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魏晋南北朝辞赋

第八章魏晋南北朝辞赋
第一节魏晋南北朝辞赋的特点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辞赋发展的一个重要转变时期。

这个时期的辞赋作家与辞赋作品，据严可均辑《三国六朝文》和陈元龙辑《历代赋汇》统计，有作品保存至今的作家有二百八十四人，保存至今的作品（包括残缺）有一千零九十五篇。

其总数为今存汉赋（包括残缺）的六倍。

而且辞赋作品在五十篇以上的作家有曹植（五十八篇）和傅玄（五十六篇），这也是以前未曾有过的盛况。

这个时期辞赋的发展具有下述特点。

第一，抒情化的复归，并有明显的诗赋合流的趋势。

先秦辞赋虽也有述理与体物的内容，但以屈原作品为代表的先秦辞赋，抒情化是其主导倾向，具有作家鲜明的个性特点。

汉赋虽也有抒情之作，但主导倾向是以体物为主的散体大赋。

自东汉末年开始，以抒情咏物为主的小赋逐渐增多。

魏晋南北朝时期，虽仍有散体大赋，但咏物抒情小赋占了较大的比重，成为这个时期辞赋的主流，它们或表现对人生的执着追求，或反映现实人生的困苦，或描写自己的坎坷命运，或叙述田园山水的乐趣，或歌唱自己的生活情趣，或描绘日常生活中的各种事物以寄托自己的情思。

一般篇幅短小，语言华美，表现出鲜明的个人特色。

不仅内容逐渐诗化，形式也逐渐融入五、七言诗句；随着永明新体诗的产生，诗句逐渐律化，融入辞赋的诗句也逐渐律化。

辞赋出现这种抒情化与诗赋合流的趋势，是当时哲学思想和文学观念演变的结果。

第二，语言趋向骈偶化，出现辞赋的一种新形式——骈赋。

骈赋的基本特征就是语言骈偶。

骈偶是魏晋南北朝辞赋的主导倾向。

这个时期的一些大赋，如何晏《景福殿赋》，谢灵运《山居赋》，沈约《郊居赋》，庾信《哀江南赋》，都是骈赋。

所谓骈赋，就是用骈文的艺术写作辞赋。

第三，艺术风格由汉代散体大赋的堆垛板滞转变为清深绮丽。

汉代散体大赋的特点之一是“铺采摛文”，但汉人理解的“文采”，只局限于文字的华美。

因此，汉赋的语言风格往往是罗列名物，堆砌双声叠韵形容词。

汉大赋的另一特点是“体物”，而汉人理解的“体物”，就是“极声貌以穷文”，只求形似，一般不注意情景交融。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辞赋一般都语言清新活泼，尤其是描写方面，往往借物抒情，托物言志，细腻地描写作者或作品中人物的不同心理状态，深入地揭示出人物的内心世界，很少枯燥板滞的铺叙和奇僻字的堆垛，而是情景相生，情与境会，具有鲜明的艺术形象，寄寓着作者的人生理想，或者是对现实中某种现象的讽刺。

第四，辞赋的题材大大扩展。

汉大赋的题材，大都以宫殿、游猎、京都、歌舞为主，咏物赋也多是写帝王贵族身边之物。

东汉以后，稍有变化，
然其范围仍然狭小。

到魏晋南北朝，辞赋的题材就大大扩展，抒情、说理、咏物、叙事，各种内容都出现；登临、凭吊、悼亡、伤别、游仙、招隐，各种人生题材都写到。

其中最多的是咏物赋。

飞禽、走兽、奇花、异草，天地、风云、江河、湖海，都是辞赋描写的对象；柑橘、芙蓉、春桃、秋菊、蝙蝠、螳螂、燕鹊、龟鳖都可以入赋。

这类赋，有些侧重于“体物”，但有寄兴者，或托物言志，或借物抒情，或托物以讽，如张华《鹪鹩赋》、谢惠连《雪赋》、谢庄《月赋》、鲍照《飞蛾赋》、元顺《苍蝇赋》、卢元明《剧鼠赋》，就不是一般的咏物赋，而是高度形象化的咏物抒情赋或咏物讽刺赋。

