向是追溯这三个要素的历史起源及其在世界不同地区的组合。
比如在讨论国家时，福山将中国作为国家建构的经典例子，认为中国国家的发育远早于西方国家。
而在讨论法治与负责任政府时，福山主要以欧洲为例子。
伊斯兰世界、印度与日本在福山的体系中也有自己的相应位置。
《起源》的雄心是建构一个关于“政治发展”的理论体系。
该书文风明白晓畅，可读性强。
作者虽然不是专业的历史学家，但用一个新的理论体系对许多常见史料进行重新解释，当能让世界史研究者们从中获取许多新的启发。
然而，作者建构的这个理论体系，从很多方面来看，却给人以某种“急就章”的感觉，对之前的学术研究成果缺乏较为系统的吸收和批判。
试举一例：“统一中国的秦朝做出雄心勃勃的努力，想把中国社会重新整顿为一种原始极权主义国家。
这个工程最终失败了，因为国家没有工具或技术来实现这个野心。
它没有激励人心的意识形态来为自己辩解，也没有组织一个党派来实现它的愿望，凭借当时的通信技术还无法深入中国社会。
它的权力所到之处，它的专制是如此暴虐，以致激起了导致自己迅速灭亡的农民起义……后世的中国政府学会收敛雄心，学会与现有的社会力量并存不悖。
在这一方面，它们是专制的，但不是极权的。
”（页145）这段论述是比较笨拙的。
福山以所谓“现代极权政体”为参照，审视了秦朝的脆弱之处，但这只是描述了现象，并没有对这些现象进行较为精细的理论解释。
引文中所提到的国家的“工具”或“技术”，其实在迈克尔•曼（Michael Mann）发表于1984年的论文“The Autonomous Power of the State: its Origins, Mechanisms, and Results”（《国家的自主性权力：其起源、机制与结果》）中就已有相当系统的理论化。
迈克尔•曼对“专制性权力”（despotic power）与“基础性权力”（infrastructural power）作出区分，前者指的是国家精英可以在不必与社会各集团进行例行化、制度化讨价还价的前提下自行行动的范围（range），是“强加于社会的权力”（power over society）。
后者指的是国家事实上渗透社会，在其领土范围内有效贯彻其政治决策的能力，即通过社会获得的权力（power through society）。
用这一对概念来分析，秦朝无疑具有强大的“专制能力”，但却缺乏足够的“基础性权力”作为支撑，尽管秦朝的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等努力标志着国家“基础性权力”某些方面的惊人飞跃。
由于缺乏充分的理论工具，福山的研究只能描述作为制度的“国家”的兴起，而无法为分析国家的能力强弱提供一个理论框架。
而在“国家能力”研究方面，王绍光在迈克尔•曼的基础上提出的由认证能力、强制能力、汲取能力、濡化能力、监管能力、统领能力、再分配能力、吸纳能力、整合能力和学习—适应能力构成的国家能力理论体系已经具备相当的成熟度。
这一体系能很好地描述和解释“国家”兴起之后的演变。
但很遗憾，我们看不出福山对如此系统的成果有什么借鉴。
即便在描述和分析国家的兴起时，福山的视角也较为简单。
《起源》非常强调国家“去血缘化”的维度，因为这是国家区别于部落社会的核心特征之一。
由此，福山将中国的国家发育历史描述为一个不断脱离家族关系影响的历史，而他所关注的汉隋之间的政治衰退，其表现也在于退回到家族政府。
他批评马克斯•韦伯忽视中国国家制度所表现出来的“去血缘化”的特征，这无疑具有某种纠偏作用。
然而，需要看到的是，中国治理制度中的“去血缘化”和儒家意识形态中对亲族关系的强调是同时进行的。
福山笔下那个“几乎符合现代官僚机构的全部特征”的西汉政府是讲“以孝治天下”的；在福山非常重视的宋朝，士大夫在主动维护科举制的同时，也在基层进行宗族自治的建设。
在该书第21章，福山解释说“也许因为中国社会如此重视家庭，国家建设者认定，他们的特别任务就是在政府中杜绝腐败根源的家族或裙带的影响”。
但这恰恰忽视了中国社会对家族的重视很大程度上是中国统治者有意推动和维护的结果。
只看到“尊贤”而看不到“亲亲”，只看到“忠”而看不到“孝”，看不到中国处理“忠”、“孝”冲突的诸多制度实践，就无法全面地理解中国。
在这个问题上，福山和韦伯虽然各执一端，但恐怕都存在有片面化的问题。
《起源》把中国作为国家建构的经典例子，认为中国国家的发育成熟远远早于西方国家。
福山也有意把对中国历史的论述放在前面，仿佛西方道路是对中国道路的偏离，这在叙述模式上与马克思、韦伯等经典作家恰恰相反。
对于中国学者来说，这看起来是一种更为“友好”的叙述模式。
但是，叙述模式的突破并不等于理论上的突破。
在福山看来，中国虽然有强国家能力，但没有法治与负责任政府，直到今天仍然如此。
而西方的国家建构进程虽然较晚发生，但三个要素发展较为均衡，在英国那里实现了第一次成熟的结合，然后又在其他国家陆续实现。
福山对西方历史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探讨这三个因素在不同的历史关节点如何逐步发展。
但在分析中国的时候，他的关注点几乎都在第一个因素上，并致力于论证后两个因素的缺失。
这一分析进路是失衡的。
在探讨欧洲的时候，福山能够用细致的历史分析，展现三个要素从低到高的发展光谱，在其中法治与负责任政府无疑存在高低、强弱之分。
在《起源》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修辞性十足的表述：“欧洲法治的基础始建于12世纪，其最终巩固还得有赖于数世纪的政治斗争。
”（页282）而所谓“基础”，实际上是在“有”、“无”之间的模糊表述。
但在分析中国时，尽管国家维度呈现了强弱之分，但在另两个维度上，问题就变成了有无问题，而非强弱问题，仿佛中国还根本没有达到谈强弱、高低的门槛。
但在具体的分析中，我们又可以看到福山指出，中国存在能支撑经济发展的“足够好的产权制度”；中国虽然缺乏正式制度来迫使统治者负责任，但统治者往往有强烈的道德责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