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邑移民,明代山西人的一场重要迁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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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洪武年间山西人口大迁移

明朝洪武年间山西人口大迁移

明朝洪武年间山西人口大迁移【摘要】明朝洪武年间,山西地区发生了规模宏大的人口大迁移。

这场迁移的原因主要包括自然灾害、战乱和政治因素等多方面因素。

在这一过程中,大量山西人口涌入其他地区,对当地经济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也对明朝统治产生了一定影响。

这场迁移的持续影响在许多方面仍然存在,并且对当代历史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明朝洪武年间山西人口大迁移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人口迁移事件之一,影响深远,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关键词】明朝、洪武年间、山西、人口大迁移、原因、过程、影响、经济、社会、统治、持续影响、重要性1. 引言1.1 明朝洪武年间山西人口大迁移概述在明朝洪武年间,发生了一场规模庞大的山西人口大迁移,对当地经济社会和明朝统治产生了深远影响。

这次迁移是由于当时山西地区人口过多、资源紧张,加上明太祖朱元璋的开拓政策和北伐战争的影响,导致了大量山西人口向东部地区迁移。

这场迁移持续了较长的时间,对山西地区的人口结构和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洪武年间山西人口大迁移的规模之大,影响之深远,使其成为明朝时期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

这次迁移不仅改变了当时山西地区的人口分布与经济结构,也影响了明朝政治格局和社会发展。

通过深入研究这次迁移的原因、过程和影响,可以更好地理解明代山西地区的社会变迁和明朝初期的统治状况。

2. 正文2.1 洪武年间山西人口大迁移的原因明朝洪武年间实行的土地政策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洪武年间朱元璋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推行了土地国有化政策,取消了地主的封建土地所有权,将土地重新划归给农民,导致了土地的重新分配与调整。

这一政策使得山西地主失去了大量土地,劳动力未能得到妥善安置,从而推动了大量山西人口的迁移。

明朝朱元璋的镇压封建豪强的政策也是导致山西人口大迁移的原因之一。

朱元璋为了消灭割据势力,坚决打击了封建豪强,使得他们失去了土地和财产,并被剥夺了政治权利。

这些封建豪强原本依靠自己的地位和财富在山西地区占据一定地位,但在明朝洪武年间被消灭后,许多他们的家眷和随从不得不离开山西,寻找新的生存空间。

马邑-被历史湮灭的寻根圣地

马邑-被历史湮灭的寻根圣地
1 . 江苏省 南京 市 。
西刘 氏家谱》也记 载了这一史实 。“ 寿县寿州 回族边 、
马、 赵、 朱、 陶、 哈六大 姓 氏 , 很 可 能 是 迁 入 凤 阳府 的
CANGSANG
也有记载。 由此可见 , 马邑大规模 的移 民早于洪洞大槐
树。 洪 武 七年 ( 1 3 7 2 ) 七月 , “ 广 西护 卫 指挥 佥事 脱剌 伯
故元卒 1 3 6 0 余人 , 家属 3 4 6 0 余 明廷 为 清绝 边 患 , 实行“ 移 塞 外 边 民入 内 ” 的空 边 于朔州等处招集 旧部。 俾之编伍” 【 。这些故元士卒及家属按照军队的形 政策 。经 马 邑 内徙 塞外 、沙漠 移 民始 于洪 武 元年 口, 迁 到 凤 阳的泗 州 、 虹县 屯 田。十月 , 又“ 迁 ( 1 3 6 8 ) , 至二 十一 年 ( 1 3 8 8 ) 内迁 活动 暂告停 止 。 这些 移 式组织 起来 ,
, 共4 8 2 0 人。 民大都是被政府强制迁徙 , 他们广泛地分布于江苏省 、 朔州 故元 士卒 及家 属往 泗州 虹县 ” 洪武初年 , 先后迁往安徽省的约有 5 万余人 。《 山 安徽省 、 北京市 、 河北省 、 云南 省 、 山西省 、 四川省 及 内 蒙古 自治 区等地 。
1 9 8 9年 朔州 市 建市 , 朔 县 改 为朔城 区 , 目前 朔 县的移民问题 , 更不用说 大槐树 了, 而《 明太祖实录》 却 人朔 县 ; 据第三次全 国文物普查《 朔城 清晰地记载了马邑移 民,而马邑移 民集散地却被历史 城区神头镇仍有 马邑村。 “ 马 邑故 城位 于朔 城 区神 所湮 灭 。本 文 就 马 邑这一 重要 的移 民集 散 地及 其移 民 区不 可移 动文 物 名 录》记 载 : 也 就是说 , 马 邑村是 明初 马 邑县 所在 的迁 徙 、分布 和迁 入 军 队戍边 置 屯垦 荒等 问题 作初 步 头镇 马 邑村 内 。” 探讨 。 地 。圪 针沟 在马 邑西南 7 . 5 公 里处 , 此地 原来 有一 条东 西方 向遍 地圪 针 的大沟 , 因此 叫圪 针沟 。 烟墩 村 和圪针

明朝年间山西大移民具体都移居到了什么地方?

明朝年间山西大移民具体都移居到了什么地方?

明朝年间山西大移民具体都移居到了什么地方?明朝年间山西大移民具体都移居到了什么地方?关于移民的次数,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经学者们的反复考证,洪武、永乐两朝共有17次。

简单的情况是:洪武六年(1373年),从山西及河北正定府移民至安徽凤阳垦荒。

洪武九年(1376年)十一月,再从山西及正定府移民至凤阳垦荒。

因为是冬天,政府发给移民过冬的棉衣。

洪武十三年(1380年)五月,从山西招募2.4万户百姓从军,后又都复员为老百姓,就地安置垦荒种地。

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八月,又从山西的泽州、潞州,挑选“田少丁多”或无田之家,迁往彰德、正定、临清、归德、太康等地垦种。

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九月,山西沁州百姓张从整等116户自愿外迁屯田,户部给予奖励,让他们回沁州招募居民。

同年同月,后军都督朱荣向朝廷报告:由山西迁居到大名、广平、东昌三府的百姓,一共分给他们2.6万顷土地。

同年十一月,命后军都督府佥事李恪等迁移山西百姓,到彰德、卫辉、归德、临清、东昌等地栽桑种枣,垦荒种地。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八月,冯胜、傅友德与常升等到山西招募百姓从军,共设16个卫所。

大约是平阳府选了9卫,太原、辽、沁、汾选了7卫,每卫5600人,共有9万余人。

同年十二月,朝廷命后军都督佥事李恪、徐礼去山西招募移民共598户,分别迁至彰德、卫辉、广平、大名、东昌、开封、怀庆等地。

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正月,山西马步官军2.66万人,往塞北筑城屯田。

建文四年(1402年),户部核实太原、平阳二府,泽、潞、辽、汾、沁五州,“丁多田少”及“无田之家”,迁至北平各府、州、县。

永乐二年(1404年)九月,从太原、平阳、泽、潞、辽、汾、沁移民1万户,充实北京。

永乐三年(1405年)九月,再次从以上地区移民1万户,充实北京。

永乐四年(1406年)正月,湖广、山西、山东等县吏李懋等214户人愿到北京为民,户部给他们发了安家费。

永乐五年(1407年)五月,朝廷命户部从山西的平阳、泽、潞及山东的登、莱等州,招募了5000户到北京的上林苑监,牧养栽种。

明初晋北政府移民实地考证——以朔州马邑移民为例

明初晋北政府移民实地考证——以朔州马邑移民为例

哲学史学研究明初晋北政府移民实地考证—以朔州马邑移民为例谢金星杜玲玮仝建平(山西师范大学,山西临汾041004)摘要:明初晋北移民是明初大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政府主导,以空边清乡、戍边置屯、躲避战乱为目的,将雁门关外诸州及北元蒙古控制下的汉民集中至朔州马邑圪针沟一带,再由此处分配迁徙至北平、京师、中立府及山西内地等地的移民活动。

《明实录》、《读史方舆纪要》等正史 明确记载,目前发现的大 谱材也佐证了其真实可信。

研究明初晋北地区的移民活动不仅可以打破人们对明初山西移民的固化认知,发掘新的移民研究方向,更有利于山西今日的地方文化建设。

关键词:明初政府移民晋北马邑圪针沟引言人是一切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活动的创造者®。

区域 性移民活动的研究是以某一特定时间段、特定区域人口迁 人或迁出为研究对象,从中探寻该活动与该地区政治、经 济、文化发展等诸多方面的联系。

这种联系不仅对当时社会 环境造成了影响,时至今日,人类社会生活中的诸多细节也 保留着历史活动的痕迹。

明初晋北地区的移民活动是明初大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以政府为为的。

明初,,整个北平山后地区@都处于明朝政府对北政权的战争前线,以该地区的移民政策的定大多是出于方面的 。

,出“要 <处,当,人于地”的#,明初地移民的是境遗民迁人的政。

名(1371 ),中“等 民,密境,,未见安土乐生,”④请迁 、等 民诸,经迁 17270户、93878 口。

,大 民民地迁移。

不管是为了边政策,还是日为了政策,朔 是“外连大漠,背居延面燕京,偏关左雁门,襟带水,塞为固,固西一大扼塞也”®成为明初移民迁出或迁人无法绕过的地方。

朔马邑烟墩村圪针沟,是明初政府移民活动的重要地,马邑及周地区既是移民迁出的重点区域,又是 荒的重要迁人地。

明朔州属于大府,“洪初,以州治鄯阳县省人,东北距府二百八十里。

领一,马 邑”&。

马邑位于朔州东,西有洪涛,东南有雁门关,第三次 全国文物普查《朔城区可移动文物名录》记载“马邑故城位 于朔城区神头镇马邑村内”。

马邑——被历史湮灭的寻根圣地

马邑——被历史湮灭的寻根圣地

马邑——被历史湮灭的寻根圣地在中国移民史上辐射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的移民发源地,大概要算山西洪洞大槐树了。

