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干群关系

农村干群关系

回到阔别20年的故乡——永兴县墨水村过春节，有幸与乡亲们密切生活了一段时光。通过串门做客、走亲访友，耳闻目睹故乡的变化。笔者有喜有忧，最明显的感受就是现在的“人情味”没有以前那么浓了。特别是谈及干群关系时，气氛顿时出现变化，变得紧张、热烈、甚至激烈，涉及个别问题又带上一层神秘色彩，采访还须“秘密”进行，而且只能用心记，不能用笔记。一个礼拜的调查研究得出结论，乡亲们对当前农村干群关系——

最大担心是信任危机

群众对待干部，长期形成的偏见至今没有消除。

一是“看不起”。改革开放后，农民的思想观念迅速摆脱了“左”的束缚，却向另一个极端转化。认为“分了田土山、大家都一般、各种各的田、各赚各的钱、各管各的米和盐、用不着干部和党员”，价值观、权力观受到扭曲，认为“手掌遮不了天、票子才能遮天”，不少村民抱着“大事不犯、小事不断、天王老子也难办”的态度，眼中似乎没有农村干部，无品无级的村官“说话无人听、做事无人跟、遇上麻烦事、人家跟你拼”。如不少村民建新房，根本不报批，不按规划建，甚至规划建东，他偏要建西，村干部干预处理，个别村民甚至用恶语拳头相威胁，致使乡村村庄乱建现象十分严重。一些大族、贵族、强族村，对待小姓、贫寒、孤单的村干部，更看不起、不服管，认为这样的村干部没有“资格”管理他人。

二是“看不惯”。在不少村民的眼光中，村干部似乎都是“捧官、走富、贪婪、欺骗百姓”的角色。为了博取“大官”的好感，他们弄虚作假，“村哄到乡、乡哄到县、一直哄到国务院”。为了获得“权”和“利”，他们一天到晚接触的对象，“不是大官、就是大款”。为了显示权威，他们欺弱怕强、欺软怕硬，不能主持公道正义。为了中饱私囊，“一个‘小’村官，‘贪’字坐中间，‘独’‘毒’傍两边”，上面的下拨款，他们如何发、发了多少，天晓得。下面的上交款，他们交了多少，用了多少、如何用，鬼知道。还有见不得天日的“灰色”收入，更是无底洞。

三是“看不见”。过去有说是“国民党税多，共产党会多”。当前农村会议少，集体活动少，干部走访少，群众找干部更少。老百姓对于“大政策”，只能通过电视了解一点，至于当地的“小政策”、“土政策”，群众知之甚少，全凭干部一张嘴。人民公社时，农村干部什么都管，“大到种麦种稻，小到出工吹哨”，农闲时节少不了组织大家兴修水利、修桥补路、垦荒造林。包产到户后，“为人民服务”变成了“人民为（干部）服务”，村干部“瞅见利益抢先走，闻见困难绕道走”，社会治安没人管，公益事业没人管，科学种田没人管，生产销售没人管。“只管自己捞油水，不管群众喝清水”，农民不是出外打工，就是在家打牌，有谁组织做正经事。

干部对待群众，同样存在长期形成的心理隔阂。

一是“工作难做”。现在的老百姓，乡村干部管不了，法律法规也管不了。村干部一年四季做的三件事：“一抓‘开刀’，计划生育；

二抓上交，各种税费；三抓‘扯胶’；调解纠纷”。上交要的是钱，计划生育不仅要钱，而且要命，还可能造成一些人家“断子绝孙”。协查案子、调处纠纷更烦恼，更得罪人。公安机关抓了人，群众怨干部不管事、未求情，民间纠纷主要是利益之争，处理一个问题总会得罪一方面的人。而这三项工作，上级都实行“一票否决制”，对于村官还是村民，都是伤筋动骨的难事。年复一年地做着这些“唱花脸”、“擦屁股”、费力不讨好的事，仇人多了，朋友少了，自己孤立了，挨骂是家常便饭，甚至还会遭打。除此之外，特别是贫困村要搞建设、办公益事业，都涉及“出钱出力作贡献”的问题，“高压政策”行不通，“和风细雨”难凑效，大大小小的工作都必须挨家挨户去做。有时好心难以办成好事，尽管时间浪费了，精力浪费了，却收不到好效果，甚至遭来群众非议。

