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德国恶性通胀比较

摘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与1945～1949年的中国所爆发的恶性通货膨胀，是人类有史以来两例最经典的恶性通货膨胀。检索国内外文献，发现尚未有学者对此展开比较研究。比较两国的恶性通货膨胀可知：虽然两国恶性通货膨胀具有诸多共同特性，但也存在显著的差异性，主要体现在两国货币发行量与物价涨幅有别和通货膨胀恶性程度不同两方面。通过对纸币发行量、物价上涨幅度、汇价贬值程度等几方面数据分析可知，中国恶性通货膨胀较德国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关键词：恶性通货膨胀；中、德比较研究；共同性；差异性

一、选题理由与文献回顾

自20世纪70年代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陷入“滞胀”后，关于通货膨胀的研究获得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各国政府自此纷纷改变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即由以前的追求充分就业转向物价稳定，将治理和预防通货膨胀列为政府的主要工作。由于现在各国纸币是完全的信用货币，已解除了各种“外部锚”对其的约束，当政府存在巨大财政赤字之时，政府和中央银行往往会出现通过发行货币予以弥补赤字的冲动，因此现有的纸币本位制很容易引发通货膨胀。所以治理和预防通货膨胀始终是一个世界性的热点课题。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所经历的恶性通货膨胀与1945～1949年中国所爆发的恶性通货膨胀，被看成是世界货币史上恶性通货膨胀的两个典型例子。因为截止目前，除了1946年匈牙利极端的通货膨胀可以与之相提并论外，人类有史以来鲜有出其右者。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恶性通货膨胀，引起了很多经济学家的兴趣。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有学者进行了研究。1931年富兰克出版了系统研究德国恶性通货膨胀时期价格与生产的专著《德国恶性通货膨胀中的兑换、价格与生产(1920-1923)》(Exchange，Price and Production in Hypezintlation：Germany，1920-1923)；1937年美国康乃尔大学的沃伦与皮尔逊教授在他们的著作《世界价格与建筑业》(World Priceand the Building Industry)一书中，对德国恶性通货膨胀作了这样直观的描述：如果将1923年德国通货膨胀的数据绘成柱状图，其长度将达到200万英里。其后荷兰经济学家劳森与彼德森1969年出版了他们的专著《1918～1923年德国通货膨胀》(The German Inflation 1918-1923)，对德国通货膨胀发生的背景、状况及其后果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同年美国的林格编著了《1923年德国的通货膨胀》(The Cerman Inflation or 1923)。著名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1975年在他的著作《货币的来龙去脉》(Money：When It Came，Where It Went)中对德国的通货膨胀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唐·帕尔伯格(1993)《通货膨胀的历史与分析》(An analysisand history of Inflation)，则将德国恶性通货膨胀作为经典的通货膨胀事例予以探讨。

相比而言，对于1945～1949年中国的恶性通货膨胀并没有引起国际经济学界的广泛重视，只有个别经济学家提到，如货币主义代表人物弗里德曼(1992)在《罗斯福、白银与中国》(Silverand China)一文中认为，恶性通货膨胀导致国民党政权的垮台；唐·帕尔伯格(1993)于上书中对中国恶性通货膨胀研究也给以一定的篇幅。国内虽然历史教材、价格史、财政史等方面的著作有所涉及，但并不深入，最有价值的研究当推曾任中央银行总裁的张公权的《中国通货膨胀史》(1937-1949)，该书提供了大量第一手的资料，并从货币政策的制定者与执行者的角度对中国恶性通货膨胀发生的原因及其严重后果进行了剖析，是后人研究此问题的基石；杨培新《旧中国的通货膨胀》和吴冈《旧中国的通货膨胀史料》，给我们提供了一定的史料。近年来《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1924-1949)》第二辑，《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1927-1949年)《财政经济》、《四联总处史料》以及中央、中国、交通银行等大量档案史料相继整理出版，则为本问题的深入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几年前笔者曾对这一问题进行过较系统、深入地研究，发表过“论国民党政府时期恶性通货膨胀的特征与原因”及“恶性通货膨胀下的上海金融”等论