著名移民史专家葛剑雄在《山西移民史》的序言《家山何止大槐树》中指出,明初大量的“移民迁自山西各地,不可能都来自洪洞县,更不会全部出于大槐树。

”①大槐树移民影响再广、意义再深,也只是移民史的一部分,大槐树不过是对明初山西百万移民潮的一种集体追忆,而更多的迁徙仍然鲜为人知。

1994年3月14日《山西农民报》第四版登载的“南有洪洞大槐树,北有马邑圪针沟”就是对这一时期山西移民点形象的概括。

洪武、永乐两朝大规模外迁边塞居民,马邑及周边地区既是迁出的重点区域,又是戍边置屯垦荒的重要迁入地。

近年来,关于马邑的“圪针沟”与洪洞大槐树的“圪(棘)针沟”,两地移民后裔在互联网上进行了频繁的讨论、交流,马邑圪针沟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和重视。

据考证,在明朝遗留下来的大量官方文献中,如《明实录》《明经世文编》等,并没有特别提到山西洪洞县的移民,更不用说大槐树了,而《明太祖实录》清晰地记载了朔州移民。

朔州马邑圪针沟这个移民集散地却被历史所湮灭,本文就这一重要的移民集散地及其移民的迁徙、分布和迁入军队戍边置屯垦荒等史实作初步探讨。

由于本人才疏学浅,在查考中难免挂一漏万,如有不妥之处,还请有识之士不吝赐教。

一、马邑——明初移民集散地明初,残元势力为避明军讨伐逃往蒙古地区,因物资缺乏经常南下攻掠,严重影响边民的生活,山西是受害最频繁的地区之一。

首先,从地理位置上来说,朔州、大同位于草原游牧和农耕文化的分界线上,是蒙汉冲突的关防要地,大同处于防御前沿,是明朝军事经营的重点区域,雍正十三年《朔州志·道路》载:“东达于京,西通于秦,北及边外,南由关内至于□□,洵四达之衢,中外之交也”,南北交通的必经之路,说明朔州是“南北咽喉,东西要路”。

②从《中国历史地图集·明朝山西行都司全图》可见,马邑是“晋北之鄙”(鄙:边远的地方—笔者注),边塞移民由此南迁交通便利,所以马邑是空边政策迁出的政治移民与戍边置屯垦荒迁入军事移民的集散地。

中 国历史上的大规模移民运动有哪些

中 国历史上的大规模移民运动有哪些

中国历史上的大规模移民运动有哪些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在漫长的岁月中,曾发生过多次大规模的移民运动。

这些移民运动不仅改变了人口的分布格局,还对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永嘉之乱与衣冠南渡是中国历史上一次重要的大规模移民事件。

西晋末年,八王之乱导致社会动荡,北方少数民族趁机崛起,纷纷内侵。

永嘉五年(公元 311 年),匈奴攻陷洛阳,晋室南渡,大批北方士族和平民随之南迁。

这次移民潮使得江南地区得到了大规模的开发,为江南经济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北方先进的农业技术、文化艺术和政治制度被带到南方,促进了南方地区的发展。

安史之乱引发的移民运动也是影响深远。

唐玄宗天宝年间,安禄山和史思明叛乱,战火弥漫中原。

为了躲避战乱,北方民众纷纷逃往南方。

这一时期,江南地区进一步繁荣,成为了国家经济的重心。

长江流域的农业和手工业得到了快速发展,商业也日益兴盛。

同时,移民也带来了不同地区的文化交流与融合。

靖康之变后的宋室南迁,是又一次大规模的移民运动。

北宋灭亡,康王赵构在临安建立南宋。

大批宗室、官员、士绅、百姓纷纷南迁。

这次移民使得江南地区的人口密度进一步增加,加速了南方的城市化进程。

南方的文化教育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科举取士中南方人的比例逐渐上升。

明初的大移民也是值得关注的。

由于元末的战乱,中原地区人口锐减,土地荒芜。

为了恢复经济和平衡人口分布,明朝政府组织了大规模的移民。

从山西等地向中原地区迁移了大量人口。

这次移民促进了中原地区的农业生产恢复和经济发展,也对当地的文化和风俗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清朝时期的“湖广填四川”也是一次大规模的移民运动。

