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历程

从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历程

向西方学习是一股贯穿于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的社会变革思潮，它从林则徐开始经历了一个从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到仿效西方的政治体制，再到接受马克思主义宇宙观的过程，从而使中国找到了一条走上独立自主的必由之路。历史告诉我们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学习西方应注意将爱国主义与理性认识相统一；学习西方必须结合国情，不断与时俱进；扩大对外开放以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学习1西方要在学习的基础上创造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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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西方学习是一股贯穿于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的社会变革思潮。英帝国主义于1840年发动武装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了空前的民族危机。由于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强大，中国近代先进的政治思想家探索强国富民之路，走的是向西方学习、拜西人为师的道路。

一、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内在逻辑和历程

“路漫漫兮其修远兮”，志者仍前仆后继“上下求索”，中国近代先进的政治思想家们冲破阻碍“闯出”国门，以各种方式与途径辟出不同的蹊径，可谓杂而有迹可寻，按照人类认识规律去探究，不难发现其内在发展逻辑。首先由于对付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需要，必须学习西方的军事技术；其次随之而来的外国经济侵略不是军事技术所能对付的，于是又要求发展工商，振兴经济；再次要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就势必会遇到封建制度和顽固势力的反对，必须有相应的政治改革，于是改革专制政治就势在必行；最后，要实现发展军事、振兴经济、改革政治，又离不开科学文化、人才培养和整个社会制度的变革，这就产生了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要求。即由军事→经济→政治→文化教育→政治制度，如此变革要求就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发展变化的历程。

第一阶段是从鸦片战争到洋务运动的兴起，主要学习以”船坚利炮”为核心的西方物质文明。

鸦片战争前，当世界资本主义长足向前发展之时，清朝政府依然奉行闭关自守政策，直到资本主义国家用鸦片和大炮打开中国大门的时候，他们才从“天朝大国”的梦幻中惊醒，不得不重新认识世界，审视自己。自认为不可一世的清王朝，很快被西方列强击败，并被迫与外国侵略者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这一亘古未有的大变动引起国人的极大震惊。鸦片战争失败使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改革家意识到要抵御外国资本主义的武装侵略，就要学习西方的“炮利船坚”、“工艺精良”等军事技术，从而提出了“师夷”以“制夷”的主张。此时一批在探索中开了眼界的新型知识分子，逐渐跳出“中体西用’的洋务思想的囿圈，开始考虑以西式政体来改变中国社会，继续发展向西方学习的思想，并把它推到了另一个高度。

第二阶段是从中法战争到戊戍变法，向西方学习出现了新突破。

洋务运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不能不在政治思想上有所反映，一批从洋务派中分化出来的受过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影响的上层知识分子提出了反映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和政治要求的改良主义思想。如主张“采西学，制洋器”的冯桂芬，提倡“恃商为国本”的王韬，要求振兴商务、“夺外利以润吾民”的薛福成，提出重商护商以富国富民的马建忠。虽然早期改良派对西方的认识比较肤浅，但已经把向西方学习的视线投到了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这一环节上，而且接触到意识形态和政体方面。这是对洋务派思想和实践的扬弃，也是对洋务派“自强”、“求富”思想的超越和发展，为后来的戊戍变法运动作了思想和理论上的准备。但变法运动最终以康、梁出逃，“戊戍六君子”血染菜市口而告终；同时也宣告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破产，这个惨痛的历史教训使得改良派惊醒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之路走不通，分化出一批激进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开始重新思索救国的道路。

第三阶段是辛亥革命时期，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把向西方学习的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曾回忆道:“两年之中，所见所闻，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是以欧洲志士，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也。予欲为一劳永逸之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1]孙中山、黄兴等人在向西方学习的同时伴随着进行反清革命战斗，并不断取得斗争的胜利。其重点已转移到政治革命、社会进化方面，这是“向西方学习”思想的升华，且能把这些思想付诸革命实践。辛亥革命取消封建帝制，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特别是科学与民主思潮的兴起，将近代中国迈向现代社会的历史主题全部地昭示出来，用西式文化改造中国人这一方式对传统的最后挑战，将近代向西方学习思潮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第四阶段是从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近代学习西方理论实践和探索中国新道路紧密相结合。

