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邑移民,明代山西人的一场重要迁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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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邑移民,明代山西人的一场重要迁徙
在中国移民史上辐射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的移民发源地,大概要算山西洪洞大槐树了。
著名移民专家葛剑雄在《山西移民史》的序言《家山何止大槐树》中指出,明初大量的“移民迁自山西各地,不可能都来自洪洞县,更不会全部出于大槐树”。
大槐树移民影响再广、意义再深,也只是移民史的一部分,大槐树只不过是对明初山西百万移民潮的一种集体追忆,而更多的迁徙仍然鲜为人知。
有意思的是,在明朝遗留下来的大量官方文献中,如《明实录》《明经世文编》等,并没有特别提到山西洪洞县的移民,更不用说大槐树了,而《明太祖实录》却清晰地记载了朔州马邑圪针沟移民。
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明军进占大都(今北京),推翻了元朝的统治。
但以扩廓帖木儿为代表的元朝军队残部在长城一线活动,时常向明朝守军发动攻击,并掳掠边境居民。
同时,以“四大王”为首的蒙古贵族残余势力逃入山西太原西北部的静乐、岢岚山中,以管涔山区为中心,聚众结寨,四处攻掠。
两股势力内外呼应,一度十分活跃,严重威胁到明朝的统治。
为了达到釜底抽薪、斩草除根的目的,明太祖朱元璋一方面调集大军武力解决,一方面将移民作为清除关外忧患的重要手段。
《明太祖实录》载:“洪武三年(1370年)六月,故元四大王寇大同、武州,太原卫指挥桑桂等击之……桂与指挥郑亨等率兵击之,追至牛尾庄(今忻府区牛尾庄),四大王遁走,或其三大王脱忽的帖木儿,送京师(今南京)”。
“辛酉,太原都卫奏获胡寇张成等十六
人,上命询胡人潜伏之所,欲用兵剿绝,勿容再聚其寨,外夷人皆令迁入内地”。
按照“外夷人皆迁入内地”的政策,朱元璋把归降和被俘虏的蒙古人,全部迁入到京师(今南京)、彰德(今河南安阳)、卫辉(今河南汲县)等地,后来又对蒙古人进行集中安顿,除“隶军籍”外,一般“占籍为民”,即等同于汉民,就地安顿下来。
据《明太祖实录》载:“(洪武)七年四月乙巳,大将军徐达已获故元官属一千三百二十三人,并招致河曲府山谷军民二千九十二户,计五千九百八十八人入奏。
上命官属送京师,军民居之塞内”。
河曲府又称火山军,据明末清初学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载:“火山,在河曲旧城北五里,黄河东岸。
山上有孔,以草投孔中,焰炎上发,可熟食,不生草木,上有赤砂窟,下有气砂窟,高五六丈”。
这也就是许多家谱称其祖先是于明洪武年间从火山县移民而来的缘故,如五台县康氏。
由于蒙古贵族的胁迫,许多地处北边境域的平民百姓也参与了叛乱活动。
对此,朱元璋先是采取了既往不咎的态度,如洪武六年八月,他下令:“民人无罪,悉送大同府隶籍,仍以所获牛驴给之”。
(见《明太祖实录》),但到了九月,大都督府上奏太原卫官兵捕获从胡寇为乱之民39人后,为断绝“四大王”集团的后援,出于军事上的考虑,朱元璋又下令:“边民被胡寇抄?,因从其为益,不得已也。
悉贷之,徙与内地”。
据《明太祖实录》载:“(洪武)六年八月,大将军徐达之师至朔州,徙其边民入居内地”。
《明史》把此情形之移民称为“漠北移民”。
“漠北移民”的迁出地主要聚集于朔州马邑一带。
明代马邑县属大同府辖,县治位于今朔城区神头镇马邑村。
清代康熙时《马邑县志》载,马邑县境“西至朔州烟墩村界一十五里”。
烟墩村是神头镇一个古老村庄,明代属马邑县管辖。
据《朔州地名志》记载其“位于朔城区神头镇7.5公里处,因为村东北角有烽火墩,以狼烟报警,故名”。
圪针沟在烟墩村西南隅,此地原来有一条东西方向遍地圪针的大沟,因此叫圪针沟,两地距离只有一里远,故人们习惯把烟墩村圪针沟连在一起称呼。
“漠北移民”的迁入地有三处:一是北平,即今北京市乃至河北、山东一带。
因北平为元朝之故都,经元末群雄争斗几乎成为一座空城,退守塞北的蒙古人还时常想策马南下,明朝的北部边境存在巨大的压力,所以必须通过大量移民以实之。