明末清初,四川地区经历了长期的战乱和天灾,人口急剧减少。

为了充实四川的人口,恢复经济,清政府鼓励湖广等地的民众迁移入川。

这次移民丰富了四川的文化和民俗,促进了当地的发展。

除了以上这些,还有一些规模相对较小但同样具有重要意义的移民运动。

比如,秦汉时期向北方边疆的移民,加强了边境的防御和开发;明清时期向边疆地区的移民,推动了边疆地区的民族融合和经济发展。

栾城县洪洞大槐树老鸹窝迁民的传说

栾城县洪洞大槐树老鸹窝迁民的传说

据县治记载,栾城县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山西省洪洞县移民,明朝永乐年间,从山西洪洞迁来在此占产立庄.县治记载的有:孟家园的孟氏二兄弟.南郄马、北郄马周、魏、谷、韩四家应帝诏从山西洪洞县石下村迁此定居.东佐、段干、宋北、楼底、永安、梅家村、小周、大周、夏户庄、南客、尹村.秦家庄秦氏三兄弟.北赵台南赵村的赵氏二兄弟.王村的王氏、马家庄的马氏、柴赵村的柴氏赵氏.胡家寨的胡氏五兄弟.山西省洪洞县王氏三兄弟,先来到彪冢落脚,安顿好老人,老二到北关占产立业,老三来到王家庄占产立业.解放初期三兄弟儿孙们每逢年节都到彪冢祭奠老人,设灶立锅吃一顿团圆饭.晚秋时节,槐叶凋落,老鸦窝显得十分醒目.移民们临行之时,凝眸高大的古槐,栖息在树杈间的老鹞不断地发出声声哀鸣,令别离故土的移民潸然泪下,频频回首,不忍离去,最后只能看见大槐树上的老鹤窝.为此,大槐树和老鹤窝就成为移民惜别家乡的标志.“问我祖先何处来,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里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鸹窝.”这首民谣数百年来在我国许多地区广为流传.洪洞县有一座广济寺院,寺院宏大,殿字巍峨,自唐宋以来,便建有驿站.常住驿官,处理四方往来的公差事务.在广济寺山门左侧有一棵“树身数围、荫遮数亩”的汉槐,阳关古道从树荫下通过.汾河滩的老鹳在古树上构巢垒窝,年长日久,特别是到了冬季树叶凋零之时,老鹳窝在古树上星罗棋布,甚为壮观.明初移民时,官府在广济寺和大槐树下设局驻员,集中移民,编排队伍,并发给“凭照川资”.当移民起程时,依依惜别,不忍离去,走了好远回首之时,只能看见大槐树上的老鹳窝.因此,大槐树和老鹳窝就成了梦绕魂牵的家乡的标志,几百年来传来传去,有的甚至把老鹳窝误传为村庄了.据说明初大槐树移民时人们谁都不愿离开自己的家,这时官府广贴告示,欺骗百姓说:“不愿迁移者,到大槐树下集合,须在三天内赶到.愿迁移者,可在家等待.”人们听到这个消息后,纷纷赶往古大槐树下,晋北人来了,晋南、晋东南的人也来了.第三天,古大槐树四周集中了十几万人.突然,一大队官兵包围厂大槐树下手无寸铁的百姓,一个官员大声宣布道:“大明皇命,凡来大槐树之下者,一律迁走.”这道命令把人们惊呆了,不久人们醒悟过来,受骗了人们哭喊叫骂,但一切都无济于事.官兵强迫人们登记,发给凭照,每登记一个,就让被迁的人脱掉鞋,用刀子在每只脚小趾上砍一刀作为记号,以防逃跑.至今,移民后裔的脚小趾甲都是复形,据说就是砍了一刀的缘故.当然被砍了一刀,是不可能遗传的了,只能说明当初洪洞移民的小脚趾甲本来就是两半的.那为什么是两半的呢按现在科学分析是为基因遗传,那就是洪洞县移民都带有小指甲复形基因,因此洪洞县移民的后代也都同样都为小指甲复形两瓣“谁是古槐迁来人,脱履小趾验甲形.”你若有兴趣,不妨自我查看.官兵强迫百姓登记后,为防止逃跑,把他们反绑起来、然后用一根长绳联结起来,押解着移民上路.人们一步一回头,大人们看着大槐树告诉小孩:“这里就是我们的老家,这就是我们的故乡.”至今移民后裔不论家住在何方何地,都云古大槐树处是自己的故乡,就是这个道理.由于移民的手臂长时间被捆着,胳膊逐渐麻木,不久也就习惯了,以后迁民们大多喜欢背着手走路,其后裔也沿袭了这种习惯.现在有些年老的人还有这种习惯.在押解过程中,由于长途跋涉,路上就经常有人要小便只好向官兵报告:“老爷,请解手,我要小便.”次数多了,这种口头的请求也趋于简单化,只要说声“老爷,我解手”就都明白是小便.此后,“解手”便成了小便的代名词.如今栾城扔叫解小便叫解小手,大便叫解大手.行进途中人们风餐露宿、忍饥挨饿.渴了喝口山泉水,饿了便集体埋锅支灶,架火熬粥.为什么说埋锅,就是在平地按照锅形挖一个坑,将坑里的土贴在坑边上把锅架起也就是将锅埋入半截,前边开一个斜马道,后边开一个口出烟,不用炉条就可以点火做饭,省工省时、方便快捷.支灶也就是地下挖一小坑再用石头土块围一圆圈□□栾城叫kelang将锅架起做饭.这一省工省时、方便快捷的埋锅支灶技术一直沿用至今.饭熟后盛上一大钵碗,几个人蹲栾城叫□□gudi、gudei在一起边吃边诉说.这一习惯一直延续到今天,饭熟了盛上一大钵碗,一只手拿碗夹饼子,一手拿筷子夹一块咸菜疙瘩,几个人gudi在门口,边吃边聊,正是迁移途中的习惯600年没改.大钵碗又叫大破碗这一盛饭的物件,也就是从那时叫起来的吧,迁途中要吃饭,每人一个大碗盛饭,行进途中不难免要碰坏,坏了也不能扔掉,丢掉了吃饭的碗就要挨饿,所以就叫成了打破碗.押解路上,沿途村民见到这一队一队的迁民,纷纷落泪,拿出衣物、粮食相送,知道他们将要离开故土、离开妻儿老小,到一个不知名的遥远地方.有的村听说迁民在此路过,在路边架设锅灶熬一锅香喷喷小米粥,拿出自家最大的盛饭碗钵碗盛上一碗粥,为他们送行、告别.队伍越走越远越走越远,邻初几天沿途还能喝上家乡的米粥,现在只有走啊走,走啊走不知走了多久,实在是饥饿难忍倒下走不动了,于是官兵想出一个办法,按其凭照所到地址进行编排形成一个小集体,选出头目,将川资统一使用,购置锅灶用具、粮食,饿了就地挖坑做饭.迁民向着新的方向,互相搀扶,相互帮助,扶老携幼,慢慢的在官兵的押解下向前步行.在长时间的行进途中,她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她们不是一个村,也可能不是一个县,也可能是洪洞县,也可能是赵城,也可能是晋城,也可能是潞城.她们都有一个恋恋不舍,欲哭无泪,毫无办法的心情,反绑双手低头慢慢走路.离开了家乡离开了热土离开了熟悉的家园,向着一个不知名的地方行进,是生是死,谁也说不清.吃的问题解决了,睡就好办了,不就是和衣而卧,天当房屋地当床,烂衣当被草当墙,风雨来了当蚊帐.年轻力壮都好说,可是年老的体弱的小孩、妇女们怎么办晴天好说,阴天下雨刮大风又该怎么办官兵是不可能让你住进客栈,烧好洗脚水,温上一壶老酒为你解乏的.官兵当然有人家的军用帐篷,晚上还要轮流给你站岗.这可难不倒迁民,自有办法,砍来树枝,抱来杂草,或就地或靠坡搭建一个临时的草房,即避风雨又防寒,年老体弱小孩妇女往里边一挤,真是胜过席梦思,赛过沙发床.人若要是困乏了,就是睡在转头堆里也香甜.迁民管这种草房叫“窝棚”,如同钻进被窝一样的棚子,这种“窝棚”与看瓜的瓜棚有雷同,但瓜棚要比“窝棚”强上百倍.可后人们也把看瓜的瓜棚也叫窝棚.山西地处太行山西边,那里没有什么战事,人民比较安居乐业,生活较为丰足.到了新地方究竟是什么样子呢谁心里也没底.金窝银窝,不如自家草窝,是啊外边再好也不如自家舒坦.谁愿意离乡背井到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安营扎寨,重打锣鼓另唱戏呢,若不是反绑双手,串成一串,早就跑了.如今走了几天几夜翻越了许多大山,路上只知道啼哭悲伤早已迷失了方向,只有听天由命,任人摆布吧……….民间传说则为“燕王扫北”.在此期间,人民遭受战乱的破坏和自然灾害的袭击,“村庄毁去十之八九,民仅存十之一二”,“春燕归来无栖处,赤地千里少人烟”.史书上记载,河北这块地方“青辚白骨”,“怵惊心目”,满目荒凉.栾城县位于冀中平原西部,河北省西南部,太行山东麓洪水冲积平原,旧时栾城人烟稀少,草深树茂,虎狼大型动物经常出没.虽然土地较为肥沃,但沟岗洼地颇多,雹灾、雪灾、洪灾、虫灾也是经常发生.移民一到指定地点,官兵换过文书交与地方,留下这一队移民面对空旷的荒野,真是:“念天地之悠悠,独怅然而泪下.”辛好,当地官府给每户发放了纹银,也就等于现在的安家费.按照官府指定,带上家人老小,或结伴或独家分散安居在栾城境内,于是就形成了现在的村落,村名也就在这时开始冠名.迁民到了新的居住地点之后,只好用自己辛勤的双手建屋造房,凭借着仅有的纹银,购置些简单的农具及家什物件勉强度日.初始建造的房屋,都是半地下,挖一个大坑,坑土砌在边沿上,也就是半阴半阳,上边用砍来的木料、杂草盖上,压上黄土抹上黄泥.这样的房屋叫地窨子,冬暖夏凉.在50年代到60年代初还有很多这样的房子,大多是临时居住和贮存杂物之用,还可用来在冬季贮存大白菜.随着时间的宽裕便开始脱坯砌房,完全建在地面上,按上门窗,垒砌院墙,当时这种房屋叫做草屋又叫安屋.迁民们见面第一句话就是,安顿老小的房屋盖了吗见面多了问候也频繁了,逐渐演变为安屋盖了吗,盖了几间安屋,在实行生产队时,为了耕作方便,生产队在村外盖几间房子喂牲口也叫做安屋、草屋.安屋、草屋是600年前迁民最关心、最情切的问候语.随着时间的推移村庄也逐渐形成,或以自己的姓氏、或以当地明显的物体、或以当地的传说、或以其近邻村庄取大小或与方向而取名.我县大部分人的祖先,都是从洪洞县大槐树老鸹窝的迁民.迁民被逼无奈离开故土之时,纷纷折槐枝采槐角作为怀念家乡之物,迁民到了新的居住地点,到处是一片荒野,只好用自己辛勤的双手建屋造房,开荒种地,不论干什么,都会联想起故乡的山山水水,为了寄托对故乡的苦恋.大多在自己新居的院子里、大门口栽种了槐树,以表示对故乡的留恋和怀念之心.槐树在新土地上生根了,长叶了;移民们在新地方住下了,安心了.槐树开花了,结实了;移民们也在新地繁衍子孙了.他们把这株槐树当作故乡的象征,当作祖先的象征.对它爱护,对它尊敬.把它视为最吉祥的树.“每逢佳节倍思亲”,逢年过节,人们面对小槐树,念故土,想亲人,寄一切情感于槐树.有的人还献上好吃的,烧上香,朝槐树叩头.家里有了什么难事,家人得了什么疾病,也面对槐树,祈求祖先保佑.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作法便沿袭成习,后来慢慢由祭祖演变为拜神.时至今日,这种习惯人们仍然沿用着.咱栾城把槐树上结的槐角叫做“槐连咯豆”,有的老人把槐树叫作“槐连”,意为想念那恋恋不舍的故土.栾城县志记载:“永乐三年1405年西泽今晋城、潞今长治二州大批农民移居栾城.”泽、潞二州农民被骗与洪洞大槐树下,强制迁来.这次迁民也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迁移.在此头一年永乐二年1404年朔州马邑县农民郭氏迁居栾城岗头村,山西太原府榆次县汗河沟农民聂氏迁居栾城.从洪武初年至永乐十五年,五十余年间组织山西百姓向外进行了八次大规模的移民活动.当时全县人口7600余人,约有1500余户,现在相当于过去的50倍.当时的栾城几经战乱与自然灾害,村庄废弃,农田荒芜,百姓也是苦不堪言,勉强度日.迁民到此更是苦上加苦,一切都得从头来,仅凭官府发放的这点纹银,很难维持一年的生计.也真是苍天有眼,大地有情,土地虽以荒芜,但在这片土地上生长着一种枝叶鲜绿而肥嫩、无毒无味的野菜,不管是沟岗还是坡地河边到处都是,迁民采此充饥,挽救了一批迁民.因此人们起名为“人情菜”,这种菜越是在闹饥荒时长势就越好,好像懂人心、通人情.还有一种菜叫“老捋”,嫩时叶面上有一层硝吃后会引起腹泻,到老时枝条上结满了小黑仔,迁民采此种子做成发糕,真是又香又甜,这也是大人孩子最爱吃的食物,并美其名曰“草籽糕”,与槽子糕今天的蛋糕相比美.这就是为什么叫老捋,意为是到老时才捋其种子.迁民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逐步摸清了什么野菜能吃,什么野菜不能食用.要想活下去就得研究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也是迁民科学家们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榆树,研究了榆叶榆树的叶子、榆钱榆树的种子的几种吃法,这也是美食家品尝不倒的美食,还有榆树皮的吃法.槐连咯豆怎样吃,草籽、草根、树皮、树根、果壳、野生瓜果等等近百种美食,但这也不及1960年的伟大发明.借此机会我向大家透露一下迁民科学家的研究成果,这一研究发明牵扯了600年的历史,牵扯了洪洞迁民的血和泪,苦累又叫苦泪,苦累是菜多面少,找些老豆角、野菜、嫩榆钱、槐花、榆树叶等等洗净,放在锅里煮煮,捞出后切碎,放在盆里,然后拿干棒子面或其他草籽面往豆角、野菜、嫩榆钱、槐花、榆树叶上撒,一边撒一边拿筷子搅拌,太干了就洒点水,当面把菜都包起来成疙瘩状时就不要撒面了.有条件的多撒一些面,无条件的少撒一点面.然后开始点火蒸,有的直接踏在锅底蒸,有的放在笼屉上蒸,不管怎样蒸都要盖严盖儿.直接踏在锅底蒸时要掌握好时间,千万别糊了.这是迁民最好的美食,面多面少总有粮食的香味.或者用蒜泥绊了那就更好吃了.男人们干了一天活,回到家里吃上一顿这样的饭,心里也会得到安慰,再苦再累也心甘.每当端起饭碗就会想起家乡,想起家乡平安无忧的日子,止不住的眼泪就会流出,因此又叫苦泪.当然苦累味道一般,现在很少食用,但可以忆苦思甜,调剂大鱼大肉.现在吃苦累也就是闹个高兴热闹,调剂一下生活而已.要说最好吃的还是榆钱炒面.那时的榆树生长的非常茂盛,树势高达,而且数量又多,榆钱又浓又密,嫩时可以凉拌、蒸食、炒食、做汤.榆钱成熟时是在4—5月,有诗曰“风吹榆钱落如雨,绕林绕屋来不住.”那大风一吹,满地都是榆钱,迁民将其收回家中,用火炒熟,搓去果翅,捣烂食用,那真是又香又甜又顶饥.说起榆钱不难免要提到榆树,那榆树除了树干之外榆钱、嫩时叫榆钱老时叫榆钱仔又叫翅果翅果、叶子、树皮、树根都能食用,从树上或根部剥下来的皮叫榆皮,当然越是根部越好,将其晒干碾成面,配上玉米面做成榆皮面饸饹、饹豆、烙饼.书中记载:“榆皮榆白枌荒岁农人食之以当粮,不损人.”当然还有槐连咯豆,采槐树种子,清水浸泡膨胀后,剥去外皮,挤掉苦汁,取食包裹在豆种的外衣——胶质物煮熟食用,或用蒜泥拌了当菜食用,也是非常好吃的食物.还有一种胡弄肚子的吃法,农闲时或在粮食及其短缺时,就以野菜,树叶,果壳,糠秕之类当做主食,单一这类食物做主食真是难以下咽.这也有办法,用一把面拌上咸盐或放一些辣椒出成浆糊,这叫糊涂栾城读du吃一口糠菜,用筷子沾一点咸浆糊或辣浆糊,胡弄一下自己的嘴就咽下去了.实质这叫胡弄自己的肚子,糠菜半年粮,窝窝头、菜饼子能吃饱就好了,这是迁民最高的理想与要求.到了60年代说大黄饼子玉米面饼子让吃饱就行了,70年代想什么时候每天吃一顿白面就好了,而现在连馍馍都不想吃了.虽然官府给每户发放了一定数量的纹银,或叫什么补助或叫什么安家费我们都不去管它,并且免赋役三年,但那时的栾城农田废耕土地荒芜,兵役、战争、自然灾害,到处都是荒凉而凄惨,真是民不聊生.就是给你一座金山,你也不好买到粮食,除非家里急等钱用,没有办法时才将手中的粮食卖出.有谁能知道洪洞迁民我们的前辈是怎样艰苦,过的又是什么样的日子,这不过仅仅是传说.。

