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大豆价格风波始末

2004年大豆价格风波始末
自从南北朝以来，中国长江以南的地区得到了长足的开发，中国的经济重心由北方转到了南方。

中国“南粮北运”的粮食供应格局也因此保持了上千年的时间。

到了上世纪80年代，这一格局悄然地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

由于中国南方的工业化及城市化水平大大提高，南方的粮食已不能满足自身的需求。

中国的北方却因为东北、西北荒地的开发，相继发展成重要的农产品基地。

北方的粮食开始往南边运送。

20世纪90年代，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对食用油及禽畜肉类消费的需求日益增长。

大豆是主要的油料和饲料来源，其最重要的产地在东北，最主要的消费地却在经济发达、人口众多的沿海地区。

东北大豆进关面临着严重的运输瓶颈。

中国大豆按照距离东北的远近而形成了南北价差的现象。

从1995年的80万吨到2005年的2659万吨，进口大豆的数量在10年时间内增长了33倍。

中国原有的大豆、菜籽压榨厂遵循生产布局与原料产地一致的原则，主要分布在东北、华南等大豆、油菜籽产区。

由于运输成本和生产能力的限制，对进口大豆的加工不可能依靠这些原有的压榨厂来完成。

于是，由进口大豆带来的巨大的加工需求引发了沿海地区对压榨和精炼油厂的大量投资。

自90年代后期以来，在山东、江苏、辽宁和广东等省份的沿海港口兴建了100多个日压榨能力在1000吨以上的大型油脂加工企业。

同时，国家政策倾向支持大厂，要求企业进口的大豆只能自己加工而不能直接用于贸易。

贸易公司拿不到检疫批文，中型厂又无资金实力去做国际采购，致使工厂原料不足，只能停工。

这样，进口大豆加工的利润就相对集中在大型、资金量大、有进口权的公司。

这是一个大豆加工行业新旧更替的时代。

尽管有占全国总加工能力的50%～60%的企业停工或半停工，但是技术含量高，能配置自己的期货贸易、拥有先进的仓储和物流体系、临港而建的大型油脂加工厂仍在不断地兴起。

由于减少了采购、储存和运输的环节，这些企业的生产成本相比其他企业得到了有效的降低。

在挤占国产大豆或国产菜籽的市场的过程中，这些油脂企业获得了较高的利润，一般在86-300元/吨左右。

2002-2003年，大豆油价格大幅上涨。

2003年10月，大豆压榨利润高达1,000元/吨。

国内压榨厂的投资也随之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2004年，中国食用油行业总的压榨能力达到8400万吨之巨。

当年国内的大豆压榨实际需求只有2,800万吨（包括国产大豆774万吨和进口大豆2,023万吨），行业平均开工率只有33%，为最近几年来的最低水平。

由于大豆压榨厂家布局的过度集中，在天津塘沽、辽宁大连和东莞麻涌等地出现了“一港多厂”的现象。

进口大豆压榨市场的快速发展也掩盖了中国榨油企业在自身经营上存在的一些隐患。

中国榨油企业资金周转的传统模式是，银行开出信用证，企业进口大豆，然后加工，快速将大豆油和豆粕销售出去，归还信用证资金，如此依次循环。

正常情况下，如果榨油企业的盈利前景良好，其资金周转是畅通的。

但是，一旦银行加强信贷控制，就会要求企业要有大量的流动资金，否则无法开立信用证。

同时，中国榨油企业一味依赖进口大豆，坐享丰厚的压榨利润。

原料来源单一和产品严重同质化导致了中国榨油企业经营模式雷同，竞争手段相似，抗风险能力低下。

这些榨油企业都是在行业的快速发展期中诞生的，没有人会想过行业发展的拐点迟早会到来，更没有人想到这一天会来临得如此地快。

2003年底，在温家宝总理首次访美即将成行之际，中国安排了大豆、棉花和电子产品等四个采购团前往美国。

中国大豆采购团的成员以国内大型油脂企业为主，共有超过10个榨油企业的负责人随团赴美。

中粮公司、河南粮油公司以及大连华农油脂公司等都在此次赴美大豆采购团的名单中。

中国大豆采购团原定于11月18日到达芝加哥。

但11月17日，在美国商务部决定将来自中国的三种纺织品提出重新设置配额的磋商请求的当日，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通知美国大豆协会访美行程因签证原因后延。

