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魏晋南北朝文学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

浅谈魏晋南北朝文学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从东汉政权崩溃到随灭亡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魏晋南北朝时期。

文学史上的魏晋南北朝则要上溯到东汉末年时。

这一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分裂，大动荡，社会矛盾尖锐复杂的时期，也是思想大解放，文化大发展的时代，这就为文学的创作和发展提供了多样的发展的可能性。

第一，长期分裂割据，政权频繁更迭，社会动荡不安，是这时期历史最突出的特点。

在近四百年的时间里大部分处于分裂动荡之中。

由于国家分裂，政权不稳定，因而战争连年不断，人民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社会其他各阶层也深受战乱之苦。

因而描写动乱现实，揭露社会黑暗，反映统一愿望，成为这时期文学最强劲的主题。

第二，统治阶级内部斗争激烈，汉族与少数民族政权对峙并互相融合，是这一时期历史的又一个特点。

来自统治阶级内部的某一政治集团，不断壮大自己的势力，诛锄异己，并与执政集团相抗衡，最后取而代之，是这一时期朝代更迭的一般规律。

在这一过程中，废立双方，宗室之间，常常为争夺统治权而展开你死我活的争斗。

而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维护自己的利益，又往往诛锄异己，甚至滥杀无辜。

这样就使得当时的社会统治处于极端恐怖的状态之中，士人无所适从，动辄得咎，心中充满了苦闷，文学表现上则多隐约曲折。

从西晋灭亡到隋代统一，北方主要在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之下，他们与南方的汉族政权构成长期对峙的状态。

这种状态一方面加剧了民族的矛盾与斗争，阻碍了北方经济生产的发展，造成了中国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

两一方面，在长期的矛盾，斗争，磨合，相处的过程中，也形成了民族的大融合。

这种民族的对峙，杂处与交融，也给文学带来重大影响，使得北方文学少婉曲而多朴质，少细腻而多粗犷，少柔情而多刚健。

第三，寒门与士族矛盾尖锐，知识分子极端压抑，是这一时期历史的两外一个特点。

门阀制度的腐朽性在当时显而易见。

它不辨贤愚，优略，凭血缘和门第来确定地位，授官用人。

世族大姓都过着清高悠闲，富贵尊荣，骄奢淫逸，腐化堕落的生活。

而贫寒之士则拒之门外，虽有旷世之才也得不到重用，他们穷愁潦倒，饱受冷落，内心凄凉，他们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使用文学的形式揭露门阀制度的不合理，批判社会政治的黑暗，倾述深重压抑下的愤慨之情。

这些构成了这时期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

第四，与社会的长期混战，政权的频繁更迭相应，这时期的思想领域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适应汉代封建统一帝国的需要而确立的文化统治思想。

魏晋南北朝是继战国百家争鸣思想解放之后，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第二次思想解放的时代。

老庄思想在这一时期最为流行，并在此基础上汇融《周易》形成了玄学。

老庄崇尚“自然”,主张“无为”，追求“绝对自由”，这就给生活于高压政策下的士人们提供了精神支柱和理论依据。

在融汇《周易》，《老子》，《庄子》的基础上，构建成一种新的哲学—玄学，玄学家们的思想倾向并不一致，但在“崇有”，“独化”，等命题的论证中，对宇宙人生和人类自身的思想都进行了纯哲学的思考，这是共同的。

由此，人们的理想思维变大大提高了一个层次。

魏晋南北朝的许多作家，从世界观，人生观，感情心态，直到他们作品的思想内容，艺术风格，审美情趣等，都不同程度的受到其濡染与影响。

佛教，道教的传入和传播在社会上广泛流行，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广泛影响。

如果将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都称作乱世，也许并不过分。

汉末的战乱、三国的纷争、西晋统一不久发生的“八王之乱”，西晋的灭亡和晋室的东迁，接下来北方十六国的混战，南方朝代的更迭带来的争斗等等，在三百多年里，几乎没有多少安宁的时候。