1411年马驿的故事

1411年马驿的故事

1411年马驿的故事【引言】1411年,在我国明朝永乐年间,发生了一件震动朝野的马驿故事。

这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历史事件,不仅在当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至今仍被人们津津乐道。

本文将带领大家一起回顾这段辉煌的历史,探寻其中的人物和故事背后的真相。

【故事经过】1411年,明朝永乐皇帝朱棣在位期间,国家政治稳重、经济繁荣。

然而,在这一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动乱打破了马驿的平静。

据史书记载,当时马驿地区有一位名叫张贵的武官,因受奸臣陷害,被贬为马驿丞。

张贵到任后,发现马驿百姓生活困苦,驿站运作混乱。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张贵果断采取措施,整顿驿站,减轻百姓负担。

在他的努力下,马驿地区渐渐恢复了往日的繁荣。

然而,好景不长。

永乐皇帝听信奸臣诬陷,误以为张贵谋反,下令捉拿。

张贵闻讯后,毫无惧色,率驿站将士起义,捍卫马驿百姓的利益。

经过一番激战,张贵成功击败了朝廷派来的大军,一时名声大噪。

此时,一位名叫王刚的江湖义士加入了张贵的队伍,他精通兵法,指导张贵如何布防、调度兵马,使马驿成为一座坚不可摧的堡垒。

【故事中的主要角色】1.张贵:马驿故事的主人公,英勇果断,一心为民,为捍卫马驿百姓的利益而起义。

2.王刚:江湖义士,精通兵法,协助张贵守卫马驿,成为张贵的得力助手。

3.永乐皇帝:明朝永乐年间的一位皇帝,因误信奸臣诬陷,导致马驿故事的发生。

4.奸臣:挑拨离间、陷害忠良,导致张贵被贬的马驿丞。

【故事影响】1411年马驿故事在当时引起了广泛关注,它揭示了朝廷内部腐化、民间疾苦的严重问题。

经过此次事件,永乐皇帝开始反思自己的政策,加强对朝政的整顿。

另一方面,故事中的张贵、王刚等英雄人物,成为了民间传颂的榜样,激发了人们对于正义、忠诚的崇尚。

【结论】1411年马驿故事具有深厚的历史价值和文化意义。

它不仅反映了当时社会现实的矛盾,还展现了民间英雄为捍卫百姓利益而英勇斗争的精神风貌。

今天,我们回顾这段历史,仍能从中汲取智慧,感受到正义、勇敢的力量。

明朝洪武初年山西人口移民

明朝洪武初年山西人口移民

明朝洪武初年山西人口移民明初山西居民外迁是历史上一件十分重大的事件,河南是山西外迁移民的重要地区之一,本文试图以洪武十四年(1381)《明太祖实录》所记录的河南户口数为参照,探讨洪武元年至洪武十四年山西移民河南的规模。

一在官方记录中,《明史》和《明实录》最早出现移民记载的是在洪武六年,这一年“徙山西、真定民屯凤阳”。

洪武十四年之前移民河南的资料多见于各种家乘、碑刻中,现就所存史料洪武初年的移民作一概述。

洪武元年。

据濮阳县志记载,濮阳县曾有四次洪洞迁民,分别是洪武元年、洪武二年、永乐七年、永乐十三年。

1937年《封丘县续志》卷三《氏族志》是对该县所存家族族谱的摘录,摘录内容除迁移时间外,还包括各姓氏家谱的编篡、续修时间。

卷四《氏族别录》是对未见家谱的当地民众进行的采访,二者可相互参照。

其中卷三《氏族志》记载:“西仲宫郭氏,始祖郭大庆明洪武元年自晋迁此,传今十九世。

”卷四《氏族别录》记载:“西八丈狄氏,明洪武元年自晋迁此。

”周王村周氏、周口周氏、周庆周氏,“上三族均于洪武元年自晋洪洞县迁来”。

“后吴村杨氏,晋人,洪武元年来迁”。

沙岗桥刘氏、大李湾刘氏、粪堆刘刘氏、后河刘氏,“上四族均于洪武元年自晋洪洞县迁来。

”梅家口翟氏,“明洪武元年由山西洪洞县迁此,今传十九世”。

唐河县《惠氏族谱》称“大明洪武元年,有始祖伯通公,自山西洪洞县大槐树,奉旨迁徙河南省南阳府东唐河县”。

洛阳《王氏祠堂碑》记:“洪武元年,由山西洪洞古大槐树处,迁到河南省洛阳府北窑天华岭。

”上述家谱涉及地区有彰德府(濮阳县)、卫辉府(封丘县)、开封府(巩县、祥符县)、汝宁府(西平县)、南阳府(唐河县)、河南府(洛阳县),由北至南,范围很广。

洪武二年。

1933年篡修的《温县志稿》记载:“洪武二年,徙山西之民于温县。

今考各碑碣墓铭之类,其原籍由山西洪洞迁来者十居七八。

”洪武三年。

据1932年《孟县志》卷四所记:“明洪武三年徙山西民于河北,而迁至孟州者十九,皆山西洪洞籍。

明代山西流民问题述论

明代山西流民问题述论

历史地理第十六辑明代山西流民问题述论•安介生流民问题作为明史研究中的重大课题,引起众多学者的兴趣,富有创见性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