11月24日，深圳检验检疫局对
外宣布，该局从美国进口大豆所夹带的豆荚和豆杆中检出大豆疫霉病菌，这在中国还是首次。

这两起事件被认为是对美国限制进口中国纺织品的回击。

12月7日-10日，温家宝总理访美成功，中美贸易争端降温。

美国人是政治为经济服务，中国人是经济为政治服务。

就和中国政府动不动就做主为国内的航空公司购下大量的飞机一样，中国的大豆采购也仅仅是中国政府手中的一个谈判筹码。

中国的大豆采购团不象是企业自主的采购行为，更象是在政府那只扭曲的手的主导下即将上演的又一场大戏。

12月17日，中国大豆采购团启程前往美国芝加哥。

12月18日，在访问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BOT）后，中国大豆采购团公开宣布准备采购250万吨的美国大豆，如果价格合适，将再增加采购250万吨。

他们就差再添上一句“为中美友谊而干杯”了。

被临时推迟了一个月的行程已经让市场更为紧张，他们急需美国的大豆去喂饱那些崭新的榨油机器。

他们也建造好了更多的仓库已准备存放更多的大豆，谁知道国家的转基因政策还会不会转向呢？他们不知道的是，在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大豆期货交易经理们的欢呼声的背后，国际基金们已张开了贪婪的大口等待即将掉落的肥肉。

2003年秋天，美国大豆出现大面积减产，国际市场预言南美大豆也将出现大幅度减产。

德刊《油世界》称,全球2003/04年度大豆产量估计为1.9926亿吨，低于2亿吨的消费需求量。

2003年9月到2004年2月，全球供需平衡表中大豆供应将出现异常紧张趋势。

截止到目前，预计北半球大豆产量已经较上年下降了480万吨，下降到9760万吨，为7年来的最低水平。

虽然截止到2003年9月1日，全球大豆库存量达到了4490万吨，但预计到2004年2月底，库存量将大幅减少到4290万吨。

《油世界》指出，北半球生产国的大豆歉收，导致对南半球生产国的依赖性提高。

美国有报告称，中国豆粕需求将增长40%，大豆油增长60%，大豆增长25%。

结果，国际市场大豆一直看涨。

入世以后，中国政府为了保护国内大豆产业，通过发放进口检疫许可证的方式对大豆的进口实行统一的管理和控制。

同时，通过这一管理方式控制大豆的进口也是中国政府应付中美贸易争端的主要办法。

但这也使得中国的大豆进口反而不按市场化的方式进行运作。

由于进口检疫许可证是一批批发放，大豆采购由原来的不透明变为透明，容易成为国际炒家的猎物。

2004年初，当美国大豆正在热销而中国大豆供应基本告罄之时，得知中国大豆采购代表团即将前往美国采购大豆，美国基金肆意拉高美盘价格。

国外大豆出口商一方面在场内散布虚假需求信息，以放大需求效应，另一方面在卖出大豆的同时，会在CBOT市场上进行买入套期保值，这对CBOT市场本身而言也是一股不小的买升力量。

