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山水田园诗的研究

魏晋南北朝山水田园诗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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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因
魏晋时期的山水宦游之所以得到空前的发展,蔚为壮观,大致有两个发面的原因:一是社会政治的黑暗,一是社会审美心理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文学是典型的乱世文学。

频繁的朝代更替造成社会动荡,政治黑暗,使得很多文人学士朝不保夕,动辄得咎,甚至惨遭杀害,死于非命,于是许多文人不敢问津政治,或者厌恶仕途,对时事采取回避的态度。

他们或隐居田园,或游赏山水,于是隐逸之风大盛,此时人们不再把大自然看的那么神秘,尊严和崇高,大自然那种统治,象征物的约束作用也逐渐削弱以致消失,而成为人们游览憩息的对象和环境。

正如谢灵运在《游名山志序》中所说:“夫衣食,人生之所资:山水性分之所适。

”左思在《招隐》诗中第一次提出了山水自然的审美意义:“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

”
人们对山水的这种喜好以及由此产生的对自然的认识和体验又同时与当时盛行的玄学有关。

玄学的核心是道学之术和老庄之学,老庄人生境界进入文学,乃是山水进入文学的前奏。

山水意识是建立在老庄人生情趣之上的。

魏晋时期由于统治者忙于征伐战争,镇压人民的反抗和争夺统治权,两汉以来儒学那种重功利、主政教,主讽谏、崇实录,尚雅正的正统思想开始动摇。

随着儒家正统观念的淡化,经学束缚的逐渐解除,思想出现了活跃的局面,僵化的思想世界让位于一个感情丰富细腻的世界。

崇尚虚无,消极避世的老庄思想和着佛教随之兴盛起来。

“儒在钟鼎,道在山林”儒家思想较多地渗透到政治关系和伦理规范方面,道家思想则较多地积
淀在艺术形式和审美观念上。

当时文人学士普遍认为“山静而谷深者,自然之道也”(阮籍《达庄论》)。

“阳降阴生,一替一兴,流而为川,滞而为陵”(挚虞《思游赋》)。

山川景物都是自然之形,“方寸湛然,固以玄对山水”(孙绰(庚亮碑)),正如庄子所言“得鱼忘筌”“得意忘言”。

这样,他们就可以在游览山水中领略玄趣,追求与道冥合的精神境界。

这也是嵇康所主张的“返乎自然”。

不仅如此,钟情山水还成为士林衡量为人作文的价值标准,形成了一种崇尚潇洒明秀、高雅脱俗之美的审美情趣,这种审美情趣在以后的士文化传统里占有者重要的地位。

总之,山水宦游已成为此时期的一种风气,一种时尚。

这一风气在文学中得到了相应的反映,山水田园诗经历了一个形成、发展、和兴盛的过程。

二、山水田园诗发展概况
1、从曹操到两晋
曹操的《观沧海》是中国山水田园文学史上第一首较为成熟的山水诗。

在这首诗里,作者已完全以一个观赏者的身份来观赏“澹澹”的大海、“竦峙”的山岛以及丛生的树木、丰茂的百草,并由此幻想出日月星汉被大海所包容的壮丽景象。

作者通过全诗抒发了一种慷慨悲壮的豪情。

而且这种感情是由景而生,缘景而发,同先秦《诗经》《楚辞》中的一些以景写情、景由情生的诗作大不相同。

这首以“登山沧海”为主题的诗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山水诗的诞生。

随之,曹丕、曹植、刘伶、潘岳等人也写有一些山水诗,从而巩固了山水诗的地位。

两晋的山水诗在汉末的基础上有了较大的发展,其表现是题材范围有所扩大,诗人们通
过观山临水所寄予诗中的内容更为丰富多彩。

西晋曾出现过山水诗创作的热潮,涌现出不少可读的作品。

其中潘岳的《河阳县作》之二、《在怀县作》之一,潘尼的《三月二日洛水作》、《迎大驾》、《游西岳》,陆机的《赴洛阳道中作》二首,张载的《登成都白菟楼》等都是着名的作品。

至东晋,山水田园诗虽杂糅有玄学的内容,但玄理中蕴含的一人生哲理,通过观览山水显现出来,也尚有可取之处。

如孙绰的《兰亭集诗》之二和王玄之的《兰亭诗》皆为反映兰亭雅集的,写兰亭之景优美清新,所抒雅集之情洒脱欢畅,其中虽有“微言剖纤毫”、“酣畅豁滞忧”而被认为诗谈玄的成分,但诗人并未言明言谈玄说的具体内容,而是见景生情,渲染热闹的气氛,探讨深奥神秘的哲理,景中含情,情中寓理,情景理相得益彰,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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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看作相当成熟的山水诗。