这个时期，又是写景抒情的纪游辞赋发展的时期。

这类纪游辞赋以作者游踪为线索，写景抒情，一般都写得情景交融，是很优美的山水文学。

此外，还有一项重要题材，就是以作者的身世经历为线索，广泛联系作者所经历的历史事件，反映时代风云的变幻。

反映这一题材的赋，如李谐《述身赋》、沈炯《归魂赋》、颜之推《观我生赋》、庾信《哀江南赋》，不仅本身有其重要的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它对唐代诗歌发展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刘师培在《论文杂记》中说：“建安之世，七子继兴，偶有撰述，悉以排偶易单行，即非有韵之文，亦用偶文之体，而华靡之作，遂开四六之先，而文体复殊于东汉。

”他指出，建安曹魏时期，是我国文风转变的重要时期。

随着整个文风的转变，辞赋也处于重大的转变之中，正是这个时期辞赋发展的重要特点。

第二节魏晋辞赋
建安正始时期包括从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到晋武帝泰始元年（265）司马炎夺得曹魏政权止，前后共七十五年。

这个时期有辞赋作家五十人，今存辞赋作品（包括残缺）共二百四十九篇。

杰出的辞赋作家有王粲、曹植和阮籍、嵇康等人。

王粲是建安时期的著名诗人，也是著名的辞赋作家。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王粲长于辞赋”，“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虽张蔡不过也。