CBOT大豆期货价格从先前的约320美元/吨暴涨到391美元/吨，为近15年来的新高。

CBOT是全球大豆市场的作价中心，中国厂商在采购国外大豆时，普遍依据CBOT的大豆期货价格。

中国大豆并没有像铁矿砂那样与供应商签订长期合同，而只是通过CBOT从跨国公司手中购买大豆期货。

国际大豆市场的定价机制大部分是用CBOT期货价格加上现货升贴水构成大豆的现货价格，所以CBOT的每一次价格变动都会对中国大豆市场产生很大影响，尤其是现货商。

在中国大豆采购团签下高价进口合同，购买了大约300万吨的大豆后离开美国，整个国际市场大豆价格随即暴跌，最高下跌了125美元/吨。

中国市场的豆粕价格在2004年初继续高涨，在压榨利润的驱动之下，中国榨油企业普遍加大采购力度。

同时，中国国内大豆加工能力的急剧扩张引发了对大豆采购需求的急度膨胀，转基因政策及外贸政策的不稳定性增加了中国榨油企业对进口大豆的投机需求和周转库存需求。

这样，中国榨油企业纷纷买入大豆远期合约，这使得2004年中国大部分进口订单的签约价格维持在相对高的价位，接近4,000元/吨。

然而，后来南美大豆并没有出现原来预期的大面积减产，和去年相比产量并未大幅下降。

而且，北美大豆种植面积预计比去年增加200万英亩，美国的及时降雨使得大豆播种进度非常之快，美国大豆增产的潜力很大。

国际市场大豆价格开始出现大幅下滑。

海洋运费下跌，也推动了进口大豆价格的下跌。

历史上，美伊战争期间国际船运费暴涨，并创历史高点，就曾经使得大豆运输成本增加，推动大豆价格攀升。

由于2004年中国开始限制铁矿石的进口以及南美的大豆出口低于预计，散装货物的海洋运费出现大幅下跌。

4月份以来，从太平洋西北沿岸到日本的运费下降了近4美元，与海湾到日本的运价差在4月中旬达到创记录的每吨31.5美元。

豆粕销售利润占压榨油厂利润中很大的一块，但豆粕市场受禽畜行业的影响大。

2004年春夏之交禽流感的爆发打击了畜禽养殖业，直接影响了国内豆粕的消费量。

国内大豆油在2月底达到最高价的7,600元/吨，豆粕在4月初达到最高价的3,400元/吨。

5月12日开始，CBOT的美盘基金从多头市场撤离，大幅减仓，大豆期价剧跌。

受此影响，国际大豆价格下跌近25%，跌到266美元/吨。

同时，国内油价和粕价下跌，大豆油报价6,900元/吨，豆粕报价3,200元/吨。

按同期进口大豆港口分销价格3,850-3,900元/吨，加工费用120元/吨，资金成本20元/吨计算，压榨油厂每加工1吨进口大豆就要亏损200多元。

到了11月份，大豆油最低跌到5,500元/吨，豆粕最低跌到2,400元/吨。

国内压榨厂商的亏损也一步步放大。

受2004年严厉的宏观经济调控的影响，商业银行对国内榨油行业紧缩银根，使很多榨油企业开不出信用证。

对于银行来说，即使没有加强信贷控制的政策，也不愿意给这些企业开信用证。

这些榨油企业进口大豆的成本过高，按照现在的大豆油和豆粕的市场价格来看，亏损是必然的。

如果开出信用证，很可能出现坏帐。

资金链出现断裂后，不少资金周转困难的企业无力支付大豆货款而被迫违约。

甚至连100万美元/船的“洗船”费用（以一定的费用把船货回售给供应商）都可能将一个榨油厂逼到破产。

4月18日，厦门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在巴西大豆中发现包裹了种衣剂的“红豆”。

5月10日，国家质检总局下发通知，暂停4家大豆供应商向中国出口大豆。

之后又先后对发现含有种衣剂大豆所涉及的23家境外供应商下了封杀令。

6月11日，巴西政府发布法令，要求1公斤大豆只允许含1粒不明毒性的杂质，并向中国政府保证今后不会再发生种衣豆事件。

6月21日，中巴大豆谈判结束，两国恢复大豆双边贸易。

同时，国家质检总局解除禁令。

中巴大豆事件帮助国内厂商暂时渡过了难关。

在全行业连续7个月亏损的背景下，5月16日，压榨能力占全国一半的16家中国最大的大豆压榨厂家在北京召开会议，要求国际大豆供应商降低大豆价格。

如果大豆价格依然维持在高位，它们将联手减少第二季度的进口到货量，并在下半年将大豆进口量减少50%，同时共享现有库存。

5月20日，国际上最大的几家大豆供应商聚首北京，联合应付中国大豆压榨商的威胁，维护供应商的最大利益。

国内大豆压榨厂家与国际大豆供应商的这次利益博弈，是日后国际大豆供应商大举收购国内大豆压榨厂家的前奏。

原料依赖进口大豆的沿海压榨油厂，要面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的价格波动，有着很大的采购风险。

