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史论文 针灸发展简史

针灸发展简史
针灸起源中国，具有悠久而漫长的历史。

史载针灸在三皇五帝时期就已经被应用了，先有伏羲氏“尝百药而制九针”（东汉医学家皇甫谧记载于《帝王世纪》），又有“黄帝咨访岐伯、伯高、少俞之徒……针道生焉”等。

又据《山海经》和《内经》，有用石块刺破痈肿的记载，以及《孟子》：“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的说法，再根据如今在我国各地挖出的历史文物考证，针刺疗法真正产生的时间应该是“砭石”应用以后一个漫长的时期，大约是新石器时代。

“砭石”是针具的雏形或前身，它是远古时代人们在生活、劳动等实践中经验积累的产物，从无意中发现石块按压或刺破体表可以治病到对石块加工形成砭石而专用于治疗疾病，经历了漫长的岁月。

我国曾在内蒙古多伦县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过一根4.5cm长的砭石，一端扁平有弧形刃，可用来切开脓疡，另一端为四棱锥形，可用来放血。

在山东省日照市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个墓葬里，还发现过两根殉葬的砭石，长度分别为8.3cm~9.1cm，尖端为三棱锥形和圆锥形，可用它们放血，调和经气。

砭石实物的发现，为针刺起源于新石器时代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素问·异法方宜论篇》记载：“东方之域，天地之所生也，鱼盐之地，海滨傍水，其民食而嗜咸……其病皆为痈疡，其治宜砭石，故砭石者亦从东方来。

”说明了砭石治病与当时人类所处的环境和历史条件是分不开的。

当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出现了精治的石针。

其后出现了骨针、陶针、竹针等。

人类发明冶金术后，针具又逐步发展成青铜针、铁针、
金针、银针，直至现代的不锈钢针。

灸法的起源可追溯到原始社会人类学会用火以后。

人们在用火的过程中，认识到身体某一部位发生病痛时，受到火的烘烤会感到舒适或缓解，通过长期的实践，就形成了炙法。

《素问·异法方宜论篇》记载：“北方者，天地所闭藏之域也，其地高陵居，风寒冰冽，其民乐野处而乳食，脏寒生满病，其治宜灸芮。

故灸芮者，亦从北方来。

”说明灸法的发明与寒冷的生活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

原始社会栖息在北方的人们离不开烤火取暖，加上他们野居乳食的生活习惯，容易患腹部寒痛、胀满等症，非常适于热疗。

据考察，先民们钻木取火或敲击燧石取火，往往用艾绒作为引火材料，起源于原始社会晚期的骨卜也是用艾绒烧灼动物骨。

很明显，这种用艾绒点火的方法，为发明艾灸提供了必要条件。

春秋、战国、秦、汉时期，我国由奴隶社会迈进到封建社会。

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制度的变革，各种学术思想的进步，为医药学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针刺工具由砭石、骨针发展到金属针具，特别是灸针的出现更扩大了针灸实践范围，促进了针灸学术飞跃发展，针灸理论也不断得以完善。

据《左传》记载，春秋战国时期的医缓、医和均擅长于针灸。

先秦名医扁鹊（秦越人）在给虢太子治尸厥时，让其弟子子阳取外三阳针刺而使太子复苏，又令弟子子豹药熨两胁下，而见太子坐起……。

证明在先秦时期针砭、火灸、热熨等均已广泛用于各种疾病的治疗，为临床实践的总结和提高以及医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医学帛书中，有
两种古代关于经脉的著作，它论述了十一条脉的循行分布、病假表现和灸法治疗。

根据其足臂阴阳的命名特点，称为“足臂十一脉灸经”和“阴阳十一脉灸经”，反映了针灸学核心理论经络学说的早期面貌。

战国时代开始逐渐成书的《内经》，是先秦至西汉医学发展的必然结果。

此书约成书于战国至秦汉时期，东汉至隋唐仍有修订和补充。

《内经》包括《灵枢》和《素问》两部分，共18 卷，162篇，以阴阳、五行、脏腑、经络、精神、气血等为主要内容，从整体观阐述了人体生理病理、诊断要领和防治原则，重点论述了经络、腧穴、针法、灸法等，为后世针灸学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其中以《灵枢》所载针灸理论更为丰富和系统，故《灵枢》又称“针经”。

秦、汉、三国时代，经济、文化、卫生方面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大约成书于汉代的《难经》，又名《黄帝八十一难经》，《难经》是一部可与《内经》相媲美的古典医籍，相传系秦越人(扁鹊)所作。

该书内容简要，辨析精微，进一步丰富和充实了针灸学理论体系。

其中关于奇经八脉和原气的论述，更补充了《内经》之不足。

同时，还提出了八会穴，并对五输穴按五行学说作了详细的解释。

这一时期许多著名的医学家都很重视研究针灸，如我国病历记载的创始者淳于意给甾川王治“厥上为重，头痛身热”时，“刺足阳明脉，左右各三所”（《史记》）。

发明六经辨证的张仲景，在其著作《伤寒论》中，不仅在方药方面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光辉的典范，而且在针灸学术上也有许多卓越的见解和贡献。