然于他文，未能称是。

”据此可知曹丕认为王粲在辞赋方面的成就超过他的诗歌。

王粲辞赋今存二十五篇，但大都残缺，有的仅存残句，有的尚可辨其意趣所在。

完好无缺者仅《登楼赋》一篇。

《登楼赋》是王粲在荆州依附刘表时所作。

所登之楼，或以为在江陵，或以为在襄阳，《文选》李善注引盛弘之《荆州记》以为是当阳县城楼。

从赋中“北弥陶牧，西接昭邱”来看，以当阳城楼近是。

王粲流落荆州，得不到刘表的重视，深抱怀才不遇的感慨；又眼见兵燹日炽，国家离乱，有家难归，内心充满悲愤与忧惧。

故借登楼骋望之机，寓情于景，写下这
篇小赋。

一开始描绘荆州的险要与富庶，想“聊暇日以销忧”，然而“虽信美而非吾土兮”，郊野的美景更引发了故乡阻隔的情怀。

接着抒写对故乡的思念之情，把眼前之景与欲归不得的忧思联系起来，揭示了当时南北“壅隔”的政治背景。

最后进一步抒发时难未平、壮怀莫展的感慨。

赋描写了伤感乱离，思念故乡与自悲不遇三种感情。

作者将这三种感情交织起来，展现了广阔的社会背景，揭示了流落他乡，寄人篱下，匏瓜徒系，井渫莫食的那种壮志难伸的悲愤，很好地表达了乱世中失意士子慷慨悲凉的情怀。

作者本想假登楼以销忧，结果反而“气交愤于胸臆”，以致“夜参半而不能寐兮，怅盘恒以反侧”。

情感如谷中溪流，斗折蛇行，以舒缓深沉的笔调委婉曲折地表达出来，达到了情景融为一体的艺术效果。

曹植不仅是建安时期最杰出的诗人，也是最杰出的辞赋作家。

今存赋（包括残文逸句）五十一篇，加上“七”体如《七启》、《七咨》和赋体文如《髑髅说》之类为五十八篇。

他的赋大都是“触类而作”（《前录自序》），他的平生遭际，从个人的升沉哀乐，亲友的欢会离别，直至军国大事，无不形之于赋。

这些赋，情之所至，或慷慨悲歌，或低回咏叹，或奋发激昂，或抑郁愁苦，或文采缤纷，或浅近如话，显示出多样的风格。

而最著名、最能代表其艺术成就的是《洛神赋》。

《洛神赋》据赋序说作于“黄初三年，余朝京师，还济洛川”之时。

考史载，曹植于黄初三年（222）无朝京师之事，“三”或为“四”之误，或为作者故意假托之辞。

赋序称“感宋玉对楚王神女之事，遂作斯赋”，知此赋的写作是受到宋玉《神女赋》的启发。

它以浪漫手法，通过幻想境界，描写了一个神人相恋，而又无法结合，终于含恨分离的悲剧故事，充满着抒情气氛与神奇色彩。

作者将一位端庄秀丽的美女形象刻画得十分生动传神：
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

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飖兮若流风之回雪。

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蓉出渌波。

秾纤得衷，修短合度。

肩若削成，腰如约素。

延颈秀项，皓质呈露，芳泽无加，铅华弗御。

云髻峨峨，修眉联娟。

丹唇外朗，皓齿内鲜。

明眸善睐，辅靥承权。

環姿艳逸，仪静体闲。

柔情绰态，媚于语言。

奇服旷世，骨像应图。

披罗衣之璀粲兮，珥瑶碧之华琚。

戴金翠之首饰，缀明珠以耀躯。

践远游之文履，曳雾绡之轻裾。

微幽兰之芳蔼兮，步踟蹰于山隅。

特别是写她将至未至的神情，更刻画出了水上女神的特点，给人以若真若幻的感觉：“体迅飞凫，飘忽若神，凌波微步，罗袜生尘，动无常则，若
危若安；进止难期，若往若还。

”这种描写，其成就远非宋玉《神女赋》可以比拟。

关于这篇赋的主题，《文选》李善注引《感甄记》，以为是曹植为感念甄后而作。

此纯系小说家言，殊不足信。

而何焯《义门读书记》则认为：“植既不得于君，因济洛以作为此赋，托词宓妃以寄心文帝，其亦屈子之志也。

”此较旧说为胜。

然从与此赋同时所作的《赠白马王彪》一诗看，曹植对其兄曹丕绝无好感，用如此美丽多情的神女去比曹丕，似不合情理。

此赋或为作者有所寄托而作，只是无从得知其所寄托的具体内容了。

但不管主题如何，它所描写的神人恋爱的故事是十分优美动人的。

故后世作家多采用这一题材进行艺术创作。

阮籍是“正始之音”的代表作家之一，他的辞赋也颇有特色，是“正始之音”的重要组成部分。

阮籍赋至今存七篇。

他的诗“厥旨渊放，归趣难求”，其赋也多闪灼其辞，不直接涉及时事，但其愤世疾俗之情，却随时借题迸发，且辛辣尖刻。

其讽世之尤切者为《猕猴赋》与《大人先生传》。

《猕猴赋》以物喻人，对那些人面兽心的干进之徒的丑恶嘴脸刻画得淋漓尽致。

《大人先生传》在体制上融合问答体文赋与骚体赋两种体格，以问答展开辩论，以骚体进行描写，在赋体中是一种创格。

赋所着力表现的人物是大人先生。

他鄙视现实，神游四海之表、天地之外，“应变顺和，天地为家，运去势颓，魁然独存，自以为能足与造化推移，故默探道德，不与时同”，这就是他应付乱世的方式方法。

这位大人先生正是作者的自况。