如何对冲进口原材料价格风险以控制成本，对锁定产品利润至关重要。

而期货无疑是企业保值的最佳选择。

但是，大连商品交易所只有大豆1号、2号和豆粕期货，大豆油期货至2006年才上市交易。

在2006年以前，大连商品交易所品种不配套，进口豆持仓小，套保头寸多了没有对手，少了没法转移风险。

外资或者合资企业可以通过其境外公司在CBOT进行套期保值，但多数内资企业并不属于国家规定的26家可以从事境外期货的大型国企，无法借道境外进行风险规避。

而且，多数国内的压榨企业风险意识薄弱。

在2004年的大豆价格风波中，只有九三油脂等少数企业在大连商品交易所做了套期保值交易，有效回避了“危机”带来的风险，其它压榨油厂则损失惨重。

2004年，中国油脂行业实现利润仅3.7亿元，比经济效益最好的2003年减少了18.2亿元，是近年来效益最低的一年。

豆粕销售利润占压榨油厂利润中很大的一块，但豆粕市场受禽畜行业的影响大。

2004年春夏之交禽流感的爆发打击了畜禽养殖业，直接影响了国内豆粕的消费量。

国内大豆油在2月底达到最高价的7,600元/吨，豆粕在4月初达到最高价的3,400元/吨。

5月12日开始，CBOT的美盘基金从多头市场撤离，大幅减仓，大豆期价剧跌。

受此影响，国际大豆价格下跌近25%，跌到266美元/吨。

同时，国内油价和粕价下跌，大豆油报价6,900元/吨，豆粕报价3,200元/吨。

按同期进口大豆港口分销价格3,850-3,900元/吨，加工费用120元/吨，资金成本20元/吨计算，压榨油厂每加工1吨进口大豆就要亏损200多元。

到了11月份，大豆油最低跌到5,500元/吨，豆粕最低跌到2,400元/吨。

国内压榨厂商的亏损也一步步放大。

受2004年严厉的宏观经济调控的影响，商业银行对国内榨油行业紧缩银根，使很多榨油企业开不出信用证。

对于银行来说，即使没有加强信贷控制的政策，也不愿意给这些企业开信用证。

这些榨油企业进口大豆的成本过高，按照现在的大豆油和豆粕的市场价格来看，亏损是必然的。

如果开出信用证，很可能出现坏帐。

资金链出现断裂后，不少资金周转困难的企业无力支付大豆货款而被迫违约。

甚至连100万美元/船的“洗船”费用（以一定的费用把船货回售给供应商）都可能将一个榨油厂逼到破产。

4月18日，厦门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在巴西大豆中发现包裹了种衣剂的“红豆”。

5月10日，国家质检总局下发通知，暂停4家大豆供应商向中国出口大豆。

之后又先后对发现含有种衣剂大豆所涉及的23家境外供应商下了封杀令。

6月11日，巴西政府发布法令，要求1公斤大豆只允许含1粒不明毒性的杂质，并向中国政府保证今后不会再发生种衣豆事件。

6月21日，中巴大豆谈判结束，两国恢复大豆双边贸易。

同时，国家质检总局解除禁令。

中巴大豆事件帮助国内厂商暂时渡过了难关。

在全行业连续7个月亏损的背景下，5月16日，压榨能力占全国一半的16家中国最大的大豆压榨厂家在北京召开会议，要求国际大豆供应商降低大豆价格。

如果大豆价格依然维持在高位，它们将联手减少第二季度的进口到货量，并在下半年将大豆进口量减少50%，同时共享现有库存。

5月20日，国际上最大的几家大豆供应商聚首北京，联合应付中国大豆压榨商的威胁，维护供应商的最大利益。

国内大豆压榨厂家与国际大豆供应商的这次利益博弈，是日后国际大豆供应商大举收购国内大豆压榨厂家的前奏。

原料依赖进口大豆的沿海压榨油厂，要面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的价格波动，有着很大的采购风险。