同时,山西流民问题也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但系统性的微观研究尚显不足。

如现代学者或从人口与耕地间的紧张关系,或从生态环境的恶化,来解釋明代流民大量涌现的原因①。

其实,日趋紧张的人地关系以及生态环境变化,只是流民问题产生的社会与自然大背景,严重的自然灾害以及赋役负担才是迫使广大农民流徙的最直接、最重要的原因,其中无法抗拒的自然灾害影响最为明显。

本文根据《明实录》等资料的记载,以自然灾害的发生情况为主要线索,较详细地探讨山西流民的发展状况,以及明朝官府的流民政策,旨在为流民问题研究的深入提供参考。

一、成化以前山西流民潮明朝初期(包括洪武、建文、永乐三朝)是继元末明初社会大动荡、人口锐减、社会经济严重倒退之后恢复重建时期,然而流民问题已露端倪,并引起最高统治者的注意,但似乎并未构成棘手的难题。

、其直接的原因大概是因为这一段时期包括山西在内的北方地区并没有出现旷日持久的灾荒,同时,朱元璋等人旨在扶持小农经济的各种政策得到较好的贯彻。

更为重要的是,在朱元璋、朱棣等人的直接干预下,明初山西民户的大批迁出,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迁岀地的人地关系。

但流民问题并没有因此而绝迹,如洪武五年(1372年),太原河曲等县“旱嘆相仍,民多逃亡”②。

二十四年(1391年),太原府代州五台县“民饥,流移者众”③。

就在洪武二十四年三月,朱元璋曾就原府代州繁峙县逃民问题,谕示户部大臣道严一―.民窘于衣食,或迫于苛政则逃,使衣:食给足,官司无扰,虽驱之使去,岂肯轻远其乡土?「今逃移之民,不出吾疆域之外,但使有田可耕,足以自赡,是亦国家「之民也。

却听其随地占籍,令有司善抚之;若有不务耕种,专事末作者,是为游民,则逮捕之。

④以黄册及鱼鳞图册为主要标志,明代建立了相当完备的户籍管理制度,从根本上讲,流民现象与户籍制度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

明朝山西洪武大移民

明朝山西洪武大移民

明朝⼭西洪武⼤移民从最初的政治、军事移民到后期的经济⼤移民,从政府组织到民间⾃发移民,明朝早期,⼭西移民⼀波波像潮⽔⼀般涌向中原⼤地、京师南京,甚⾄远达云南、海南。

仅洪武、永乐两代,⼭西⼀省净移出⼈⼝就⾼达100万。

⽽这场规模宏⼤的移民运动不过是明初全国⼤移民的⼀个缩影。

它不仅弥补了中原地区的⼈⼝不⾜,稳固了明朝政权,还为重建中原汉⽂化提供了丰厚的⽂化资源,最终成为⼭西洪洞县⼤槐树移民传说的史实来源。

1.朱元璋决定从⼭西移民 1368年,当朱元璋君临天下的时候,曾经沃野千⾥,⼈⽂荟萃的中原⼤地早已残破不堪了。

残破的⼜岂⽌是中原?蒙军⽤兵四川,兵燹连绵半个世纪,当地⼈⼝由1300万剧减为60万,直到元末也不过80万⼈。

此外,元末农民战争中,关中、两淮、湖⼴等地屡遭战乱,⼈⼝损失甚巨,社会经济陷于凋敝。

 举⽬四顾,⼤明江⼭竟有⼀多半是“⽩⾻露于野,千⾥⽆鸡鸣”的荒凉景象,作为⼀国之君,朱元璋怎能⾼兴得起来? 不过,当元末中原地区饱受荒疫兵乱之时,⼭西却是另外⼀种景象。

由于地处⾼原,加之表⾥⼭河,中原地区的各种灾疫与战乱很少波及⼭西。

⾃元末⾄明初,⼭西⼤部地区都没有发⽣⼤的⽔旱⾍灾,风调⾬顺,连年丰收,同邻省相⽐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丁兴旺。

洪武⼗四年,河南⼈⼝是189.1万,河北⼈⼝是189.3万,⽽⼭西⼈⼝为403.04万,⽐河南河北两省⼈⼝总和还多出25万。

 若从⼈⼝密度来看,此时,⼭西平均每平⽅公⾥27.52⼈,⽽河南每平⽅公⾥12.85⼈,河南的⼈⼝密度不⾜⼭西的⼀半。

这种算法并没有考虑到⼭西南北的⼈⼝分布差异。

与晋南不同,元朝末年孛罗帖⽊⼉、扩廓帖⽊⼉(均为元朝末年将领,扩廓帖⽊⼉⼜名王保保)等乱兵屡次杀掠晋北,直到明朝建⽴四年以后,⼤同依然是“城郭空虚,⼟地荒残,累年租税不⼊”的荒凉景象。

由是,晋南⼈⼝之繁密不难想象。

 这样—来,⼭西,特别是晋南地区,就出现了“地狭⼈稠⽣计难”的独特景象,就连朱元璋也意识到“⼭西民众⽽地狭”确实是⼀个问题了。

明朝移民大迁徙的原因

明朝移民大迁徙的原因

祸福之地1、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中国虽然是一个版图辽阔的国家,拥有着大片土地,但其实,这些土地并非每一块都适合人类生存,并且按照人类的发展需求,它也有优劣之分。

在封建时期,由于国家的经济来源主要是靠农业生产,而农业生产又来自于优良的田地,因此,在封建时期,一块土地是否能够带来高质量的农业经济效益,就直接决定着这块土地的优劣。

在古代,放眼整个中国版图,最具有农业生产优势的莫过于河南、河北与山东等地,这些地区土地广袤,河流纵横,且多为平原,是极佳的耕种之地。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河南、河北与山东等地,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大粮仓,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也是极其幸福的,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使得这里的物产丰富,且年均粮食产量要远高于其他地区,这使得长期生活在该地区的人民百姓衣食无忧,安居乐业。

而且粮食作为古代重要的战略资源,被历朝历代统治者所重视,为了更进一步掌控这些重要的战略资源,历朝历代统治者也喜欢将都城建在这些地方,这在很大程度上也促进了这些地区的发展。

因此,自古以来,河南、河北、山东等地经济都十分繁荣,且在历史的多个朝代,都是中国的文化政治中心,可谓是古代的发达地区。

2、万幸中的不幸正是由于河南、河北和山东等地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使得这些地方自古以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

要知道“兵家必争之地”这句话,既是一方区域的荣耀,也是一方区域其余的不幸。

荣耀在于它的战略价值极高,受到历朝历代统治者的重视,不幸在于,正是因为战略价值极高,因此也饱受战乱之苦。

翻开2000年的封建历史,我们会发现,自古以来,每逢朝代更迭之时,中原地区都会饱经战乱。

对于生活在中原地区的人们来说,在和平年代,尤其是盛世年代,他们的生活是幸福的,他们生活在国家的政治和经济中心,他们衣食无忧,让人羡慕。

可一旦天下风云有变,朝代更迭,生活在这一地区的人们的悲惨命运也就到了。

由于自古以来这些地区都是兵家必争之地,因此每到朝代更迭之时,像河南,河北和山东这些地方,都是野心家的互相杀戮之地,在野心家们的博弈过程中,这里将是连年征战,百姓民不聊生。

马邑移民明代山西人的一场重要迁徙

马邑移民明代山西人的一场重要迁徙

马邑移民,明代山西人的‎一场重要迁徙‎在中国移民史‎上辐射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的移‎民发源地,大概要算山西‎洪洞大槐树了‎。

著名移民专家‎葛剑雄在《山西移民史》的序言《家山何止大槐‎树》中指出,明初大量的“移民迁自山西‎各地,不可能都来自‎洪洞县,更不会全部出‎于大槐树”。

大槐树移民影‎响再广、意义再深,也只是移民史‎的一部分,大槐树只不过‎是对明初山西‎百万移民潮的‎一种集体追忆‎,而更多的迁徙‎仍然鲜为人知‎。

有意思的是,在明朝遗留下‎来的大量官方‎文献中,如《明实录》《明经世文编》等,并没有特别提‎到山西洪洞县‎的移民,更不用说大槐‎树了,而《明太祖实录》却清晰地记载‎了朔州马邑圪‎针沟移民。