这个形象虽然是《庄子》书中所描写的真人、神人的形象化，但也是作者愤世疾俗的感情的表露。

赋中还借大人先生之口将那些礼法之士比作裤中的虱子，这种比喻极为生动巧妙，笔锋辛辣之至。

而这正是阮籍愤世嫉俗之情的深刻表述。

这时，还有向秀的《思旧赋》值得一提。

思旧，即怀念嵇康、吕安。

赋的序言十分优美，简明的记述，眼前景物的点染，使人倍觉情韵凄切。

赋文亦极简洁含蓄，只简要叙其因行役而经山阳旧居，想起二子“形神逝其焉如”；又闻邻笛，因“援笔而写心”。

对嵇康、吕安的死因一字未曾述及，只用“黍离”、“麦秀”二典暗示历史环境的变换。

赋写得情韵凄恻，对朋友的惋惜与对时势的忧愤溢于言表，历来为人叹赏。

晋代是魏晋南北朝辞赋最发达的时期。

这时有作品存留至今的辞赋作家有一百一十九人，今存辞赋（赋包括残缺）五百二十一篇，占魏晋南北朝辞赋总数的将近一半。

这时辞赋的发展又可分为西晋和东晋两段。

西晋时期，大赋的数量有所增加，如左思《三都赋》、成公绥《啸赋》、木华《海赋》、郭璞《江赋》，都属于这一类。

这些赋，虽各有一定可取之处，但未有脱出汉大赋的规模。

这时有成就的赋仍然是咏物抒情之作。

而且词采华
美，骈偶已成为主要倾向。

陆机、潘岳、左思是西晋著名诗人，也是著名辞赋作家。

陆机赋今存二十九篇，其中较著名的是《叹逝赋》、《豪士赋》与《文赋》。

《叹逝赋》作于陆机四十岁时，是为悼念亡故的亲友而作，颇有“忧生之嗟”，情调十分悲凉。

《豪士赋》是为讽谏齐王而作。

《文赋》是继曹丕《典论·论文》之后一篇重要的文学理论批评著作。

它对文章的构思过程及作文的艰苦，作了细致的描摹，对各体文章的不同风格作了具体的说明，在文学批评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

作品对许多抽象的理论问题作了形象的描绘。

如描写作家的艺术构思说：“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旁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其致也，情瞳眬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充分发挥了赋“体物”的特点，在艺术上也是有特色的。

潘岳赋今存二十四篇（包括《哀永逝文》与《吊孟尝君文》等赋体文）。

[1]其赋以长于抒情见称，《秋兴赋》、《西征赋》、《闲居赋》是其颇负盛名的代表作。

《秋兴赋》是潘岳三十二岁时所作。

潘岳少年得志，泰始四年（268）即以《藉田赋》而受人推重。

但因才高而招致怨恨，遂栖迟十年，不得升迁。

他沉沦下僚，内心苦闷，就写了《秋兴赋》。

赋写得精美而清婉，丽而不繁，柔而不靡，别具一种清丽的风格。

《西征赋》是他赴任长安令时所作。

赋中详细记述了他沿途所经之地的山川形胜、人物古迹及关中风土人情，寄寓了他对现实的感慨。

此赋是前代述行赋的继续，但体制更大，征引更博，笔端仿佛缭绕着一股驱不散的愁绪，落笔之处触景伤情，表现出一种凄婉的风格。

刘勰称其“钟美于《西征》”，可见其赞赏之致。

《闲居赋》作于元康六年（296）潘岳五十岁闲居洛阳之时。

他回顾三十年的宦海生涯，“八徙官而一进阶，再免，一除名，一不拜职，迁者三而已矣”，可谓坎坷不平。

因而心灰意冷，认为是“拙”，不免满腹牢骚，想退出官场，优游山林。

赋展现出一幅封建京城和市郊封建庄园及其主人安乐生活的图景，描写了潘岳幽静高雅的养拙生活，抒发了他“有道吾不仕，无道吾不愚，何巧智之不足，而拙艰之有余”的不得志的牢骚。

左思赋今存者不多，完整的仅《三都赋》、《白发赋》。

《三都赋》是左思精心构制的作品。

赋假设西蜀公子、东吴王孙与魏国先生三人论难，分别描写蜀都（四川成都）、吴都（建业，今南京市）、魏都《邺，今河北临漳》的山川城邑，物产习俗，田猎歌舞，典章制度。

其特点在征实，它所强调的真，乃是物真事真，而非情真意真，所走的仍是汉大赋堆砌名物、铺张扬厉的老路。

描写方面，除《蜀都赋》中描写蜀地富饶及风俗两段较为警策外，大都缺乏精采生动之笔。

故此赋虽然“豪贵之家，竞相传写，
洛阳为之纸贵”（《晋书·左思传》），但终因缺乏独创性而文学价值不高。

东晋比较杰出的辞赋作家就是陶渊明。

陶渊明的辞赋今存三篇：《归去来兮辞》、《闲情赋》和《感士不遇赋》。

其赋抒情坦率真挚，风格平易自然，在魏晋时期独树一帜。

《归去来兮辞》是陶渊明四十一岁辞去彭泽令退隐田园的第二年春天写的。

作品描写了退隐田园时的愉快心情和隐居生活的乐趣，说明归隐的原因是“世与我而相违”。

作者将隐居生活写得十分美好，以之与污浊的官场相对比，表示他对官场生活的厌弃。

赋中虽杂有乐天知命的消极思想，但他不与当权者合流，退隐农村、洁身自好，这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