如何对冲进口原材料价格风险以控制成本，对锁定产品利润至关重要。

而期货无疑是企业保值的最佳选择。

但是，大连商品交易所只有大豆1号、2号和豆粕期货，大豆油期货至2006年才上市交易。

在2006年以前，大连商品交易所品种不配套，进口豆持仓小，套保头寸多了没有对手，少了没法转移风险。

外资或者合资企业可以通过其境外公司在CBOT进行套期保值，但多数内资企业并不属于国家规定的26家可以从事境外期货的大型国企，无法借道境外进行风险规避。

而且，多数国内的压榨企业风险意识薄弱。

在2004年的大豆价格风波中，只有九三油脂等少数企业在大连商品交易所做了套期保值交易，有效回避了“危机”带来的风险，其它压榨油厂则损失惨重。

2004年，中国油脂行业实现利润仅3.7亿元，比经济效益最好的2003年减少了18.2亿元，是近年来效益最低的一年。

在2004年5月份大豆崩盘后，中国大多数压榨油厂出现亏损，直到下半年才较为平稳。

2005年2到3月，由于南美大豆主产区遭遇旱灾，预期大豆将大幅减产，导致大豆及其制成品的价格大涨。

中国压榨油厂也迎来了个短暂的盈利期。

4月份以后，大豆供应充足，豆粕及豆油价格不断下跌，中国压榨油厂开始大面积亏损。

8月份，外盘大豆行情持续下跌，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提高，使后期到货的进口大豆成本不断滑落，给国内油粕市场带来沉重压力。