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明军进占大都‎(今北京),推翻了元朝的‎统治。

但以扩廓帖木‎儿为代表的元‎朝军队残部在‎长城一线活动‎,时常向明朝守‎军发动攻击,并掳掠边境居‎民。

同时,以“四大王”为首的蒙古贵‎族残余势力逃‎入山西太原西‎北部的静乐、岢岚山中,以管涔山区为‎中心,聚众结寨,四处攻掠。

两股势力内外‎呼应,一度十分活跃‎,严重威胁到明‎朝的统治。

为了达到釜底‎抽薪、斩草除根的目‎的,明太祖朱元璋‎一方面调集大‎军武力解决,一方面将移民‎作为清除关外‎忧患的重要手‎段。

《明太祖实录》载:“洪武三年(1370年)六月,故元四大王寇‎大同、武州,太原卫指挥桑‎桂等击之……桂与指挥郑亨‎等率兵击之,追至牛尾庄(今忻府区牛尾‎庄),四大王遁走,或其三大王脱‎忽的帖木儿,送京师(今南京)”。

“辛酉,太原都卫奏获‎胡寇张成等十‎六人,上命询胡人潜‎伏之所,欲用兵剿绝,勿容再聚其寨‎,外夷人皆令迁‎入内地”。

按照“外夷人皆迁入‎内地”的政策,朱元璋把归降‎和被俘虏的蒙‎古人,全部迁入到京‎师(今南京)、彰德(今河南安阳)、卫辉(今河南汲县)等地,后来又对蒙古‎人进行集中安‎顿,除“隶军籍”外,一般“占籍为民”,即等同于汉民‎,就地安顿下来‎。

明朝洪武初年山西人口移民

明朝洪武初年山西人口移民

明朝洪武初年山西人口移民明初山西居民外迁是历史上一件十分重大的事件,河南是山西外迁移民的重要地区之一,本文试图以洪武十四年(1381)《明太祖实录》所记录的河南户口数为参照,探讨洪武元年至洪武十四年山西移民河南的规模。

一在官方记录中,《明史》和《明实录》最早出现移民记载的是在洪武六年,这一年“徙山西、真定民屯凤阳”。

洪武十四年之前移民河南的资料多见于各种家乘、碑刻中,现就所存史料洪武初年的移民作一概述。

洪武元年。

据濮阳县志记载,濮阳县曾有四次洪洞迁民,分别是洪武元年、洪武二年、永乐七年、永乐十三年。

1937年《封丘县续志》卷三《氏族志》是对该县所存家族族谱的摘录,摘录内容除迁移时间外,还包括各姓氏家谱的编篡、续修时间。

卷四《氏族别录》是对未见家谱的当地民众进行的采访,二者可相互参照。

其中卷三《氏族志》记载:“西仲宫郭氏,始祖郭大庆明洪武元年自晋迁此,传今十九世。

”卷四《氏族别录》记载:“西八丈狄氏,明洪武元年自晋迁此。

”周王村周氏、周口周氏、周庆周氏,“上三族均于洪武元年自晋洪洞县迁来”。

“后吴村杨氏,晋人,洪武元年来迁”。

沙岗桥刘氏、大李湾刘氏、粪堆刘刘氏、后河刘氏,“上四族均于洪武元年自晋洪洞县迁来。

”梅家口翟氏,“明洪武元年由山西洪洞县迁此,今传十九世”。

唐河县《惠氏族谱》称“大明洪武元年,有始祖伯通公,自山西洪洞县大槐树,奉旨迁徙河南省南阳府东唐河县”。

洛阳《王氏祠堂碑》记:“洪武元年,由山西洪洞古大槐树处,迁到河南省洛阳府北窑天华岭。

”上述家谱涉及地区有彰德府(濮阳县)、卫辉府(封丘县)、开封府(巩县、祥符县)、汝宁府(西平县)、南阳府(唐河县)、河南府(洛阳县),由北至南,范围很广。

洪武二年。

1933年篡修的《温县志稿》记载:“洪武二年,徙山西之民于温县。

今考各碑碣墓铭之类,其原籍由山西洪洞迁来者十居七八。

”洪武三年。

据1932年《孟县志》卷四所记:“明洪武三年徙山西民于河北,而迁至孟州者十九,皆山西洪洞籍。

明初山西移民原因

明初山西移民原因

明初山西移民原因明朝洪洞大槐树大规模的官方移民是有其政治、经济的社会原因及历史背景的。

据杜永明主编的《流民史》统计:在元代,流民人数高达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

元末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日益激化,引起连年不断的战乱,加之水、旱、蝗、瘟疫等灾害连续不断,使河南、山东、河北、安徽、江苏、陕西等原黄河、两淮流域地区,民不聊生,“道路皆榛塞,人烟断绝”。

人民无法生活下去了,只有揭竿而起,反抗元帝国的残暴统治。

元世祖至元元年(1264)到至正十年(1350)全国各地发生农民起义百余次。

元朝末年除战乱连年外,水、旱、蝗、疫灾害也接连不断,黄河、淮河多次决口,使中原地区漂没田庐无算,死亡百姓无数,村庄城邑多成荒墟。

早在宋室南渡,北方农民就大量随宋室南逃。

到了元代,因为北方的自耕农在战乱中被掠为“驱口”,又有大量农户论为权豪的部曲,蒙古贵族在城市近郊和军营驻所,强占大片民田作牧场,也迫使大量自耕农户流离失所,幸存的自耕农和地主一起被列为“农户”,要负担繁重的丁税、地税和多种差役,因而往往被迫流亡。

元至元二十年(1283),崔或奏报,自北方中原地区流移江南的农民已有十五万户,以后这种人口南流的趋势一直不曾停止。

北方中原地区的人口南流,兵乱水旱蝗疫的连年盛行,致使黄河流域、淮河流域人烟稀少,土地荒芜,元时已把一些路降为州,如降徐州路为武安州。

经过二十年长期战争的破坏,人口减少,田地荒芜,是明朝初年的普遍现象。

例如唐宋以来的南北交通要道、繁华胜地的扬州,为青军(又名一片瓦、长枪军)元帅张明鉴所据,军队搞不到粮食。

龙风三年朱元璋部将缪大亨攻克扬州,张明鉴投降,城中居民仅余十八家。

新任知府以旧城虚旷难守,只好截西南一隅筑而守之。

如颍州,从元末韩林儿在此起义以后,长期战乱,民多逃亡,城野空虚。

特别是山东、河南地区,受战争破坏最重,“多是无人之地”。

洪武元年闰七月,大将军徐达率师发汴梁,徇取河北州县,“时兵革连年,道路皆榛塞,人烟断绝。

揭秘明初人口大迁徙:强制性的山西移民活动

揭秘明初人口大迁徙:强制性的山西移民活动

揭秘明初人口大迁徙:强制性的山西移民活动中国古代的移民活动自史前时期起,就一直不断地进行着,其中既有自发的,也有被迫的;既有经济方面的原因,也有政治、军事方面的原因。

明朝初年的移民活动自明太祖朱元璋起,经建文帝、明成祖,历时五十余年,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史所罕见。

当时的移民可分为以经济为主的移民和以政治、军事为主的移民。

以政治、军事为宗旨的移民活动,主要指明朝初年朱元璋强迁苏、松、嘉、湖地区的富户于其龙兴之地濠州和龙居之地南京,以及明军攻克大都后,为加强该地的军事实力,将山西或山后地区大量的民户迁徙至居庸关以南和北平地区。

明成祖迁都北京后,为尽快使新迁之都北平繁荣起来,又将江南地区大量的富户和工商业者强行迁至北平。

明朝初年,以发展经济、稳定社会为宗旨的经济移民活动,则以山西的大槐树移民规模最大、涉及范围最广、计划性也最强。

这种移民活动,从洪武二年开始,一直持续到永乐末年,规模较大的移民活动前后共计十八次之多,移民总人口超过百万人,迁民地区涉及今天的十八个省市的五百余县市。

历史上次数众多、规模不等的移民活动,为后人留下了程度不同的文化遗产。

史前时期的民族大迁徙,为中华民族留下了同宗共祖的民族认同感;西周初年的殖民性移民活动,有力地促进了西周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初步的基础;两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少数民族的大量内迁,促进了当时民族融合的进一步发展,构成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十分重要的一环。

但综观历史上曾经发生的历次移民活动,没有任何一次能比明朝初年的那次大规模的移民活动在中华民族的心目中留下的烙印更深刻。

那大槐树上的老鸹窝,成了现今一亿多华夏子孙心目中故乡的象征,成了他们萦回梦里的精神家园。

明朝强制性的山西移民活动开始后,每次移民的规模都很大,动辄数千民户,甚至万余户。

当时山西移民主要来源于太原、平阳二府和潞、泽、辽、沁、汾五州(见《明史·食货志一》),即以今天的太原、临汾、晋城、长治等地为移民的集散地,而位于交通要道、人口稠密的洪洞县自然就成了重要的移民集散中心之一。

【精品】马邑移民明代山西人的一场重要迁徙

【精品】马邑移民明代山西人的一场重要迁徙

【关键字】精品马邑移民,明代山西人的一场重要迁徙在中国移民史上辐射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的移民发源地,大概要算山西洪洞大槐树了。

