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叔湘语法思想述评

吕叔湘语法思想述评引言吕叔湘先生是语言学大师，是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拓荒者和奠基人之一。

香港中文大学授予吕叔湘荣誉文学博士学位的赞词充分说明了先生在现代语言学界的地位：“今日获颁荣誉文学博士学位者，是一位语文结构与匡正文句通病之专家。

英语世界中，英文之用字造句法度遇有争议，常以佛勒之意见为准。

在中文领域中，我们则惯于以吕叔湘先生之意见为依归。

”（香港《普通话》1987年第三期转载）①吕叔湘先生学识渊博，学贯中西，著作等身。

《吕叔湘全集》共十九卷，说明了先生一生在语言学领地中的辛苦耕耘。

先生一生研究的重点是汉语语法，本文拟从研究方法和理论贡献两个方面对先生的语法思想略作评述。

一、吕叔湘先生的语法研究思想及方法吕叔湘先生在语法研究中一贯重视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反对机械地模仿外语，他通常能在人们不大注意的地方看出问题，从而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见。

下面从五个方面对吕叔湘先生的语法研究思想及方法谈谈自己的一些认识。

1.重视继承传统，提倡借鉴吕叔湘先生在语法研究过程中，继承传统，重视借鉴。

他继承了前人务实和扎实的学风，发扬了中国语言学重视研究虚词的传统，不仅写过《文言虚字》这样的书专门讲述虚字的用法，而且在他的大著《中国文法要略》中以大量篇幅说明虚词的造句功能。

《中国文法要略》把词分为两大类，除了名词、动词、形容词三类实义词外，其余的词全部归入辅助词，不仅包括全部虚词，还有代词和数量词。

下卷“表达论”占全书篇幅的70%，分类说明文言和白话句子对各种意念的表达，从造句功能方面分析各种辅助词的用法。

中国的“小学”传统着眼于教育，以解释简洁、明晰、实用为宗旨，不重呆板、迂曲的理论，所以各种方法兼收并蓄，根据情况灵活运用，随宜诠释。

这种精神正是吕叔湘先生的学术思想的精髓所在，在《中国文法要略》修订本序中，吕叔湘先生说到《要略》继承了前人的这个传统。

除了对前人的继承，吕叔湘先生还积极引进和研究国外的语言学理论和方法，用以解决汉语的语法问题。

丹麦学者O.Jesperen的著作对吕叔湘先生早期的学术思想有明显的影响。

吕叔湘先生不仅译出了他的《英语语法要义》，而且在《中国文法要略》中采用了他的词级说和词组、词结说，以处理汉语的词类问题和句法问题。

70年代后期，吕叔湘先生为汉语语法专业的研究生选定的开蒙读物是O.Jesperen的《语法哲学》，这是在当代语言学文献中屡见称引的一部名著。

50年代以后，吕叔湘先生利用结构主义方法考察汉语语法事实，写出了一批内容翔实的专题论文，讨论形容词的单双音节问题、“词”的概念、“自由”和“粘着”的概念等等。

在《汉语语法分析问题》的引言中，吕叔湘先生这样说到：“下面谈问题，基本上还是在传统语法的间架之内谈，别的学派有可到之处也不排斥。

”②这本书在分析句子的结构的时候就使用了结构主义的直接成分分析法。

然而吕叔湘先生对这些概念和方法是有批判地引进和使用，对于转换生成学派的理论和方法，也持同样的态度。

所以，尽管《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引证了许多国外的文献，包括了在当时的困难条件下所能看到的最新文献，书中的阐述仍是那么的浅显易懂，读起来丝毫没有艰深晦涩之感。

