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图绘公共行政学史——兼评何艳玲教授《公共行政学史》

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图绘公共行政学史——兼评何艳玲教授《公共行政学史》张康之【摘要】公共行政所拥有的独特思路和具体性思维方式从哪里来的问题显然要溯及公共行政自身历史.新著《公共行政学史》在回答这一问题的过程中采用将理论与行政实践联系的理论导向的叙事方式,对西方的公共行政历史脉络提出了新的解释视角.从公共行政学历史脉络的缘起、历史梳理的基本方式和结构等方面展开讨论,并以公共行政学史的历史脉络研究及其叙事方式为契机,提出关于公共行政学的历史如何书写的重要问题.在公共行政学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的情况下,如何形成自己独立和更为专业化的研究和叙述,成为中国公共行政学者们有待反思与推进的重要议题.而前现代的行政思想史是否应当由政治思想史方面的著作去代写,这是一个更需要思考和有待讨论的问题.【期刊名称】《北京行政学院学报》【年(卷),期】2019(000)004【总页数】7页(P28-34)【关键词】公共行政学;《公共行政学史》;学科;政治思想史【作者】张康之【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北京100872【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D63-3一、公共行政学的历史脉络：缘起与嬗变中国改革开放后希望了解西学和向西方学习的热情数十年不辍不减，各门学科都展现了同样的景象。

就公共行政学科而言，梳理公共行政学历史的著作在中国已有多种，丁煌、唐兴霖、谭功荣等学者都出版过他们的著作，而且也被高校行政管理专业引为教材，影响很大。

这是公共行政学科获取发展能量的重要所在。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通过学习了解了西方的理论、思维等，而西方却不甚了解我们在想什么和做什么，这也许成了我们与西方打交道时处于优势地位的一个法宝。

西方国家由于处在发达地位，普遍存在着某种傲慢，从而把这种难堪的优势强加式地转让给了我们。

当然，多年前我们就开始投入了大笔资金，并有了专门的“外译”项目，试图把中国人的研究、思考推介出去，但效果能否如期，尚不敢断言，因为处在世界中心地位的发达国家所拥有的是某种无法抑制的傲慢。

西方研究者因为其傲慢而缺乏了解中国的愿望，这种说法可能会有很多学者反驳，认为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其实非常充分。

实际上，他们对中国的关注也许仅限于与政治、军事相关的事务上，对于中国社会在思想和理论方面所取得的成果，他们并无多大兴趣。

并且，关于对中国政治和军事方面状况的了解，表面上看来，西方研究者似乎了解很充分，但这应该是个假象。

因为，他们总是把大量对现象描述的东西塞进他们所拥有的思维方式中去进行整理、加工，从来也没有去关注中国人行动背后的思维方式，所以，不仅不能实现对中国的了解，反而生成诸多误解。

比如，西方研究者肯定对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所取得的经济社会发展巨大成就感到困惑，其中，最无法理解的是在此过程中社会基本稳定是如何实现的。

显然，西方国家是没有认识到中国政治以及整个社会治理的实质。

因为，如果不打算了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状况，是不可能真正认识到中国社会治理的性质和功能的，按照西方国家所拥有的思维方式去整理那些由中国学者提供的或他们自己收集到的一些资料，即便描绘出了表象，也是不真实的。

也许有人会说，已经有许多中国学者到西方刊物上去发表文章，正在把中国的学术和理论推介给西方了。

事实上，这同样是个假象，或者说，是个幻象。

事实是中国人的作品如能得到西方刊物采用的话，往往是因为提供了关于中国的较为有价值的资料，而不是因为包含中国式的理论和思想。

一些被西方刊物采用的文章，在提供资料方面是有价值的，至于按照西方的思维方式或在西方理论框架下所形成的结论，可能都是值得怀疑的。

所以，在笔者看来，我们当前的主要任务还是要更多地考虑如何向西方学习的问题，少做一些推介自我的工作。

如果有一天西方国家想了解我们的时候，他们会产生出和我们今天向西方学习一样的热情的。

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我们对任何一部介绍西方的作品都充满期待，认为是非常有益的工作。

在此背景下，虽然已有多种西方行政学史的著作，但随着我们对西方的研究不断深入，视野不断拓展，视角的不断调整，西方行政学史推陈出新变得非常必要。

所以，每一部新撰写的西方公共行政学史方面的著作的出版，都能戳中我们的兴奋点，都能够对于我们学习和了解西方国家公共行政学产生激励作用。

也正是因为如此，何艳玲所著《公共行政学史》[1]这类作品的出版，亦能激荡起我们要为这个学科的发展作一份贡献的情怀。

对于每一个专业来说，编纂学科发展史的著作都是基础性的工作，专业教育、知识传承都需要通过这类著作来实现。

对于公共行政学而言，还不仅要服务于教育和知识传承，而且还要直接地对实践有所助益。

因为，公共行政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包含在现实中，我们遇到的许多问题，在公共行政的历史上都曾经出现过，特别是理论中的一些前瞻性的见解，恰恰切中了我们的现实问题。

所以，《公共行政学史》的出版，不仅为公共管理专业的学生和研究者提供了一本读物，也为实践工作者提供了遇到问题时可以查阅的手册。

在公共行政学作为一门学科出现后，我们更多地感受到公共行政的知识得益于相邻学科的救济。

不过，我们也需要考虑这样一种情况，那就是，在这里是否存在着取舍的问题？如果说存在着对其他学科知识的取舍的话，就会引来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公共行政学在接受和汲取相邻学科的知识时，是以什么为依据的？当然，对这个问题的最为简便的回答是，公共行政实践是公共行政学接受和汲取相邻学科中知识的依据，即决定了知识取舍的情况。