战乱和分裂，成为这个时期的特征。

战争使很多人丧生，伴随着战乱而来的饥馑、瘟疫以及人口的大规模迁徙，不知又夺走了多少人的生命。

这种状况在文学作品中可以得到印证。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

魏晋南北朝文学是典型的乱世文学。

作家们既要适应战乱，又要适应改朝换代，一人前后属于两个朝代甚至三个朝代的情况很多见。

敏感的作家们在战乱中最容易感受人生的短促，生命的脆弱，命运的难卜，祸福的无常，以及个人的无能为力，从而形成文学的悲剧性基调，以此作为悲剧性基调之补偿的放达，后者往往表现为及时行乐和沉迷声色。

这种悲剧性的基调又因文人的政治处境而带上了政治色彩。

许多文人莫名其妙地卷入政治斗争而遭到杀戮。

如孔融、杨修、祢衡、丁仪、稽康、陆机、陆云等。

在这种情况下，文学创作很自然地形成一些共同的主题。

这就是生死主题、游仙主题、隐逸主题。

这些主题往往以药和酒为酵母引发开来，药和酒遂与这个时期的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生死主题主要是感慨人生的短促，死亡的不可避免，关于如何对待生、如何迎接死的思考。

在汉乐府和《古诗十九首》中已有不少感叹生死的诗歌。

“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等诗句，可以说是这类主题的直接源头。

魏晋以后生死主题越发普遍了。

生与死是一个带有哲理意味的主题，如果结合人生的真实体验可以写得有血有肉，如“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死去何所迫，托体同山阿。

”（陶《拟挽歌辞》“春草暮兮秋风惊，秋风罢兮春草生。

绮罗毕兮池馆尽，琴瑟无兮丘垄平。

自古皆有死，莫不饮恨而吞声”（江淹《恨赋》）如果陷入纯哲学的议论又会很枯燥，如东晋的玄言诗。

对待人生的态度无非有四种：一是提高生命的质量，及时勉励建功立业；二是增加生命的长度，服食求仙，这要借助药；三是增加生命的密度，及时行乐，这须借助酒。

第四种态度就是陶渊明所采取的不以生死为念的顺应自然的态度。

从陶诗看来，他不再是一个自叹生命短促的渺小的生灵，他具有超越生死的眼光，因此他的这类诗歌便有了新的面貌。

游仙主题与生死主题关系很密切，主要是想象神仙的世界，且现对那个世界的向往以及企求长生的愿望。

《离骚》、《远游》已开了游仙主题的先河，不过那主要是一种政治寄托，魏晋以后，游仙主题作为生死主题的补充，企求长生的意思变得浓厚了。

如曹操的《气出唱》、《精列》，曹植的《游仙》、《升无行》、《仙人篇》，张华《游仙诗》等，已经构成一个游仙的系列。

特别是郭璞的多首《游仙诗》，使游仙主题成为魏晋南北朝文学中不可忽视的一个主题了。

隐逸主题包括向往和歌咏隐逸生活的作品，也包括招隐诗、反招隐诗，形成这个时期的一种特殊的文学景观。

隐逸思想早在《庄子》书中就体现得很强烈了。

《楚辞》中淮南小山《招隐士》，汉代张衡《归田赋》可以视为表现这类主题的早期作品。

魏晋以后，沿袭《归田赋》的有潘岳的《闲居赋》，而陶渊明的大量描写隐逸生活和表现隐逸思想的作品，则使这类主题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诗品》中说他是“古今隐逸诗人之宗”。

至于其他许多人的作品中，表达隐逸思想的地方就不胜枚举了。

隐逸主题的兴起与魏晋以后士人、中希企隐逸之风的兴盛有直接关系，而这种风气又与战乱的社会背景和玄学的影响有关。

在中国文学史上，魏晋南北朝是一个酝酿着新变的时期，许多新的文学现象孕育着、萌生着、成长着，透露出新的生机。

一种活泼的、开拓的、富于创造力的文学冲动，使文坛出现一幕接一幕新的景观，魏晋南北朝文学的魅力就在于此。

这种新变总的看来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文学进入自觉的阶段，文学创作趋于个性化；玄学的兴起和佛教的传入为文学创作带来新的因素；语言形式美的发现及其在文学上的运用。

