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法论文

受教育权

受教育权是一项基本人权。人降生伊始，其生存能力并不比动物优越，但人之所以为人，在于他具有区别于动物的潜能，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教育。

受教育权是中国公民所享有的并由国家保障实现的接受教育的权利，是宪法赋予的一项基本权利，也是公民享受其他文化教育的前提和基础。就是指公民享有从国家接受文化教育的机会和获得受教育的物质帮助的权利。虽然从宪法方面看，受教育权只是20世纪才出现的宪法权利，但是，随着世界范围内人们温饱问题的逐步解决，它越来越受到关注。而且，随着各国经济水平的提高，人们关注的重心也在逐渐上移，起初是义务教育阶段的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高等教育权也走进了人们的视野。在经济不发达的时代，拥有初中等水平的知识即可适应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如今拥有高层次的知识不仅成为发展的前提，而且正日渐成为生存的前提。这种社会需求激发起人们对高等教育的渴望，催生了各国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在一些发达国家甚至出现了普及化）趋势。如果说，在这种精英教育模式下，接受高等教育只是少数人的专利，高等教育被视为一种特权，还没有产生将其平等化的意识，因此不存在高等教育权之争，那么，当高等教育过渡到大众化时代，大学不再是神秘的象牙塔，接受高等教育成了大众改善生存状态的一种有效方式时，人们必然会对高等教育权利投以更多的关注。

在受教育权被愈发关注的同时，教育权受到侵害的人也逐渐走进人们的视野。侵害受教育权的具体表现实际上就是侵害了他人通过教育获得人力资本并最终

获得财产利益的可能性。

具体来说，也可以是说公民从国家接受文化教育的机会以及获得受教育的物质帮助受侵害:如：适龄儿童和少年没有依照法律规定接受，国家，社会，学校和家庭没有予以保证国民教育；适龄儿童，少年没有入学接受规定年限的义务教育；在义务教育阶段,对学生收学费；父母不让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学校剥夺适龄儿童，少年受教育权；外界因素干扰适龄儿童，少年接受教育等。

从前些年的“齐玉玲案”到现在的“罗彩霞案”，又一起冒名顶替上大学的案件发生，在社会上又一个失去受教育机会的人出现，究竟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尴尬呢？

首先，在冒名顶替案件的操作中，某些人能够近乎“一手遮天”，揽括裙带关系，蒙混过关，最终使其非法预谋得逞。在“罗彩霞案”中，王峥嵘利用从邵东县界岭派出所弄到的一张“湘迁字第00068350”空白迁移证伪造了罗彩霞的

迁移证。同时，王峥嵘要其妻子拿王佳俊专科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到县招考办领取高考档案，王峥嵘找到打字店复制伪造成罗彩霞的高考档案。在这一系列的操作中，王峥嵘不但伪造、变造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而且还能够“顺利通关”，足以见得其地位不一般，关系不一般。

其次，之所以会发生又一起“齐玉玲案”，在社会上又多一个受害者，不得不从根源上来寻找问题。高考录取的透明度显然是不够的，同时在录取过程中监督不利，也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透明度正是录取过程是否公正的最佳体现形式，而“罗彩霞案”中，我们可以很明显看出这一过程的透明度是很低的。

再次，不得不提及教师的责任。“罗彩霞案”之所以会发生，也是因为教师未能尽职尽责，甚至教师在违法办事。张文迪是王佳俊和罗彩霞当年的高三班主

任，处分前为邵东一中历史组任课教师。罗彩霞和王佳俊均为2004年邵东一中298班应届文科毕业生，两人同时参加高考。罗彩霞的高考成绩为514分，王佳俊的高考成绩为335分，均未达到本科录取分数线。王峥嵘为了让女儿王佳俊就读本科学校，于2004年9月初到邵东一中找到王佳俊班主任老师张文迪，获得了罗彩霞高考成绩等相关信息，之后又通过同学关系被贵州师范大学降低20分定向补录。张文迪非但严重违反“师职”，还干违法的勾当。可以说，张文迪的行为是“助纣为虐”，成为王峥嵘预谋得逞的帮凶。

鉴于此，我们可以采取如下措施进行防微杜渐：

首先，提高高考录取过程的透明度，提高公正性，这也是治本之策。在高考录取过程中，应该严格录取程序，保证每一程序都能够严格依法办事。

其次，严格责任，尤其是对老师、招生办的责任，必要时，可以用立法和司法来严格、具体地规定其责任，即运用法律的武器来维护公民的权利。

再次是最重要的一点，要加强公众监督，尤其是在高考录取名单公布时，接受公众的质询与监督。

最后，笔者希望类似齐玉玲、罗彩霞的案件不再出现。我国的法治进程不断推进，我们不但要关注我国法治的完善，也更要注重法治完善过程中公民权利的保护。

2015年6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