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场协议及其影响[1]

广场协议及其影响一、背景20世纪80年代初期，美国财政赤字剧增，对外贸易逆差大幅增长。

美国希望通过美元贬值来增加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以改善美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状况。

美国在1985年以前一段时间内的基本经济情况。

1977年，美国卡特政府的财政部长布鲁梅萨(Michael Blumeuthal)以日本和前联邦德国的贸易顺差为理由，对外汇市场进行口头干预，希望通过美元贬值的措施来刺激美国的出口，减少美国的贸易逆差。

他的讲话导致了投资者疯狂抛售美元，美元兑主要工业国家的货币急剧贬值。

1977年初，美元兑日元的汇率为1美元兑290日元，1978年秋季最低跌到170日元，跌幅达到41.38%。

美国政府震惊了，在1978年秋季，卡特总统发起了一个“拯救美元一揽子计划”，用以支撑美元价格。

1979年—1980年，世界第二次石油危机爆发。

第二次石油危机导致美国能源价格大幅上升，美国消费物价指数随之高攀，美国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率超过两位数。

例如，在1980年初把钱存到银行里去，到年末的实际收益率是负的12.4%。

1979年夏天，保罗·沃尔克(Paul A.Volcker)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

为治理严重的通货膨胀，他连续三次提高官方利率，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

这一政策的结果是美国出现高达两位数的官方利率和20%的市场利率，短期实际利率(扣除通货膨胀后的实际收益率)从1954年—1978年间平均接近零的水平，上升到1980年—1984年间的3%—5%。

高利率吸引了大量的海外资金流入美国，导致美元飙升，从1979年底到1984年底，美元汇率上涨了近60%，美元对主要工业国家的汇率超过了布雷顿森体系瓦解前所达到的水平。

美元大幅度升值导致美国的贸易逆差快速扩大，到1984年，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达到创历史纪录的1000亿美元。

二、广场协议1985年9月，美国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日本财长竹下登、前联邦德国财长杰哈特·斯托登伯(Gerhard Stoltenberg)、法国财长皮埃尔·贝格伯(Pierre Beregovoy)、英国财长尼格尔·劳森(Nigel Lawson?雪等五个发达工业国家财政部长及五国中央银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Plaza Hotel)举行会议，达成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使美元对主要货币有秩序地下调，以解决美国巨额的贸易赤字。

这就是有名的“广场协议”(Plaza Accord)。

“广场协议”签订后，五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各国开始抛售美元，继而形成市场投资者的抛售狂潮，导致美元持续大幅度贬值。

1985年9月，美元兑日元在1美元兑250日元上下波动，协议签订后，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快速下跌到200日元附近，跌幅20%。

据说在广场会议上，当时的日本财长竹下登表示日本愿意协助美国采取入市干预的手段压低美元汇价，甚至说“贬值20%OK”。

在这之后，以美国财政部长贝克为首的美国政府当局和以弗日德·伯格斯藤(Fred Bergsten，当时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为代表的专家们不断地对美元进行口头干预，表示当时的美元汇率水平仍然偏高，还有下跌空间。

在美国政府强硬态度的暗示下，美元对日元继续大幅度下跌。

1986年底，1美元兑152日元，1987年，最低到达1美元兑120日元，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美元兑日元贬值达50%，也就是说，日元兑美元升值一倍。

三、广场协议的影响（一）日本国内经济为了抵消日元升值对本国出口贸易的负面效应，日本政府从1987年2月到1989年5月一直实行2.5%的超低利率。

在超低利率刺激下，日本国内泡沫空前膨胀。

日经平均股价在4年中上涨了2倍。

1989年末最后一天，日本市场交易创下接近4万日元的历史最高股价，得意忘形的人们认为“明年股价可望达到5万日元”。

然而以这一天为转折点，1990年市场交易的第一天，股价就落入了地狱。

再来看看日本的房地产热———自1985年起，日本六大城市土地价格每年以两位数上升，1987年住宅用地价格竟上升了30.7%，商业用地则跳升了46.8%。

土地价格的急剧上升造成土地担保价值上升，土地所有者能借此从金融机构借到更多的钱，并以此位本金再去购买别的土地。

然而，到了1997年时，住宅用地价格比最高价时已下降了52%，商业用地更是下降了74%。

泡沫的崩溃造成土地交易几乎无法成交，而金融机构则被坏账紧紧包裹无法动弹。

日元升值使海外企业和土地等资产价格以及金融资产相对比较便宜，于是日本企业和投资家意气风发地大量接收已开始出现泡沫破灭征兆的美国国内资产。

美国则借由美元贬值等因素成功转移了泡沫破裂成本和外债负担，充分利用这个缓冲期发展以信息产业为龙头的新经济。

20世纪90年代日元再演币值上升风云，1995年一度达到1美元兑换80日元，此番升值对制造业产生了实实在在的影响。

企业通过加强管理提高生产率的余地几乎全部消失，日元升值已经达到了日本经济无法承受的水平。

随后，在美国的干预下日元开始贬值并引发了“抛售日本”狂潮，日本经济的增长潜力笼罩在阴影中。

泡沫破裂后，由于日元贬值造成日本银行资本充足率下降，再加上日本金融体系中固有的信息不透明等问题，使银行体系受到市场的严厉惩罚，一些大银行纷纷破产或重组。

自此，日本从“十年衰退”状态进入“退休日本”状态。

（二）日元升值对日本国际收支的影响“广场协议”前，日本对外收支盈余急剧增加。

1982、1983和1984年，日本的经常收支盈余分别为68.5亿、208.0亿和350亿美元；贸易盈余分别为69.0亿、205.3亿和336.1亿美元。

日本贸易盈余的绝大部分来自美国，同期，对美国的贸易盈余分别为121.5亿、181.8亿和330.8亿美元。

美国期待通过日元升值来抑制日本的出口攻势，促进日本扩大进口，纠正两国间的收支不平衡。

但是，这种期待却落了空。

“广场协议”以后，日本对外收支盈余的扩大之势并未减弱。

1985、1988和1992年，贸易顺差分别达461.0亿、775.6亿和1066.3亿美元；同期，经常收支盈余分别为491.7亿、796.3亿和1175.5亿美元。