著名移民专家葛剑雄在《山西移民史》的序言《家山何止大槐树》中指出,明初大量的“移民迁自山西各地,不可能都来自洪洞县,更不会全部出于大槐树”。

大槐树移民影响再广、意义再深,也只是移民史的一部分,大槐树只不过是对明初山西百万移民潮的一种集体追忆,而更多的迁徙仍然鲜为人知。

有意思的是,在明朝遗留下来的大量官方文献中,如《明实录》《明经世文编》等,并没有特别提到山西洪洞县的移民,更不用说大槐树了,而《明太祖实录》却清晰地记载了朔州马邑圪针沟移民。

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明军进占大都(今北京),推翻了元朝的统治。

但以扩廓帖木儿为代表的元朝军队残部在长城一线活动,时常向明朝守军发动攻击,并掳掠边境居民。

同时,以“四大王”为首的蒙古贵族残余势力逃入山西太原西北部的静乐、岢岚山中,以管涔山区为中心,聚众结寨,四处攻掠。

两股势力内外呼应,一度十分活跃,严重威胁到明朝的统治。

为了达到釜底抽薪、斩草除根的目的,明太祖朱元璋一方面调集大军武力解决,一方面将移民作为清除关外忧患的重要手段。

《明太祖实录》载:“洪武三年(1370年)六月,故元四大王寇大同、武州,太原卫指挥桑桂等击之……桂与指挥郑亨等率兵击之,追至牛尾庄(今忻府区牛尾庄),四大王遁走,或其三大王脱忽的帖木儿,送京师(今南京)”。

“辛酉,太原都卫奏获胡寇张成等十六人,上命询胡人潜伏之所,欲用兵剿绝,勿容再聚其寨,外夷人皆令迁入内地”。

按照“外夷人皆迁入内地”的政策,朱元璋把归降和被俘虏的蒙古人,全部迁入到京师(今南京)、彰德(今河南安阳)、卫辉(今河南汲县)等地,后来又对蒙古人进行集中安排,除“隶军籍”外,一般“占籍为民”,即等同于汉民,就地安排下来。

据《明太祖实录》载:“(洪武)七年四月乙巳,大将军徐达已获故元官属一千三百二十三人,并招致河曲府山谷军民二千九十二户,计五千九百八十八人入奏。

探访忻州的明代马邑移民

探访忻州的明代马邑移民

探访忻州的明代马邑移民探访忻州的明代马邑移民提到明代移民,“问我祖先何处来,山西洪洞大槐树”这句民谣似乎已成为千百万移民的寻根依据,其实不然。

著名移民史专家葛剑雄在《山西移民史》的序言《家山何止大槐树》中指出,明初大量的“移民迁自山西各地,不可能都来自洪洞县,更不会全部出于大槐树。

”大槐树移民只是移民史的一部分,而更多的迁徙仍然鲜为人知。

据考证,洪武、永乐两朝大规模外迁边塞居民,马邑及周边地区既是迁出的重点区域,又是戍边置屯垦荒的重要迁入地。

《明太祖实录》等史籍清晰地记载了朔州移民,《山西移民史》中证实马邑移民要早于洪洞移民,而马邑这个移民集散地却被历史所湮灭。

1994 年3 月14 日《山西农民报》第四版登载的“南有洪洞大槐树,北有马邑圪针沟”,就是对马邑曾是明代移民集散地形象的概括。

明马邑县故城位于朔城区神头镇马邑村内,县境“西至朔州烟墩村界一十五里。

”也就说,现今马邑村是明初马邑县治所所在地。

明初,残元势力为避明军讨伐逃往蒙古地区,因物资缺乏经常南下攻掠,严重影响边民的生活,山西是受害最频繁的地区之一。

明廷为了悉空草原以防蒙古人南下,实行“移塞外边民入内”的空边政策。

忻州很多村庄或姓氏都自称来自马邑县,迁入时间多称“明初”或“洪武”,为了加以考证,笔者两次赴忻州探访。

2013 年3 月16 日,笔者赴大建安村徐氏宗祠考查,受到徐*德、徐*荣、徐*昌和徐*义等徐氏族人的热情接待。

通过与他们交流,了解到五台徐氏的起源:“始祖才甫,明洪武间由马邑迁五台之大建安村。

才甫祖兄弟三人,曰意甫,曰通甫,长幼行次无考。

通甫复迁河间,意甫迁河南,或曰仍回马邑。

”临别时,徐氏族人特地拜托笔者帮助查访朔州徐氏后人,并邀请他们参加五台徐氏祠堂每年清明节举行的祭祖活动。

经考证,朔州马邑《徐氏家谱》也有相关记载:“洪武初年,马邑县烟墩村圪针沟徐氏兄弟三人……连家眷迁于五台东堰村,谨按五台无东堰村而有东冶镇”。

根据获赠的《五台徐氏族谱》,笔者写有《徐向前元帅祖籍马邑》一文。

明朝洪武年间山西人口大迁移-精选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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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洪武年间山西人口大迁移人口是社会结构中的核心因素,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

不同地区之间的人口流动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影响是一个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古代社会人口流动类型主要有四种,明代亦然。

《明史?食货志》云:“人户避徭役者曰逃户,年饥或避兵他徙者曰流民,有故而出侨于外者曰附籍,朝廷所移民曰移徙。

”就明代而言,逃户、年饥流民、附籍贯穿始终,避兵流民主要在明初和明末,移徙则主要在明初。

而明初的人口迁移中,山西向中原及两淮地区移民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范围最广、持续时间最长的人口迁移。

一、明朝洪武年间山西移民基本概况及特点(一)山西移民概况明朝人口迁移的主要形式有两种,一种是迫于某些社会问题的压力而自发出现的流民,另一种是统治者基于某些需要而主动安排或经官方允许的移民。

前者往往处于盲目无序状态,故对国家的消极影响较大;后者则是官府组织的有计划的定向流动。

而洪武年间的人口迁徙以政府组织为主导。

主要成员是参加开荒的贫苦农民和屯垦的军队,流动的去向,大部分是由人多地少的“狭乡”,迁到地多人少的“宽乡”,少数用来充实京都。

“洪武二十一年(1388)……迁山西泽潞二州民之无田者往彰德、真定、临清、归德、太康诸处闲广之地,令自便置屯耕种。

”将山西人由狭乡迁往宽乡,屯垦开荒,以恢复社会经济和民众生活。

就明初山西人口分布态势而言,平阳府、太原府、潞州府、泽州府是当时人口相对密集之区,理所当然地成为移民重点区域。

由于明初移民的官方性质,选择一个对于各府州县民众距离相对适中且方便的集结地点就显得很重要。

洪洞县标志性的大槐树成为山西移民出发前的聚集地。

(二)山西移民特点1、规模大,分军屯、民屯、商屯,以民屯为主。

明朝立国后大规模地移民屯垦以迅速激活农村经济,“屯田之制:曰军屯,曰民屯。

”“移民就宽乡,或招募或罪徙者为民屯。

”大规模的民屯主要是把农民从地少人多的狭乡移往地多人少的宽乡进行垦荒,也有一部分人是招募来的或者是罪徙者。

明初迁山西民到河南考述

明初迁山西民到河南考述

明初迁山西民到河南考述
王兴亚
【期刊名称】《史学月刊》
【年(卷),期】1984()4
【摘要】明初迁山西民到各地落户垦荒,是其移民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个问题,吸引着不少人的注意。

近人虽有述及,但缺乏具体。

河南是山西移民迁居的重要地区之一。

笔者在河南地方文献及现存碑刻、家乘资料里见到不少有关明初迁民的资料,特草成是篇,以期有助于对明初山西移民的探讨,有助于对明初移民政策的综合研究。

【总页数】9页(P38-46)
【关键词】山西地区;河南地区;山西移民;山西洪洞;明太祖;州县;朱元璋;大名府;县志;墓志铭
【作者】王兴亚
【作者单位】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0
【相关文献】
1.《明史·食货志》记山西民迁河南事辨析 [J], 王兴亚
2.略论明初迁民的类型与安置 [J], 王瑞平
3.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迁民”考析 [J], 王心亮
4.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迁民”新考析 [J], 王心亮
5.明朝政府对明初迁民的安置与管理 [J], 王瑞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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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邑移民,明代山西人的一场重要迁徙
在中国移民史上辐射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的移民发源地,大概要算山西洪洞大槐树了。

著名移民专家葛剑雄在《山西移民史》的序言《家山何止大槐树》中指出,明初大量的“移民迁自山西各地,不可能都来自洪洞县,更不会全部出于大槐树”。

大槐树移民影响再广、意义再深,也只是移民史的一部分,大槐树只不过是对明初山西百万移民潮的一种集体追忆,而更多的迁徙仍然鲜为人知。

有意思的是,在明朝遗留下来的大量官方文献中,如《明实录》《明经世文编》等,并没有特别提到山西洪洞县的移民,更不用说大槐树了,而《明太祖实录》却清晰地记载了朔州马邑圪针沟移民。