文。

但是，检索国内外文献，发现尚未有学者将这两次典型的恶性通货膨胀进行比较研究。为什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中国会发生经典性的恶性通货膨胀?它们有哪些共同点?又有哪些相异之处?本文将逐一予以比较和分析。

二、中、德两国恶性通货膨胀的共同特性

根据货币学原理和通货膨胀理论，结合经验数据分析，笔者认为，中、德两国恶性通货膨胀呈现出以下四方面的共同特性：

1．货币供应量急剧增加

米尔顿·弗里德曼有一个著名论断：“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总是一种货币现象。”中、德两国经验数据证明，乞灵于印钞机，短时间内货币供应量急剧增加，“过多的货币追逐更少的商品”，是两国发生恶性通货膨胀最直接也是最根本的原因与特征。中、德无一例外。

德国的货币供应量在战前约为60亿马克，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增加较快，至1918年11月17日宣布停战为止已增至284亿马克，相当于战前的473％，即增加了3.73倍(见第47页表1)。

但德国的通货膨胀并未随大战的结束而终结，相反在战后出现了奔腾式发展，陷入了恶性通货膨胀的深渊。从1922年初到1923年底，在2年的时间里，德国的货币发行量上升到天文数字，1923年底，德国的货币流通总量，相当于战前的1280亿倍。

中国恶性通货膨胀历程与德国如出一辙。抗日战争爆发初期，货币发行呈温和上升态势，1938年以后以每年翻番的速度增长，至抗日战争结束后的1945年底，发行量较1937年6月增加了730.8倍，平均每月增涨率为6.7％。战后，纸币发行更远高于抗日战争时期，1945年底至1946年底，通货发行量在原有的基础上又增加了2.6倍，平均每月增涨率为11.3％，几乎为战时月增涨率的1倍；1947年随着内战的全面爆发，货币发行逐月加速提升，1947年发行量较上年增加7.9倍，平均每月增涨率上升到19.9％，至1948年8月金圆券发行前夕，法币的发行量较1937年6月增加了470704.4倍，仅1947年1～8月货币发行比上年增加了19倍，平均每月增涨率达到45.4％，换言之几乎每月翻番，法币已处于崩溃的边缘。1948年8月实行金圆券改革后，货币发行更进入疯狂的加速阶段，从8月至次年5月短短的9个月中，通货发行量增加了307124.3倍，平均每月增涨率高达307％，金圆券最终崩溃，国民党政权随之消亡。1949年5月货币发行量较1937年6月增加了1445.66亿倍(见第49页表3)。

从两国的货币供应量统计数字不难发现，不论是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还是中国在抗日战争时期，因军事开支急剧上升，两国都采用战时通货膨胀政策来动员资源，这不足为奇。正如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所说：“突出的通货膨胀总是发生在战争期间，几乎每一个政府都是以通货膨胀作为支付战费最方便的手段。”但与其他国家在战后纷纷采取措施收缩通货不同，中、德两国在战后出现了恶性通货膨胀，且较之于战后恶性通货膨胀，战时通货膨胀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2．物价疯狂上涨

通货恶性膨胀，必然导致物价疯狂上涨。两国物价都经历了爬行、小跑与狂奔3阶段，它们的共性是在战争初期涨幅不大，后期有所加快，战后逐步进入疯狂上涨阶段，最后则将物价推高到天文数字。

1918年11月停战的时候，德国的物价已较1913年上涨了117％，战后物价上涨速率加快，次年物价上涨了247％，是4年大战期间总涨幅的1.5倍。一年后又大涨约11倍。1921年11月价格开始步入疯狂的攀升阶段，1922年批发物价指数为45205，是1913年物价的448倍。1922年后，螺旋式上升进入加速阶段，至1923年底物价指数已高达约143万亿，是战前物价的1.4万亿倍多。战后5年物价上涨了66亿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