1912年1月中华民国成立，当时一方面民国建立，民主气氛高涨；另一方面袁世凯劫取中华民国大总统后，北洋军阀政府大力提倡尊孔读经，弥漫人心，服务于腐朽的北洋军阀政权，束缚着人们的思想，阻碍着社会的进步。为此以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为代表的激进民主主义者，意识到革命更重要的是唤起广大民众的民主意识，他们高举“科学、民主”的大旗，掀起了一场旨在批判中国封建文化思想的启蒙运动，即新文化运动。

这一阶段学习西方的最大贡献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中国人决心抛弃资本主义，向往和接受社会主义，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以俄为师。

纵观整个近代中国政治思想史，学习西方作为一种社会变革思潮，它经历了一个从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到仿效西方的政治体制，再到接受马克思主义，这么一

个由物质到精神，由感性到理性，由简单到复杂，由表及里的发展过程。

二、对外开放对国家发展的启示

以上四阶段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认识发展历程，反映了人类认识的发展规律，中国人不可能超越规律去认识西方文化，每一个阶段都是认识总过程的必要环节，各有各的贡献。前一阶段都是后一阶段的必要准备，是认识升华的阶梯，它启迪人们学习西方的内容和改革中国社会的方式与目标，应在下一阶段中作更深层的调整，以此推动中国近代社会不断前进。对于今天的对外开放它同样也提供了深刻的启示。

(一)学习西方应注意爱国热情与理性认识相统一。自鸦片战争失败起,先进的中国人为了挽救民族危亡,抵御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寻求救国良策纷纷向西方学习。尽管思想家们在不同时期学习西方的政治立足点不同,学习的内容和途径各异,但学习的目的都是为了使中国独立富强。这表明先进的中国人既有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又有对现实社会的理智认识。他们没有因爱国而像保守派、顽固派那样情感化地全盘否定西学,也没有因看到他国发达而盲目崇拜、甚至忘记祖国。爱国主义是冲破重重阻挠,克服困难的力量之源,理性认识是正确对待外来文化的重要前提。只通西学,无爱国主义情怀,则迷失方向；只有爱国情操,无全局意识,无西学知识,则难以救国。

(二)学习西方要结合国情,以我为主，不断与时俱进，超前与错后都不会收到良好的效果。“唯物史观是以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经济条件来说明一切历史事变和观念、一切政治、哲学和宗教的。”[2]向西方学习要结合具体国情，就是指在学习过程中照抄照搬、不以客观历史条件为参照必然难以收到良好的效果。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的发展除了受其内部矛盾决定外，还要以一定的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这要求中国人学习西方，除为了启蒙国民而必须引进基础知识外，还应立足于所师从的发达国家去评判，来确定学习和钻研的领域，以期学到接近于尖端的科学。魏源曾明确提出对西方经验要“塞其害,师其长,彼且为我富强”[3]。根据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采取审慎态度,循序渐进地有所取舍,择其善者而习之。

(三)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才能实现独立、富强从而真正赢得与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较的优势。“中国要谋求发展,摆脱贫穷和落后,就必须开放。开放不仅是发展国际间的交往,而且要吸收国际的经验。”[4]邓小平同志根据我国的政治、经济情况以及世界的变化发展及时作出了对外开放、向西方学习的部署。在新形势下我国对外开放应有新的要求，主要是针对世界经济科技发展的新形势，着眼于提高国民经济素质和效益，着眼于增强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通过新思路、新举措来重优化结构、重质量、重效益，促进国民经济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我国对外开放提高到新的水平。

(四)要在学习基础上创造发展。学习先进、贵在创造，如总是原版照翻，就只能永远尾随在别人之后。对西方文化的学习、引进和吸收要重在创造，只有把吸收、批判与创造三者很好地统一起来，才能产生出反映社会发展要求、引导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