据《顺天府志》记载,从塞外移入北平府的约为27万人,而迁往其它府的约为14万人。
二是京师即今南京市以及凤阳府(今安徽凤阳)之泗州、虹县等直隶地区。
淮河两岸是元末农民战争的首义之区,人口损失非常严重,朱元璋的故乡临濠(今安徽凤阳)更是凄惶之至。
《明太祖实录》载:“(洪武六年)九月,上以山西弘州、蔚州、定安、武、朔、天城、白登、东胜、澧州、云内等州县,北边沙漠,屡为胡虏寇掠,乃命指挥江文徙其民居于中立府(今安徽凤阳)”。
据统计,洪武初年,马邑周边地区先后迁往安徽省的约有5万余人。
三是雁门关以南的今忻州。
考察忻州人口的来源、地方志及为数不多的谱谍资料,大都记载着“朔州马邑县圪针沟”,来自洪洞县的却非常少。
忻府区董村镇保存的郝氏家庙《敦伦会简章》及《容谱》称:马邑县烟墩村圪针沟郝完同其本家郝从裕及其表侄张澄、张敬等一同迁来忻州,郝从裕分配到忻府区合索村,郝完分配到忻府区董村落户,他的表侄张澄、张敬来到忻府区高城乡永丰庄,另一表侄张监迁往忻府区秦城乡尹村落户。
忻府区播明镇《赵氏族谱》载:朔州马邑县烟墩村圪针沟村民赵德祥,于明洪武年间迁入忻州来到一个新的村落,为弘扬大明长存,取名为“播明”。
有意思的是,十三世赵祥父子三人于清乾隆年间,又返迁回朔州市朔城区北邵庄。
据该村赵氏村民讲,他们仍把赵德祥以前的祖坟当做自己的祖坟对待,适时祭奠。
后来烟墩村有一姓雷的人,见村中赵氏人丁兴旺,就在赵氏祖坟旁耕种,北邵庄赵家人听说后,父子辈兄弟十五人回到烟墩村跟姓雷的据理力争,说服雷家人,停止耕种祖坟,并且在坟的四角立了石人。
忻州市的所有邢氏,均为明朝由朔州马邑县邢家河迁入(以七里河为界,分为南北邢家河,分属朔州市城区南北)。
从容谱上初步考证,由朔州迁来忻州的邢氏先祖大约十余人,如邢文秀定居在原平市永兴村,邢大琳定居在忻府区寺庄村,邢大安、邢大仁和邢大聚定居在忻府区牧庄。
邢奉先定居在定襄县湖村,邢志文、邢瑞分别定居在忻府区曹小庄、匡村。
忻州北关米氏家族,据清顺治三年族谱记载:“余家先代家谱年久失传,迁忻州之后,始于米拳”。
再据始祖显妣甲太夫人墓志碑记载:“明洪武三年,米氏时中公,从朔州马邑县三角村,迁家属到忻州入
籍……”后来又携带长子米荣与荣之妻黄氏南迁平遥县落户五里庄,而把妻子甲太夫人及次子米拳与拳之妻李氏留在北关定居。
经考证,朔州马邑《徐氏家谱》也有相关记载:“洪武初年,马邑县烟墩村圪针沟徐氏兄弟三人……连家眷迁于五台县东堰村,谨按五台无东堰村而有东冶镇”。
而据网友提供,《五台县神西乡刘家庄家谱》记载,明朝洪武年间,始祖德顺从朔州马邑县迁移到五台县刘家庄定居,至今已有610余年,繁衍二十四世,可谓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分支繁盛,分布宽广,人口众多。
从忻府区温村崇明氏古钟(明成化年间铸)知:忻府区温村东门梁氏旧居在雁门塞外,具体在哪个地方没讲,但据当地老年人流传:是来自马邑县烟洞村。
很可能这个烟洞村就是圪针沟所在地烟墩村。
此外,忻府区双堡郜氏、奇村镇石家庄段氏、解原村刘氏、兰村乡北场村张氏、乔村马氏、五台县怀荫村赵氏、东冶徐氏(著名人物有徐润弟、徐继畲、徐向前)……从他们的谱谍上看,都是从朔州马邑县迁来的。
由此看来,过去马邑县的中心,包括现在的朔州市区、朔城区东南部紧临山阴的神头镇、滋润乡、南榆林乡、贾庄乡、沙楞河乡一带,紧临桑干河,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是明初“漠北移民”最理想的聚集地,也是现今许多忻州居民的祖籍地。
到了明洪武廿一年(1388年),山西境内的“四大王”等人被迫出降,蒙古人及其无辜汉民百姓的内迁活动才告一段落。
从此,移
民活动的性质也发生了重大改变,即从以军事性质移民为主转为以屯垦性移民为主。
洪洞大槐树移民活动便拉开了历史序幕。
虽然马邑与著名的洪洞大槐树相比知名度不高,但其在明代移民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现在祖国大江南北诸多姓氏根在朔州马邑是相当多移民的故乡或出发地的说法长期得到移民及其后裔的认同。
北京首届3+2都市母亲河—桑干(永定)文化研讨会上,朔州、大同等地移民后裔就举行了纪念活动;忻州徐氏、米氏、郝氏、冯氏等家族曾多次到朔州寻根问祖,开国元帅之一徐向前祖籍也在马邑。
马邑是百万移民后裔魂牵梦萦的故园,更是忻州人当之无愧的寻根圣地!(张俊赟作者系忻州师院区域社会发展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