二是“人心难平”。改革开放几十年来，人民生活不断富裕起来，这本是不争的事实。但是，“提起筷子夹肉，放下筷子骂娘”的事，依然时有可闻，而且骂得最多的是村干部。村干部尽管尽心尽力去为人民服务，然而还是“人辛苦了，故事却不好看”。特别是利益调整、矛盾调解、宗族纠纷之类的事，难以完全公平公正，“一碗水端平”。如修筑公路、修建学校、兴修水利等公益事业，必然涉及田土山的征用、调整、补偿等问题，征用有多有少，调整有好有差，补偿更难满足，于是“公心”难以满足“私心”，甚至把干部们为民办事的“公心”当成了他们谋利益的“私心”。部分老百姓现在的思想觉悟比以前低多了，即使身边发生的治安案子，亲眼所见也不会讲出口，不愿

意为“管闲事”去得罪人。对于日常生活中出现的“相骂无好话，相打无好拳”的矛盾纠纷，本来就难辨是非，干部们即使费尽口舌，得到的或许还是“不公平”的评价。

三是“自家难富”。本来，“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党员看支部”。然而，当前的村干部无不嘲笑自己，“责任重于泰山，权力轻于鸿毛，收入只有几毛”。好些干部不是自己没本事没能力发家致富，而是服从组织、为了事业，把时间精力、聪明才智都用在了工作上，客观上说他们是作出了“牺牲”，是“吃亏”了。但是，有些村民却不认为他们“牺牲”了自身利益，不承认他们“吃了亏”，而是“沾了光”，被群众“养活了”、“养肥了”。因此 当前有些贫困村没有人愿意当干部，开会选举村组长，你推我，我推你，决定不下时只好采取“抓阄”或者“轮流坐庄”的办法确定村组长。由此可见，干部与群众互不信任、互不买帐、互相埋怨、互相拆台的现象在一些乡村还严重存在，致使“家不和，万事难兴”，而且形成恶性循环。笔者问及干群离心离德、关系紧张的原因时，乡亲们几乎众口一词——主要原因是透明度低。调查中发现，致使当前农村干部与群众相互之间信任度不高的因素错综复杂，矛盾的主要方面在村“两委”干部。少数村干部权欲膨胀、利欲熏心，利用上不是国家干部、下不是真正村民的“身份空间”，上不好管、下不敢查的“权力空间”，我行我素，欲盖弥彰，因“私心”致使透明度低。大多数村干部虽然办事出于“公心”，却由于他们对实行村务公开、民主管理的意识不强、措施不力、方法不当、设施不全，同样致使村务管理透明度不高。

一是政策法规透明度不高。当前，广大农村、特别是贫困乡村，由于集体经济薄弱，公益事业比及20年前，不仅没有进步，反而有所退步。笔者故乡的过去，公社有电影放映队，大队有文艺宣传队，生产队有高音喇叭，利用这些载体适时传达国际国内形势、党的政策法规，安排当前工作，无疑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而现在，乡村这些文化宣传载体成为空白，造成了对农民教育的贫乏。农民获得信息的主要途径是电视，而电视覆盖率并不高，山区收视效果也不好。大部分村民收看电视，还是采取一家一户的“数字接受器”。墨水村有一个体户出资建设了“接受卫星传送广播节目”点，大大提高了全村电视收视率。但尽管如此，其有线电视入户率也只有25%。除电视传媒载体之外，村里偶尔组织开个会，也是“上午开会中午到，台上讲话台下闹，三言两语打发了，还没回家全忘掉”。尽管政府每年免费发放的一些政治、政策、法规、科技书刊，却没有发放到群众的手中。由于这样，对于国家政策法规的贯彻，当地政府的工作安排，只能由村干部包办代替，农民知之甚少。久而久之，农民对社会公共组织非常陌生，有的甚至不知道谁是村长、乡长，公民意识相当缺乏，对公共事务漠不关心，也不知道维护公民的权益，公众参与意识极为淡薄，“只管小家碗里的，不管大家锅里的”。尽管对一些“政策”产生怀疑，然而无论是党和国家的政策，还是地方“土政策”，只能盲目遵行。这样，给政策的公信力带来了一定影响，给政策的正确执行带来了某些难度。

二是财务管理透明度不高。无论富裕还是贫困，一个村上拨下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