这显然是由于吕叔湘先生对各种理论和方法坚持从语言教学出发，随宜诠释的原因。

2.兼顾古今中外，重视对比吕叔湘十分重视语言的古今比较和中外对比，在《中国文法要略》上卷初版例言中写道：“要明白一种语文的文法，只能应用比较的方法。

拿文言词句和文言词句比较，拿白话词句和白话词句比较，这是一种比较。

文言里一句话，白话里怎么说；白话里一句话，文言里怎么说，这又是一种比较。

一句中国话，翻成英语怎么说；一句英语，中国话里如何表达，这又是一种比较。

只有比较才能看出各种语文表现法的共同之点和特殊之点。

假如能时时应用这个比较方法，不看方法书也不妨；假如不应用比较的方法，看了方法书也是徒然。

”③这一段话对语法研究和学习都有指导意义。

我们都承认传统的中国语言学中没有现代意义的语法学这个分支，是《马氏文通》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

为什么在马建忠之前有许多那么精通汉语的学者却没有写出《马氏文通》这样的书，也没有搞出现代意义的语法学呢？原因恐怕在于没有拿汉语和英语作系统的比较。

吕叔湘先生的《中国文法要略》在文言和白话比较方面取得的成果是有口皆碑的，至今没有其他著作可以取代。

他在40年代对近代汉语历史语法的专题研究论文也是汉语历史比较方面的典范之作，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

吕叔湘先生对中外语言的对比也很重视，他在《中国文法要略》和40年代的一些论文中，就经常引用英语材料和汉语作比较。

到了建国后，吕叔湘先后在研究汉语语法的时候仍然注重比较的运用。

在《通过对比研究语法》这篇文章中有这样的论述：“一种事物的特点，要跟别的事物比较才显出来。

……语言也是这样。

要认识汉语的特点，就要跟非汉语比较；要认识现代汉语的特点，就要跟古代汉语比较；要认识普通话的特点，就要跟方言比较。

”④文中谈了五种比较：汉语和外语对比；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对比；普通话和方言对比；普通话内部的对比；讲语法的书或者文章跟语言实际的对比。

这种无处不可比的思想贯串在吕叔湘先生的著作之中，在他著名的《汉语语法分析问题》中表现得更加明显，附注中不断引证国外的文献和语言材料，建议分化补语、不再以位置为准区分状语和补语的标准时，也有中外对比的考虑。

3.多做调查研究，穷尽描写吕叔湘先生一贯主张语法研究应该以对语法现象和词语用法作穷尽的描写为基础。

他在《汉语语法分析问题》中说：“有问题就得求解决。

解决的途径首先在于对实际用例多做调查。

……事实摆得不够，道理也就难以说清。

弄清楚个别词语、各种格式的用法，才能对语法分析提供可靠的依据。

”②（P326－327）穷尽描写是吕叔湘先生的语法研究中身体力行的准则。

《中国文法要略》收集用例齐备，对语句结构和词语用法的描写至为周详。

收在《汉语语法论文集》中的论文，可以说篇篇都是占有丰富的材料和进行穷尽描写的典范之作。

以《从主语、宾语的分别谈国语句子的分析》为例，这篇论文之所以能成为经典之作，完全是因为收集的例句极为齐备，分类十分细致，再加上辨析精当，以致后来对汉语句子主宾语问题的讨论难以超出此文的范围。

4.针对汉语教学，重视实用吕叔湘先生的语法研究总是针对汉语教学，这在他的各个著作中都有鲜明的体现。

《中国文法要略》是“受当时的四川省教育科学馆的嘱托，作为中学语文教师的参考书来写的”。

《语法学习》开始连载于《开明少年》，目的是“跟少年们谈谈语法”，打算“避免讲书的形式，只在一篇的起头略为说几句，然后多安排些个有意义的事实，再配合些个有启发性的问题，让读者自己来学习”。

《语法修辞讲话》的目的是“在初学写作者中间普及语法修辞常识，减少遣词造句方面的毛病”。

在《漫谈语法研究》一文中说“解决问题是研究的动机”，在《怎样跟中学生讲语法》一文中又根据目的的不同，把语法书分成系统语法、参考语法和规范语法三种。

《汉语语法分析问题》是吕叔湘先生在语法研究中总结经验、集其大成的学术著作，“主要是为了说明汉语语法体系中存在的问题何以成为问题，说明问题的来龙去脉，借以活泼思想，减少执著”，②（P326）进而希望能把研究工作向前推进一步。