日本的外汇储备由1984年的263.1亿美元增加到1990年的770.5亿、2000年的3616.4亿美元。

到2003年8月末，日本的外汇储备达5551亿美元。

统计数据表明，日元升值并未起到纠正日本对外收支不平衡的作用。

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日本的贸易结构。

在出口贸易方面，日本出口商品的96%以上是工业制成品。

石油危机以后，日本加速向知识技术集约型的产业结构转变。

在出口商品结构中，技术含量高、加工精细、附加价值高的商品所占比重进一步上升。

一些产品在世界市场上具有无可替代的地位。

因此，对这类商品的需求不会因日元升值而大幅度减少。

在进口贸易方面，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原材料占日本进口总额的70%以上。

随着日本产业结构升级，初级加工品和劳动集约型产品在进口中的比重逐渐上升。

但原材料在进口中的比重仍占50%左右。

石油危机以后，日本的产品结构由“重厚长大”向“轻薄短小”型转变，原材料消耗呈相对减少之势。

尽管日元升值使进口变得便宜，但对进口原材料的需求量不会因此而增加。

但是，并不是说日元升值对日本经济没有什么影响。

（三）“广场协议”与日元升值的副作用首先，日元升值全面抬高了日本产品的成本和价格。

过去曾以物美价廉驰骋世界市场的日本产品，一下子全都变成了商品世界中的“贵族”。

虽说日元升值对那些具有无可替代性的产品出口影响不大，但是，日本的出口产品中，毕竟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可以替代的。

日元升值会抑制国际市场对这类产品的需求，从而对生产这类产品的企业造成打击。

这种打击还会通过产业链条波及其他产业，甚至有可能形成对日本经济增长的全面抑制。

这就是日本政府所担心的“日元升值萧条”。

第二，日元升值降低了日本的进口价格。

这固然可以使资源短缺的日本用较少的支出换取所需要的资源，但是，廉价的外国制成品也同时涌入日本，冲击着日本原有的产业结构。

受影响最大的是那些技术含量不高、但对维持就业具有重要意义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第三，日元大幅度升值引起了国际投机资本的兴趣，使日元成为投机资本的炒作对象。

此后日元汇率的大起大落和日本股市的动荡，都有国际投机资本在兴风作浪。

这给日本经济带来了新的不稳定因素。

（四）“广场协议”后的日元升值与日本泡沫经济的关系按照日本政府的思维定式，日元升值必然带来经济萧条。

为了应对“日元升值萧条”，日本政府提出了向内需主导的经济增长转变的政策。

在财政方面，从1986年度到1988年度的政府预算，都将克服“日元升值萧条”作为重要政策课题。

在金融政策方面，日本连续5次下调利率，公定利率水平由1985年的5%降至1987年3月以后的2.5%。

此外，日本还通过增加政策性贷款，扩大公共投资规模。

然而，原有产业结构下的日本经济增长已趋饱和，迅速增大的货币供应无法被产业吸收。

在“土地拜物教”、收益预期的驱动，大量资金流向了股市和房地产。

于是，地价爆涨，股价扶摇直上。

日本出现了非常严重的泡沫经济。

到1989年末，日经225种股票的平均价格高达38915.87日元，相当于1984年的3.68倍。

从表面的因果关系和时间顺序来看，“广场协议”与日本的泡沫经济似乎确有某种联系。

“广场协议”促成了日本宏观经济政策的转变，成为改变日本经济增长基调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这一转折点恰恰也是日本泡沫经济的起始点。

但从另一方面看，“广场协议”后，主要发达国家的货币均对美元升值。

但是，那些国家并没有发生像日本那样严重的泡沫经济。

这说明，“广场协议”与泡沫经济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诸多研究成果表明，日本泡沫经济形成的根源在日本内部。

这些原因包括：在追赶型经济增长结束后，未能主动向自主开拓型经济增长转变，制度和体制老化；宏观经济政策失误，原有结构下的经济发展已趋饱和，但却人为刺激景气，造成经济虚涨；金融体制不健全，在金融自由化的风潮中，银行监管缺位；对剩余资本流向缺乏引导，致使大量资金流向投机市场等等。

（五）“广场协议”与日元升值的积极作用受日本舆论的影响，人们过多地注意到了“广场协议”和日元升值的消极作用，而对其积极意义估计不足。

其实，即使是对于日本而言，“广场协议”和日元升值也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首先，日元升值大大提高了日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

即使在欧元诞生后，日元仍然是国际上最主要的四大货币之一，成为其他国家外汇储备中的重要币种。

第二，日元升值有助于日本克服资源对经济发展的制约。

在战后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日本曾多次出现这种情况：经济快速发展→进口资源增多→触及国际收支天花板→采取紧缩政策→降低经济增长率→进口减少→国际收支恢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