国内豆油市场需求疲软，加之棕榈油勾兑冲击，国内豆油价格跌至2003年以来最低点。

中国大豆压榨油厂普遍经营困难，压榨大豆每吨亏损达200元以上。

此外，许多油厂凭自己在国内的经验，不按WTO游戏规则，在2004年大豆价格风波中擅自毁约，被记入国外商业信誉的黑名单，引起国际商业官司和制裁，难以维系对外贸易。

国际大豆供应商对处于困境中的中国食用油行业垂涎欲滴。

2005年9月7日，ADM董事长兼总裁艾伦?安德列在华尔街发表了一份报告，报告中称，“中国有投资机会。

”美国大豆协会中国代表处向其总部写信称，“今年是进军中国，整合大豆行业的时候了。

”
2005年，邦基收购了山东三维集团旗下的一家位于日照的大豆油厂，日加工能力2400吨。

这是邦基在华收购的第一家榨油厂。

嘉吉在广东东莞的大豆加工厂日加工能力为3000吨，另一家更大的、位于江苏南通的工厂也将马上开工，日加工能力达到1万吨，将可能是中国最大的大豆油厂。

美国ADM和中粮已有长期的合作，在中粮下属企业中拥有一定的股份。

这样，邦基、嘉吉和ADM通过投资等形式掌握了中国近1/3的大豆加工能力。

加上正大等公司，外资控制的加工能力达40%以上。

至2006年4月底，仍在开工的97家大豆压榨企业集团中，外商独资或外资参股的有64家。

中国完全国内独资，并且能与跨国公司竞争的加工企业，只有九三油脂一家。

国际大豆供应商大规模收购的真实意图，并不是想通过加工环节赚取利润，而是控制产业链，减少国内大豆压榨厂家的价格谈判筹码，保证向中国出口大豆的渠道畅通。

2004年大豆价格暴跌，很多企业拒绝履行合同，使国际大豆供应商运抵中国的大豆无法销售，损失很大，使其决定自己控制这些压榨企业，以免不利情况下次发生。

这些跨国公司的新建油厂有着很大的竞争优势。

它们使用的进口工艺设备技术含量高，整个生产成本比国产设备平均低30～40元/ 吨大豆，尤其在当今能源价格上涨的时期，两者生产成本的差距越来越大。

跨国公司多在港口建厂，运输成本低，而且在国外可自己采购，无需代理商，减少了采购环节。

银行因外资大公司资信度高，开证简化，又降低了其财务成本。

跨国公司掌握信息多、国际贸易经验丰富、拥有整套的国际贸易操作体系。

中国其它油厂既无资金、成本和信息优势，又要向竞争对手购买大豆，相当于到敌人手中购买武器来参加战斗，在竞争上处于极为不利的位置。

外资的大规模进入使食用油行业加工能力过剩的状况进一步恶化。

2005年新增了506万吨的大豆压榨产能，总共达到8910万吨。

实际大豆压榨需求仅有3000多万吨，产能超过需求两倍多。

国际大豆贸易商通过自己控制产业链，减少对其它油厂的依赖，推动了中国对大豆的进口。

2005年，中国的大豆进口达到创纪录的2659万吨，和上一年度相比剧增了31%。

大量的大豆进口使得豆油和豆粕价格降低。

由于加工能力过剩以及产品同质化严重，为了取得竞争上的优势，食用油企业只能加大采购量和加工量，通过规模效益来降低成本。

但这会导致整个行业进一步的过度采购和过度生产。

由此恶性循环，最终导致价格上的恶性竞争，对行业整体效益产生很不利的影响。

截止到2005年年底，我国采用浸出工艺压榨大豆的企业596家中，常年停产企业占到总数的60%。

这些常年停产企业压榨大豆能力为7.3万吨，占压榨能力总量的25%。

见下表。

这表明，中国近几年新建的大型油厂已占据大豆压榨行业的主导地位，大部分中小型油厂将被彻底淘汰出局。

据中国粮油行业协会统计，2005年，全国进入统计数据的油脂加工企业共有1043个，只有2002年入统企业总数的五分之一。

但2005年的总产量、总产值和销售收入等均远高于2002年。

其中，日加工能力在400吨以上的大型油厂达148个，比2004年增加了27个；日加工能力在1000吨以上的大型油厂达63个，比2004年增加了16个。

从产品产量来看，年产10万吨以上食用油的油脂加工企业达28家。

在这28家企业中，2005年合计生产食用油821万吨，占食用油总产量的59％；其中前10家企业的合计产量为585万吨，占食用油总产量的42％。

这一系列数据表明，我国的食用油市场，成为了一个典型的垄断竞争市场。

2004年大豆危机事件始末
2003年8月，美国农业部以天气影响为由，对大豆月度供需报告作出重大调整，将大豆库存数据调整到20多年来的低点。

于是，CBOT大豆价格从2003年8月时的最低点约540美分，一路上涨到2004年4月初的约1060美分，创下近30年来新高。

这种涨幅相当于中国境内价格从每吨2300元人民币涨至4400元。

中国压榨企业在恐慌心理支配下，纷纷加大采购力度。

2004年初，在美国“抢购”了800多万吨大豆，折合平均价格在人民币4300元/吨的高价。

但随后，2004年4月开始，国际大豆价格快速回落，跌幅近50%。

国内大豆加工由原先的赢利变为全行业亏损。

面对如此价差，国内部分加工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无奈采取了违约行为，放弃原先在高价位签订的采购合同和定金。

即所谓的“洗船”事件。

对此，美方采取的措施包括：一些大的国际大豆供应商起诉中国进口商毁约，索赔金额估计高达60亿元左右；国际粮商联合抵制中国民营企业，除一部分他们参股的中国企业外，对其他中国进口商不再报价；这些供应商联合修改对中国的大豆出口合同文本，修改后的合同条款对中国进口商更为不利。

目前为止，纠纷依然未果。

这次“集体采购”，是由商务部领导牵头组织，率领庞大的采购团，将近二十家大豆压榨企业参加，去之前大张旗鼓的宣传，中央台新闻联播都做了报道！得到信息之后，CBOT （芝加哥国际大豆期货）大豆价格应声暴涨，等中国人点完价，下完八百万吨订单之后，前脚刚走，CBOT价格随即大幅跳水！
此次采购给中国民营大豆压榨企业造成重创，一船大豆便损失上亿元（一船大豆按巴拿马级的，装载量是五万吨到八万吨，一吨赔两千元，一船大豆就赔一亿多元），几乎全军覆没，侥幸逃过一劫的也是经营困难。

据保守估计，此次采购给中国压榨行业至少造成一百五十亿的损失！国际四大粮商（ABCD，其中的A为ABM（Archer Daniels Midland），B为邦吉（Bunge），C为嘉吉（Cargill），D为路易达孚（Louis Dreyfus）），趁机低价收购、参股中国多家大豆压榨企业，给国际粮商布局中国铺平了道路。

其中中国民营压榨企业损失最大的应该是大连XX集团，旗下的东莞XX、湛江XX、南京XX、霸州XX被迫卖给国际粮商，筹建的四川XX被迫下马，只剩下大连两个企业在勉强支撑，基本处于半停产状态。

（编辑：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