赋以清新流利的语言描写他清幽恬淡的生活，将写景、抒情、哲理熔为一炉，以表现他厌弃官场、向往高洁的心情，达到浑然一体的境界，在艺术上已是炉火纯青。

欧阳修说：“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辞》而已。

”可见其对此赋的推崇。

第三节南朝辞赋
南朝刘宋时期包括从宋武帝刘裕永初元年（420）到宋顺帝刘准昇明三年（479），共六十年。

这时的辞赋同整个文坛一样，风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即变平淡为绮丽，变典雅为新奇，语不单行、文益藻绘，色彩更为浓丽。

这六十年，有作品存留至今的辞赋作家三十人，今存辞赋作品（包括残缺）约八十篇。

其杰出的辞赋作家首推鲍照，谢惠连《雪赋》、谢庄《月赋》也是辞赋史上的名篇。

鲍照赋今存十篇，《芜城赋》是其最负盛名的代表作。

这是一篇慨叹历史兴衰变化的吊古之作。

芜城指广陵（今扬州），广陵在西汉时已成为繁华都市。

到刘宋时，连遭破坏。

先有元嘉二十七年（450）拓跋焘南侵，后有大明三年（459）竟陵王刘诞据此谋反，讨平后“帝命城中无大小悉斩”，被害者不少。

鲍照大约于大明四年至广陵，见其荒凉破败，乃作此赋以抒发其今昔盛衰之感，故以“芜城”命篇。

赋首先通过今昔盛衰的强烈对比，尤其描写城市荒芜一段更是凄清可怖，将一个“芜”字刻画得淋漓尽致。

使人读后产生无限的悲伤与惆怅。

然后在此描写的基础上直抒胸臆，以芜城之歌作结：
边风急兮城上寒，井陉灭兮丘垅残。

千龄兮万代，共尽兮何言！
华屋山丘，人生无常，任你盛极一时，到头来不过一抔黄土，不能不使人感慨万千。

赋通过广陵城的盛衰变化，对统治者的穷奢极欲，并“图修世以休命”的妄想进行了含蓄的讽刺，对乱后的荒凉破败寄寓了深沉的感慨。

据许梿《六朝文絜》说：“宋孝武时，临海王子顼有逆谋，照为参军，随
至广陵，见故城荒芜，乃汉吴王濞所都。

濞以叛逆被灭，照因赋其事讽子顼。

”据此则此赋更是有所感而发。

这篇赋运用华丽典雅的词藻，警策整齐的排句，清亮和谐的韵律，描写抒情，写得苍劲悲凉，凝炼哀切，表现出独特的艺术风格，孙鑛评为“情胜乎词”（《文选评》），正指出了他的特点。