就文体的发展看来：五言古诗继承汉乐府的传统，增强了诗人的个性，得到长足的发展并达到鼎盛；一种诗化的散文即骈文的兴盛，成为这个时期重要的文学现象，中国文学增添了一种新的、抒情性很强的、可以充分发挥汉语语言形式美的文体；在汉代盛极一时的大赋，演变而为抒情小赋，并因骈文的兴盛而增加了骈俪的成分，骈文、骈赋在梁陈两代进入高峰；七言古诗在这时确立起来，并取得可喜的成就；南北朝民歌的新鲜气息，刺激着诗人进行新的尝试，再加上其他因素，到了唐代绝句便繁荣起来；小说在这时已初具规模，奠定了中国小说的基础，并出现了一批著名的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

以３９３年的时间酝酿这些新变，虽然显得长了一些，但和汉代大约四百年文学的收获相比，不能不说魏晋南北朝的文学成就是相当可观的。

如果没有这段酝酿，就没有唐诗的高潮，也就没有唐代文学的全面繁荣了。

“三曹”的诗歌创作及成就曹操的诗，现存二十馀首，都是乐府诗，其中一部分诗反映了汉末战乱的现实和人民遭受的苦难，其中也体现了曹操作为杰出的政治家欲整治国家、统一疆土的胸怀和抱负。

这些诗歌，由于反映现实深刻真实，因而被后人称为“汉末实录”。

曹操的另一部分乐府诗则表现了他本人的政治主张和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

这类诗悲歌慷慨，具有更浓厚的抒情气氛。

《短歌行》是其中的代表。

游仙诗也是曹操诗歌的重要级成部分。

这些诗从表面看有脱离现实的一面，然而，当曹操以质朴的语言、绮丽的想象折射现实时，对士人朝不保夕的忧生意识有曲折的反映。

曹操的诗不仅对建安文学有开风气的作用，由于创造性较大，对后代文学也有重要的影响。

他的以乐府古题写时事的作法对后来的新乐府诗有很大的启示。

从他这种旧题新事乐府到杜甫的“即事名篇”的新题新事乐府，再到白居易等到人掀起的新乐府运动，可以清晰地看出一脉相承的发展。

另外，《诗经》以后，四言诗很少佳篇，曹操继承了“国风”和“小雅”的抒情传统，创造出一些动人的篇章，使四言诗再一次放出光彩。

曹丕现存诗歌四十首，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为宴游诗，这些诗多写游赏之乐，模山范水比较细致，文词富丽，常用对偶，在我国山水诗的发展史上有一定地位。

第二类是抒情言志之作。

第三类写征人思妇的相思离别及思乡之情。

最著名的作品是《燕歌行》（其一）此诗写一女子在不眠的秋夜思念淹留他乡的丈夫，情思委曲，深婉感人。

《燕歌行》是我国现存第一首成熟的七言诗，对后代歌行体诗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曹丕的新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个人情感的抒发。

他对人生中凄凉情感的体验，是超出于同时代其他诗人的。

二是文人化艺术表现手法的使用与艺术风格的形成，这主要表现在语言的工丽绮练和艺术形式的创造上。

曹丕善于选用清词丽句，配以谐和的音韵，表达他纤丽的情思。

在艺术形式上，曹丕也勇于创新，他虽然仅存四十余首诗，却是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杂言诸体具备。

其中长篇杂言歌行《大墙上蒿行》，长达７５句，三字至九字句都有，极尽纵横开阖之能事。

曹植的创作以建安二十五年为界，分为前后两期。

前期诗歌主要是歌唱他的理想和抱负，洋溢着乐观、浪漫的情调，对前途充满信心。

《白马篇》即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这首诗紧扣追求建功立业的主旋律，抒写了曹植以身报国的人生理想。

曹植后期诗歌，主要是表达由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所激起的悲愤。

其内容可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对自己和朋友遭遇迫害的愤懑。

这方面的典型作品则是《赠白马王彪》。

第二类用思妇、弃妇托寓身世，表白心迹。

如《浮萍篇》第三类是述志诗。

曹植用世之心，在黄初以后屡屡诉诸诗赋，《杂诗》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