即使这样一部理论著作，也还是一再提到教学的需要。

书中最后说到“怎样用有限的格式去说明繁简多方、变化无尽的语句，这应该是语法分析的最终目的，也应该是对于学习的人更为有用的工作”。

②（P396）5.着眼汉语特点，重视语义吕叔湘先生在语法研究中一贯重视语义的作用。

《中国文法要略》以意念范畴统摄语言形式是最明显的例证，书中对各种“补词”的研究以动词为中心，分辨各种名词短语的语义功能，则具有20多年后美国学者菲尔墨所倡导的语义格分析的朴素思想。

在50年代词类问题的大辩论当中，以意义为标准划分词类已经遭到许多指摘，然而在《关于汉语词类的一些原则性问题》中，吕叔湘先生仍然强调：“无论用什么方法划分词类，词义是一项重要的参考标准，如果一种分类法的结果有跟词义大相冲突的地方，准保不受欢迎。

”⑤在《汉语语法分析问题》中，他又指出：“在语法分析上，意义不能作为主要的依据，更不能作为唯一的依据，但是不失为重要的参考项。

这有时有‘速记’的作用，例如在辨认一般的（不是疑难的）名词、动词、形容词的时候。

有时候它又有‘启发’的作用，例如在调查哪些形容词能受程度状语修饰的时候，又如在区别不同种类的宾语的时候。

至于一个‘语法实体’（一个词类、一种句子成分）归纳出来之后，不能光有一个名目，不给它一点意义内容，那就更不用说了。

”②（P331）国际语言学界在经历了结构主义洗礼之后，当前已转入结构主义之后时期，语义学和语用学已先后兴起，开始了对“意义”的深入研究。

中国“三个平面”语法思想的提出，也已经把“意义”在语法研究中的重要作用提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

看到这一切，我们不得不由衷地感叹吕叔湘先生的远见卓识。

二、吕叔湘先生在语法理论上的贡献近百年来，汉语语法研究是在不断借鉴西方语法理论、方法和体系的基础上诞生和发展起来的。

各个时期借鉴的西方语法理论、方法和体系虽然有所不同，但总的来说，都在细节上有所修正，在具体的方法上有所发展。

而能够在理论、方法和体系有重大建树的并不多见。

吕叔湘先生却在语法理论上做出了独创性的贡献。

先生在语法理论上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他的《中国文法要略》和《汉语语法分析问题》这两部著作中。

下面就以这两部书为参考，谈谈先生在语法理论上的重大贡献。

1.《中国文法要略》在语法理论上的重要贡献（1）“动词中心观”和动词的“向”吕叔湘先生从汉语叙事句的语言实际出发，提出“动词中心观”，认为“这一类句子中心是一个动词”（原书§3.1,下同），“句子的重心就在那个动词上，此外凡动作之所由起，所于止，以及所关涉的各方面，都是补充这个动词把句子的意义说明白，都可称为‘补词’。

”（§4.91）补词分为起词、止词、受词、关切补词、交与补词、凭借补词、时间补词、方所补词等。

“可是所有的补词和动词的关系并非同样密切，起词和动词的关系最密切，止词次之，其它补词又次之，如时间补词及方所补词和动词的关系就疏得很，有它不嫌多，无它不嫌少。

”（§4.91）在另一个地方又说，“一个动词除起词止词外，还可以有各种补词代表与此事有关的人或物。

补词里最重要的一种是‘受事补词’，简单些称为‘受词’。

”（§4.1）这样，一句句子的中心，或者说核心，是动词，句子中表示人或物的名词性成分是补充或限制这个动词的，都可以称为“补词”（或“补语”），而“补词”中最重要的有三种，即“起词”（主语）、“止词”（宾语）、“受词”（间接宾语）。

这就是吕叔湘先生“动词中心观”的基本理论框架。

为了说明为什么有的动词只有“起词”，有的动词既有“起词”，又有“止词”，有的动词除了“起词”“止词”外，还有“受词”，吕叔湘先生又提出了动词的“向”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