谢惠连（397~433），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

他十岁能属文，本州辟为主簿，不就。

元嘉七年，为司徒彭城王义康法曹行参军，故世称“谢法曹”。

年三十七卒。

其赋今存五篇，以《雪赋》最著称。

《雪赋》假设梁王跟邹生、枚叟与司马相如一起赏雪而命相如赋雪以展开描写，扣住雪“因时兴灭”的特点，写出雪随时入俗因物赋形的品格，将咏物与抒情结合起来。

这是一首歌咏自然现象的赋，它摆脱了前人主要描写其形状及作用的写法，着重写人对雪的感受，将雪作为联系人的某种思想感情的审美对象来写。

这在反映自然现象的文学作品中是一个很大的进展，是赋的诗化的重要演进，也是这篇赋艺术上的成功之处。

谢庄（421~466），字希逸，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

谢灵运族侄。

历仕宋文帝、宋孝武帝、宋明帝三朝，官至中书令，加金紫光禄大夫，故世称“谢光禄”。

今存赋四篇，以《月赋》最有名。

《月赋》假设陈王曹植与王粲月夜游吟的故事以展开描写，尤其以描写皓月当空的一段最为传神：
若夫气霁地表，云敛天末，洞庭始波，木叶微脱。

菊散芳于山椒，雁流哀于江濑，升清质之悠悠，降澄辉之霭霭。

列宿掩缛。

长河韬映，柔祗雪凝，圆灵水镜，连观霜缟，周除冰净。

那天边的云气、洞庭的秋波、散芳的野菊、哀鸣的孤雁，以至于如雪的大地、如水的天空，无不渲染出皓月的光辉。

无一字写月，而无一字非月，别有一番迷人的境界。

赋描写了月“朒朓警阙，腓魄示冲”的美德和“连观霜缟，周除冰净”的洁白，抒发了作者思贤念友、怀想美人的情怀。

它将“陈王初丧应刘”的悲愁，思贤念友的情怀，与皎洁的月色融合一起，孙鑛评为“只写月夜之情，非为赋月也”，正是此赋的重要特色。

从谢惠连《雪赋》与谢庄《月赋》，可以看到这时咏物赋的一些重要变化。

内容上，多写人生悲感，善叙悲情，成为南北朝辞赋的重要特色。

结构上，虽仍用“述客主以首引”结构篇章，但已不是用来铺排叙事，而是以之咏物抒情；不是用来结构宏篇巨制，而是以之结构精巧的短章。

语言上华美浓丽，锤炼精工。

因此，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齐梁陈时期从齐高帝萧道成建元元年（479）到陈后主陈叔宝祯明三年
（589），共一百一十年。

这是赋风的重要转变时期。

这时的赋，词采更加艳丽，不但追求对偶精切，而且讲求声律和谐，句式逐渐趋向骈四俪六，隔句作对；有的则较多的运用五、七言诗句，而且是律化的诗句，使赋更接近于抒情诗，出现诗赋合流的趋势。

这段时期共有辞赋作家五十五人，辞赋作品一百七十八篇。

杰出的作家首推江淹，萧纲、萧绎在当时也比较有名。

江淹是著名诗人，也是著名辞赋作家。

今存赋二十八篇，是这时存赋最多的作家，以《恨赋》、《别赋》最为著名。

这两篇抒情短赋都有浓厚的感伤色彩，反映了那个社会里士人失意的感伤情绪。

《恨赋》以人生不可避免的遗憾——死亡作为描写对象。

赋一开始就以浓厚的悲伤情调作总体的描写：“试望平原，蔓草萦骨，拱木敛魂。

人生到此，天道宁论！”然后分别以秦始皇、赵王迁、李陵、王昭君、冯敬通、嵇康为代表，指出无论何人，不管志得意满还是潦倒一生，到头来都得魂归丘垅，一死了之。

最后概括说：
已矣哉！春草暮兮秋风惊，秋风罢兮春草生。

绮罗毕兮池馆尽，琴瑟灭兮丘垅平。

自古皆有死，莫不饮恨而吞声！
春去秋来，华屋丘山，任何人也逃脱不了，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这篇赋所表现的内容是东汉末年以来关于人的生命价值思考的概括。

《别赋》则以令人“黯然销魂”的离情别绪为描写对象。

赋通过对各种人离情别绪的描写，刻画了他们各自不同的心理状态，表现了他们离别时的感伤。

赋将人们生活中这种普遍存在的感情加以概括，又从各种人的生活经历中体现出来，并显示其各自的特征，写得比《恨赋》更细腻，更富感染力。

别情是人生普遍存在的生活体验，尤其在那个时代，社会动荡不安，人情冷漠，世态炎凉，变故频繁，生活不安定，使人感到离别随时都可能发生，一别就后会无期，更易产生“黯然销魂”之感。