特别是关于方法方面的知识获取，更能证明实践的现实要求发挥了基础性的作用。

但是，如果说公共行政本身有着自己独特的思路甚至具体的思维方式的话，那么，它在对其他学科知识的吸收和借鉴中，想必也会发挥着重要作用。

这样一来，持续的追问就会投向公共行政所拥有的独特思路和具体性思维方式从哪里来的问题。

一旦希望对这个问题作出回答，显然是要溯及公共行政自身的历史的。

所以，对公共行政学历史的梳理不仅是服务于教学、学习和借鉴的目的，而且对于我们面向现实和未来的理论建构而言，也是必须要做的一项工作。

当然，公共行政学作为一门学科是科学史上较晚生成的学科，因而，与其他学科间的交叉互动也反映得较为典型。

因为，公共行政学吸收了很多成熟学科的规范理论和体系化了的知识，使得公共行政学在学习其他学科的理论和应用其他学科的知识方面显得非常方便，省却了许多按照现代认识论模式独立建构的力气。

所以，面对公共行政学这门学科，一方面，人们主张这门学科的专业性；另一方面，又随处可见来自于其他学科的思想、观点、知识和方法。

在某种意义上，如果对来自其他学科的思想、观点、知识和方法都进行甄别、标识的话，就会发现，公共行政学这门学科并无属于自己的东西。

从公共行政的研究者来看，在20世纪的统计中，几乎都有着其他学科背景；也正是他们，把各个学科的有益于公共行政建构的因素带了进来。

这种情况在公共行政的实践中产生了积极效应，但这对公共行政的研究者和学习者来说，却带来了两个方面的困难：其一，如何把握包含在这个学科中的如此庞杂繁复的理论、知识、方法等。

因为，这样做的话，需要首先去涉猎多学科的理论、知识等，在科学体系如此庞大的今天，样样精通是不可能的，至多只能在需要的时候通过终端设备查访网络资源上的一些知识点，而这对于准确地理解一种理论则是远远不够的。

其二，就公共行政学自身而言，在将各学科的理论、知识、方法等引入后，是如何实现它们的共处的。

也就是说，既然公共行政学是以一门学科的形式出现的，而且作为一门学科也得到了科学大家庭的承认，那么，这个学科就应当被认为是拥有了自己完整的知识体系的，否则，学者之间、学者与实践者之间的对话、交流、沟通就无法进行。

进而，就会提出另一个问题：作为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是由什么因素将知识整合成为体系的？还有一个问题是：公共行政学知识体系中的知识都是活的而不是死的，其中肯定存在一个促动机制去使这个学科中的所有知识都动起来，那么，这个机制是什么？应当说，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在学理推导中提出来的。

对于管理类之外的其他学科而言，基本上都是可以通过学理分析而给出答案，而公共行政学则是无法做到的。

然而，当我们带着这些问题去阅读《公共行政学史》的时候，却发现作者如此轻松地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即始终扣紧时代中的问题的具体性。

这样一来，公共行政学所涉及到的理论、知识等无论是源于哪个学科的，都可以通过其所欲解决的现实问题来加以认识和理解，并显示和证明其价值。

至于公共行政学的历史脉络，则是包含在时代的变迁和现实问题的嬗变之中的。

把握了这个脉络，也就清晰地看到了那些来自于其他学科的理论的出场次序；也就看到了公共行政学的知识体系是如何因为一种理论的引入而得到成长的，同时，新知识所带来的活力又是怎样促进了整个知识体系运转起来的；也就看到了分别来自于不同学科的理论如何在公共行政学这里得到洽接并被整合到了同一个逻辑线索之中。

二、理论导向叙事：赋予公共行政学统一框架的尝试一般说来，思想史面对的是三个维度或者说三个基本要素——理论、人物和时间，如何处理三者的关系，显然是很费心思的事情。

一般说来，简单的操作方式就是依时间顺序展开，但这样的话，会导致理论的碎片化。

另一种方式是依时序而对人物进行安排，这同样呈现的是有历史而无逻辑的状况。

所以，既要有历史又要有逻辑还要保持理论的完整性，就需要对三个维度都照顾到，特别是要根据理论去对人物和时间进行安排。

《公共行政学史》所采取的正是这种方式。

在以时间为依托的叙述中，作者充分地考虑了理论结构，从而使理论的逻辑和系统性都能得到较好的呈现。

也就是说，治史的重心主要是去把握历史脉络，思想以及学科的历史亦如此。

公共行政学的发展史只是20世纪的事情，短短百年却又无比繁杂，以至于把握其发展脉络比较困难。

《公共行政学史》在此问题上显然是下了大功夫。

一方面，清晰地界定了各个学派，认真梳理了每个学派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另一方面，又考虑各个学派出场的时间先后，在时序中去进行历史建构，展现公共行政学史的历史脉络。

总的说来，作者注重把公共行政学的各家理论与解决实践问题的需求联系起来，以公共行政实践的历史去为理论的嬗变更迭描绘出发展轨迹。

应当说，这是中国学术语境中的通行做法，是中国学者的擅长之处。

但是，如何做得不着痕迹，却是非常困难的，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治史者的学术功底。

《公共行政学史》的篇章结构充分反映了这个学科的特殊性和专业教学的现状。

一般说来，教材并不运用“导论”的形式。

因为，考虑到教学的安排，都会在先开设了原理性的专业基础课的前提下再开设学科史方面的课程，所以，如果安排一章“导论”的话，内容会有重复。

但是，从国内公共管理专业的教学实际来看，特别是对MPA的教学而言，在公共行政学科历史的课程中作一个全景式的专业基础概述又是必要的。

而且，从公共行政学的历史来看，诸多基础性的概念使用不统一的问题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也需要通过设计出一个“导论”来解决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