在他的著作中直接与针灸有关的条文达69条，主张针药结合，辨证施治。

已佚的《明堂孔穴针灸治要》（即《黄帝明堂
经》）应该是这一时期有关腧穴的专著。

以外科闻名于世的华佗亦精于针灸，创立了著名的“华佗平脊穴”。

三国时期的曹翕擅长灸法，著《曹氏灸经》和《十二经明堂偃人图》，可惜失传。

魏晋时代的皇甫谧将《素问》、《灵枢》和《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三书中的针灸内容汇而为一，去其重复，择其精要，编撰成《针灸甲乙经》。

全书分为12卷128篇，共收349个腧穴，按脏腑、气血、经络、腧穴、脉诊、刺灸法和临床各科病证针灸治疗为次序加以编纂，成为一部最早的体系比较完整的针灸专书，是继《内经》之后对针灸学的又一次总结，是现存最早的一部针灸学专著。

本书于公元6世纪传到日本、朝鲜等国，为针灸走向世界起到了率先作用。

晋代名医葛洪撰《肘后备急方》，所录针灸医方109条，其中99条为灸方，从而使灸法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其妻鲍姑，亦擅长用灸。

晋末到南北朝的徐熙一族，累世精于医术，徐秋夫、徐文伯和徐叔响等都是针灸史上的有名人物。

此外，尚有名医秦承祖、陶弘景等，都对针法、灸法有所研究。

隋、唐时期，随着经济文化的繁荣，针灸医学也有很大的发展，至唐代针灸已成为一门专科，针灸教育也占有重要地位。

唐太医署掌管医药教育，分设四个医学专业和一个药学专业，针灸是医学专业之一，设““针博士一人，针助教一人，针师十人，针工二十人，针生二十人。

针博士掌教针生以经脉孔穴，使识浮、沉、滑、涩，又以九针为补泻之法。

”为针灸学的学校教育开创了先河。

医学家孙思邈在其著作《备急千金要方》中绘制了五色“明堂三人图”，还创用阿是穴和
指寸法。

这一时期灸法最为盛行，尤以王焘著《外台秘要》、崔知悌著《骨蒸病灸方》最享盛名。

又有名医甄权著有《针方》、《针经钞》和《明堂人形图》等（均佚）。

宋金元时期，建立了更为完整的针灸教学机构，设针科、灸科，《素问》、《难经》、《针灸甲乙经》为学员所必修。

由于印刷术的广泛应用，促进了医学文献的积累，加快了针灸学的传播与发展进程。

北宋时期著名针灸学家王惟一重新考订明堂经穴，于公元1026年撰成《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并刻于石碑供人们参抄拓印。

他还设计了2具铜人模型，外刻经络腧穴，内置脏腑，作为针灸教学的直观教具和考试针灸医生之用，促进了经络腧穴理论知识的统一和针灸学的发展。

南宋针灸学家王执中，于公元1220年撰成《针灸资生经》。

他十分重视实践，搜集了许多民间散在的临床经验，并重视灸术和压痛点对诊断和治疗疾病的作用。

元代滑伯仁于公元1341年著《十四经发挥》，将十二经脉与任、督二脉合称为十四经脉，对后人研究经脉很有裨益。

这一时期由于金元四大家学说的形成，其对针灸医学也各有见地。

再如子午流注针法兴起，使子午流注理论更趋系统。

明代是针灸学术发展的高潮，名医辈出，理论研究深化。

它继承了金元时期各个流派的不同特点而又推陈出新，其间尤以《针灸大成》（公元1601年）影响最大。

它是在杨继洲家传《卫生针灸玄机秘要》的基础上，汇集历代诸家学说和实践经验总结而成，是继《内经》、《针灸甲乙经》后对针灸学的又一次总结。

该书现有40余种版本，并译成英、法、德、日等多种文字，在国际上产生了深远影响，是后
世学习、研究针灸的重要参考文献。

此外，尚有徐凤撰的《针灸大全》，汪机的《针灸问对》，陈会的《神应经》，高武的《针灸聚英》等，均对针灸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

清初至民国时期，针灸医学由兴盛逐渐走向衷退。

流传几千年的针灸医学虽然不断有所发展，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其速度比较缓慢，特别是清朝统治阶级因拘于封建礼教，于1822年竟以“针刺火灸，究非奉君所宜”的荒谬理由，下令停止太医院使用针灸，废止针灸科，一般“儒医”也注重汤药轻针灸。

鸦片战争失败以后，帝国主义入侵，在各地设立教会医院和医学院校，排斥、攻中国医药学，使中医事业包括针灸学更趋衰落，几至一蹶不振。

然而由于针灸经济、方便、有效，深受劳动人民的欢迎，尽管国民党政府力图扼杀，但在民间，仍得到应用与流传。

同时各地有志之士，创办学社、学校，培养人才，为发扬针灸，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十分重视继承发扬祖国医学遗产，制定了中医政策，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发展中医事业，使针灸医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普及和提高。

全国各地相继建立了中医院校、中医医院和研究机构，针灸学作为中医院校学生的必修课程，针灸科是必设的科室。

80年代初期，各中医院校先后建立了针灸系，使用了全国统一的针灸学教材，并逐渐开展了针灸学硕士、博士研究生的培养，形成了针灸学教学、医疗、科研的完整体系。

12口腔李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