故赋所描写的别情，反映了一定的社会内容。

作者家在北方，寄居江左，已有流落他乡之感，加以仕途失意，备尝颠沛流离之苦，故此赋也概括了江淹自己的生活体验，溶进了自己的真实感情。

这两篇赋传诵不衰，还在于它的艺术成就。

首先，以往的文学作品都是以具体的人物事件为描写对象，这两篇赋则把一种抽象的、普遍的感情作为描写对象，从题材到写法都很新颖别致。

其次，作者能运用多种艺术手法将抽象的感受具体化，使之成为可感可见的艺术形象，如《恨赋》选择历史上有代表性的六个人以表现其不同的遗憾；《别赋》则概括了七种不同情境的离别以表现不同的别情。

抽象的情感依附于具体的人或事。

在
描写上，有的突出各自的特点，如《恨赋》写秦王之恨，就写出了秦帝吞并天下的雄姿与雄图未毕的遗憾。

有的通过环境景物的渲染，以烘托出各色人物的心理：如《别赋》写行子的别愁，连风云车船都染上了感情色彩。

有的用重彩描绘，如《别赋》写夫妻之别，就细腻地描写了思妇于春夏秋冬的不同感受，渲染了其空虚孤寂的心理；有的则用白描淡抹，如写恋人之别，只用眼前的春草春水、秋露秋月稍加点染，人物的心理就含蓄地表现出来。

有的多角度多层次地描写，如《别赋》，或写临别的凄怆，或写别后的思念；或以明媚的春光烘托，或以凄清的秋景渲染；或只写春秋，或四季俱写，呈现出别情的多种姿态，使人读来不感到单调重复。

就语言来说，词采艳丽，音调低回，骈四俪六而又参差错落，恰当地表现出那种凄神寒骨的内容。

它成为千古名作决不是偶然的。

江淹赋大都作于早期，风格于雕饰中呈苍劲之气，颇近晋宋赋而与齐梁赋不同。

最能代表齐梁赋风的是萧纲、萧绎的赋。

萧纲赋今存二十三篇，其中较有特色的是写艳情的赋如《眼明囊》、《鸳鸯》和《采莲》等。

这种艳情赋虽涉及女性美，但大体上都写得比较含蓄。

如《采莲赋》，就塑造出一幅江南采莲图。

赋中的采莲少女虽经贵族审美观念的加工剪裁，已非劳动妇女，但作者的态度还比较庄重，多少描绘出了江南的景色和风俗。

萧绎赋今存八篇，也较多涉及艳情。

如《荡妇秋思赋》：
荡子之别十年，倡妇之居自怜。

登楼一望，惟见远树含烟。

平原如此，不知道路几千。

天与水兮相逼，山与云兮共色。

山则苍苍入汉，水则涓涓不测。

谁复堪见鸟飞，悲鸣只翼！秋何月而不清，月何秋而不明？况乃倡楼荡妇，对此伤情。

于时露萎庭蕙，霜封阶砌。

坐视带长，转看腰细。

重以秋水文波，秋云似罗，日黯黯而将暮，风骚骚而渡河。

妾怨回文之锦，君思出塞之歌。

相思相望，路远如何！鬓飘蓬而渐乱，心怀愁而转叹。

愁萦翠眉敛，啼多红粉漫。

已矣哉！秋风起兮秋叶飞，春花落兮春日晖。

春日迟迟犹可至，客子行行终不归。

这里用各种景物来烘托荡妇的心理，层层推进，字里行间，仿佛有倾吐不尽的哀怨和幽愤。

最后以春日尚可期，客子之归不可期作结，尤见其善于设想。

主人公虽名曰荡妇，但只细写其对客子的思念之情，实属闺怨、闺情一类，亦未涉及淫秽。

从萧纲萧绎赋可以看到，梁陈赋已完全摆脱汉大赋的铺张扬厉，走向抒情化、骈偶化。

这些赋文词清丽，情思绵渺，描写细腻，有南朝民歌中风情小调那种轻巧流丽的韵味。

作为封建帝王，专门煞费苦心地在这种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