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明军进占大都(今北京),推翻了元朝的统治。

但以扩廓帖木儿为代表的元朝军队残部在长城一线活动,时常向明朝守军发动攻击,并掳掠边境居民。

同时,以“四大王”为首的蒙古贵族残余势力逃入山西太原西北部的静乐、岢岚山中,以管涔山区为中心,聚众结寨,四处攻掠。

两股势力内外呼应,一度十分活跃,严重威胁到明朝的统治。

为了达到釜底抽薪、斩草除根的目的,明太祖朱元璋一方面调集大军武力解决,一方面将移民作为清除关外忧患的重要手段。

《明太祖实录》载:“洪武三年(1370年)六月,故元四大王寇大同、武州,太原卫指挥桑桂等击之……桂与指挥郑亨等率兵击之,追至牛尾庄(今忻府区牛尾庄),四大王遁走,或其三大王脱忽的帖木儿,送京师(今南京)”。

“辛酉,太原都卫奏获胡寇张成等十六
人,上命询胡人潜伏之所,欲用兵剿绝,勿容再聚其寨,外夷人皆令迁入内地”。

按照“外夷人皆迁入内地”的政策,朱元璋把归降和被俘虏的蒙古人,全部迁入到京师(今南京)、彰德(今河南安阳)、卫辉(今河南汲县)等地,后来又对蒙古人进行集中安顿,除“隶军籍”外,一般“占籍为民”,即等同于汉民,就地安顿下来。

据《明太祖实录》载:“(洪武)七年四月乙巳,大将军徐达已获故元官属一千三百二十三人,并招致河曲府山谷军民二千九十二户,计五千九百八十八人入奏。

上命官属送京师,军民居之塞内”。

河曲府又称火山军,据明末清初学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载:“火山,在河曲旧城北五里,黄河东岸。

山上有孔,以草投孔中,焰炎上发,可熟食,不生草木,上有赤砂窟,下有气砂窟,高五六丈”。

这也就是许多家谱称其祖先是于明洪武年间从火山县移民而来的缘故,如五台县康氏。

由于蒙古贵族的胁迫,许多地处北边境域的平民百姓也参与了叛乱活动。

对此,朱元璋先是采取了既往不咎的态度,如洪武六年八月,他下令:“民人无罪,悉送大同府隶籍,仍以所获牛驴给之”。

(见《明太祖实录》),但到了九月,大都督府上奏太原卫官兵捕获从胡寇为乱之民39人后,为断绝“四大王”集团的后援,出于军事上的考虑,朱元璋又下令:“边民被胡寇抄?,因从其为益,不得已也。

悉贷之,徙与内地”。

据《明太祖实录》载:“(洪武)六年八月,大将军徐达之师至朔州,徙其边民入居内地”。

《明史》把此情形之移民称为“漠北移民”。

“漠北移民”的迁出地主要聚集于朔州马邑一带。

明代马邑县属大同府辖,县治位于今朔城区神头镇马邑村。

清代康熙时《马邑县志》载,马邑县境“西至朔州烟墩村界一十五里”。

烟墩村是神头镇一个古老村庄,明代属马邑县管辖。

据《朔州地名志》记载其“位于朔城区神头镇7.5公里处,因为村东北角有烽火墩,以狼烟报警,故名”。

圪针沟在烟墩村西南隅,此地原来有一条东西方向遍地圪针的大沟,因此叫圪针沟,两地距离只有一里远,故人们习惯把烟墩村圪针沟连在一起称呼。

“漠北移民”的迁入地有三处:一是北平,即今北京市乃至河北、山东一带。

因北平为元朝之故都,经元末群雄争斗几乎成为一座空城,退守塞北的蒙古人还时常想策马南下,明朝的北部边境存在巨大的压力,所以必须通过大量移民以实之。

据《顺天府志》记载,从塞外移入北平府的约为27万人,而迁往其它府的约为14万人。

二是京师即今南京市以及凤阳府(今安徽凤阳)之泗州、虹县等直隶地区。

淮河两岸是元末农民战争的首义之区,人口损失非常严重,朱元璋的故乡临濠(今安徽凤阳)更是凄惶之至。

《明太祖实录》载:“(洪武六年)九月,上以山西弘州、蔚州、定安、武、朔、天城、白登、东胜、澧州、云内等州县,北边沙漠,屡为胡虏寇掠,乃命指挥江文徙其民居于中立府(今安徽凤阳)”。

据统计,洪武初年,马邑周边地区先后迁往安徽省的约有5万余人。

三是雁门关以南的今忻州。

考察忻州人口的来源、地方志及为数不多的谱谍资料,大都记载着“朔州马邑县圪针沟”,来自洪洞县的却非常少。

忻府区董村镇保存的郝氏家庙《敦伦会简章》及《容谱》称:马邑县烟墩村圪针沟郝完同其本家郝从裕及其表侄张澄、张敬等一同迁来忻州,郝从裕分配到忻府区合索村,郝完分配到忻府区董村落户,他的表侄张澄、张敬来到忻府区高城乡永丰庄,另一表侄张监迁往忻府区秦城乡尹村落户。

忻府区播明镇《赵氏族谱》载:朔州马邑县烟墩村圪针沟村民赵德祥,于明洪武年间迁入忻州来到一个新的村落,为弘扬大明长存,取名为“播明”。

有意思的是,十三世赵祥父子三人于清乾隆年间,又返迁回朔州市朔城区北邵庄。

据该村赵氏村民讲,他们仍把赵德祥以前的祖坟当做自己的祖坟对待,适时祭奠。

后来烟墩村有一姓雷的人,见村中赵氏人丁兴旺,就在赵氏祖坟旁耕种,北邵庄赵家人听说后,父子辈兄弟十五人回到烟墩村跟姓雷的据理力争,说服雷家人,停止耕种祖坟,并且在坟的四角立了石人。

忻州市的所有邢氏,均为明朝由朔州马邑县邢家河迁入(以七里河为界,分为南北邢家河,分属朔州市城区南北)。

从容谱上初步考证,由朔州迁来忻州的邢氏先祖大约十余人,如邢文秀定居在原平市永兴村,邢大琳定居在忻府区寺庄村,邢大安、邢大仁和邢大聚定居在忻府区牧庄。

邢奉先定居在定襄县湖村,邢志文、邢瑞分别定居在忻府区曹小庄、匡村。

忻州北关米氏家族,据清顺治三年族谱记载:“余家先代家谱年久失传,迁忻州之后,始于米拳”。

再据始祖显妣甲太夫人墓志碑记载:“明洪武三年,米氏时中公,从朔州马邑县三角村,迁家属到忻州入
籍……”后来又携带长子米荣与荣之妻黄氏南迁平遥县落户五里庄,而把妻子甲太夫人及次子米拳与拳之妻李氏留在北关定居。

经考证,朔州马邑《徐氏家谱》也有相关记载:“洪武初年,马邑县烟墩村圪针沟徐氏兄弟三人……连家眷迁于五台县东堰村,谨按五台无东堰村而有东冶镇”。

而据网友提供,《五台县神西乡刘家庄家谱》记载,明朝洪武年间,始祖德顺从朔州马邑县迁移到五台县刘家庄定居,至今已有610余年,繁衍二十四世,可谓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分支繁盛,分布宽广,人口众多。

从忻府区温村崇明氏古钟(明成化年间铸)知:忻府区温村东门梁氏旧居在雁门塞外,具体在哪个地方没讲,但据当地老年人流传:是来自马邑县烟洞村。

很可能这个烟洞村就是圪针沟所在地烟墩村。

此外,忻府区双堡郜氏、奇村镇石家庄段氏、解原村刘氏、兰村乡北场村张氏、乔村马氏、五台县怀荫村赵氏、东冶徐氏(著名人物有徐润弟、徐继畲、徐向前)……从他们的谱谍上看,都是从朔州马邑县迁来的。

由此看来,过去马邑县的中心,包括现在的朔州市区、朔城区东南部紧临山阴的神头镇、滋润乡、南榆林乡、贾庄乡、沙楞河乡一带,紧临桑干河,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是明初“漠北移民”最理想的聚集地,也是现今许多忻州居民的祖籍地。

到了明洪武廿一年(1388年),山西境内的“四大王”等人被迫出降,蒙古人及其无辜汉民百姓的内迁活动才告一段落。

从此,移
民活动的性质也发生了重大改变,即从以军事性质移民为主转为以屯垦性移民为主。

洪洞大槐树移民活动便拉开了历史序幕。

虽然马邑与著名的洪洞大槐树相比知名度不高,但其在明代移民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现在祖国大江南北诸多姓氏根在朔州马邑是相当多移民的故乡或出发地的说法长期得到移民及其后裔的认同。

北京首届3+2都市母亲河—桑干(永定)文化研讨会上,朔州、大同等地移民后裔就举行了纪念活动;忻州徐氏、米氏、郝氏、冯氏等家族曾多次到朔州寻根问祖,开国元帅之一徐向前祖籍也在马邑。

马邑是百万移民后裔魂牵梦萦的故园,更是忻州人当之无愧的寻根圣地!(张俊赟作者系忻州师院区域社会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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