在东晋,脱尽玄风影响,以观览者身份书写山水田园生活的作品也不少见。

庾阐的《江都遇风》、《三月三日临曲水》、《观石鼓》,湛方生的《帆入南湖》、《还都帆》,李颙的《涉湖》,殷仲文的《南州桓公九井作》,谢鲲的《游西池》,苏彦的《西陵观涛诗》,帛道猷的《陵峰采药触兴为诗》等都是颇具特色的山水诗作。

其中《涉湖》是较早描写观赏太湖风光的作品,形象生动,表现了太湖宏阔壮丽的景象:《游西池》写游览西池(在江苏丹阳)山水景物,清新浅近,风流媚趣,其艺术成就不可忽略。

但是像李颙、谢鲲这一类的山水诗在整个东晋诗歌创作中并不丰富,而且多数作品的艺术尚待提高。

所以这一时期的山水诗虽较曹魏有了发展,但是还没有形成一个高潮,胜过风行的玄言诗。

2、陶渊明的田园诗
陶渊明的出现则突破了玄言诗的藩篱,并为诗歌增添了许多充满生机的因素。

他成功地
将“自然”提升为一种美的至境,开创了田园诗这种新的题材。

陶渊明以自己的田园生活为内容,并真切地写出了躬耕之甘苦,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人。

他的田园诗有的是通过描写田园景物的恬美、田园生活的简朴,表现自己悠然自得的心境。

或春游、或登高、或酌酒、或读书,或与朋友谈心,或与家人团聚,或盥濯于檐下,或采菊东篱,以及在南风下张开翅膀的新苗、日渐茁壮的桑麻,无不化为美妙的诗歌。

如《时运》:“山涤馀霭,宇瞹微宵。

有风自南,翼彼新苗。

”写山村的早晨,晨雾渐渐消失,南风使新苗长上了翅膀。

又如《移居》其一:“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写邻居和自己一起谈史论文的情形,那种真挚的交往令人羡慕。

陶渊明的田园诗有的着重写躬耕的生活体验,这是其田园生活最有特点的部分,也是最可贵的部分。

如《归园田居》其三:“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生动逼真地写出了一个归隐田园从事躬耕者的切实感受。

不仅如此,他有些田园诗还描写了农村的凋敝。

如《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归园田居》其四,通过这些诗可以隐约的看到,在战乱和灾害中农村的面貌。

3、谢灵运的山水诗
到南北朝,特别是南朝,由于谢灵运、谢脁等一批作家专门写作,山水诗获得了空前的发展。

谢灵运的《登池上楼》、《登石门最高顶》、《石壁精舍还湖中作》、《石门岩上宿》、《如彭蠡湖口》等已成为我国第一批山水诗中着名的诗篇。

从山水文学发展的角度看,谢灵运的突出贡献在于首先在山水题材上表现了文学创作又从玄学回到了抒情上。

后来这种山水情怀诗中国士人对山水的美产生了如醉如痴的向往,不再是以玄对山水,而是以情对山水了。

朱自清
先生在《经典美谈》中称他是“第一个在诗里全力刻画山水的人”,是“发现自然的诗人”。

谢灵运不但扩大了山水诗的写作范围,而且在艺术上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文心雕龙·明诗》评价他“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

他的诗形成了富丽精工的独特风格,使得山水诗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品种而开创了中国山水文学的新天地。

另外他的山水诗又带有从东晋玄言诗到单纯的山水诗过度的性质。

东晋许多被成为玄言诗的作品中含有大量山水景物的描写,其实不能归入玄言诗内,但毕竟玄风很浓,而到谢灵运,他的不少山水诗以景较难看到玄风的影响:有的虽留有玄言的尾巴,但已经把它融入诗的意境中了,已经成为观览山水而产生的一种情感或领悟了。

例如《从斤竹涧越岭溪行》,始记诗人清晨出游诗过山涧,越岭、溪行的经过,再写山谷幽深、云雾缭绕、浮萍深潭、菰冒清流的景象,并由景而勾起对远方友人的思念,最后议其遗弃世俗、尽情赏景以排遣忧思的过程。

情由景生,议从情来,景诗情感和议论的前提,景、情、理三者紧密结合,构成一个有机的艺术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