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历史变迁与士大夫价值取向

书院历史变迁与士大夫价值取向

书院是中国古代最有创新精神、人文追求的文化教育组织，一直受到古今学人们的热烈推崇。但是现代学者也常常会感到困惑：为什么在历史上具有独立创新精神的书院，又总是重蹈僵化的官学教育的覆辙，一次次走上官学化的道路?我们认为：答案就在书院本身，即创办、主持书院的士大夫。

士大夫是中国古代社会一种独特的阶层，他们往往身兼知识分子与行政官僚两重身份，所以英文将其翻译为“学者一官僚”。本来，学者的职责是从事文化知识的创新与传播，官僚的职责则是在行政事务管理，士大夫则要承担文化创造、行政管理双重职责。当然，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不同时期、不同个体的士大夫往往在“学者”与“官僚”的身份上有不同的偏重。应该说，创建、主持书院正是士大夫“学者”意志的追求与体现，表达出一种学术创新、教育变革的文化追求。但由于士大夫作为“学者一官僚”双重社会身份的相互影响，故而使得他们所办的书院不可避免地出现“官学化”发展趋向。

书院作为中国古代重要的历史文化现象，延续了一千多年之久。考察书院萌芽、发展、鼎盛、演变的漫长历史，我们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独特的文化现象是与士大夫的文化精神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本文将书院历程与士大夫价值取向结合起来作一考察，以对书院这一唐宋以后兴起的文化现象作一新的思考。

一唐五代书院与士大夫的隐居求学

根据各种史料记载，早在唐五代时期，以“书院”为名的文化教育机构就已经产生。而“书院”的名称更是出现在唐玄宗开元年间(713～741年)，距今已有一千二百多年了。

中国古代历来重视书籍的整理和校勘，历朝的中央政府都有一个收藏、校勘图书的地方，如汉代的东观、兰台、石室、仁寿阁，隋代的嘉则殿，清代的文渊阁等。而在唐代，就把这种校书、藏书的地方称之为“书院”。据南宋学者王应麟所著《玉海》解释说：“院者，取名于周垣也。”可见，从字义上讲，院是指具有围墙的房屋的通称。唐代宫室以院称名者比较多，如有著作院、学士院、翰林院、太常院、礼院等等。唐代皇室创设“书院”，主要是指用围墙围起来的藏书、校书之所。唐代官方创立的丽正修书院、集贤殿书院，是中国古代最早以“书院”命名的文化机构。后来所说的“书院”之名，即起源于此。但是，这两所书院并不能等同于以后作为一种文化教育机构的书院，所以清学者袁枚说：“书院之名，起唐玄宗时，丽正书院、集贤书院皆建于朝省，为修书之地，非士子肄业之所也。”

自唐玄宗时期建立丽正修书院和集贤殿书院之后，民间的一些读书人借用这个名称自办书院，以作为自己个人读书治学、传授生徒的场所。唐代出现的这些私人创办的书院，它们大多是一些退避、隐居的儒家士大夫个人读书治学的场所。这些学者建造房屋、收藏书籍，并在此读书治学，他们把自己的读书之所称为“书院”。在《全唐诗》的诗题中能找到许多所这种书院，书院命名往往就是创建者本人的姓名，如李泌书院、第四郎书院(薛载少府书院)、赵氏昆季书院、杜中丞书院、费君书院、李宽中秀才书院、南溪书院、田将军书院、子侄书院、沈彬进士书院等。尽管它们大多不是作为正式教育机构的书院，但其中的一些文化特征、功能与后世的书院有重要的联系。如士大夫将其作为独善其身的安身之处，总乐意把它们建置于风景幽美的名胜之地；这些书院还有收藏图书典籍、研究学术、交流文化等活动，和后来的正式书院有许多近似之处。

此外，各地方史志书中也有一些唐代书院的记载，大多数是士大夫们读书治学的场所或

祭祀的祠堂。和唐诗诗题中的书院相比，这些地方志中所载的书院有了进一步的变化。它们中大多有了专门的名称，而不像唐诗诗题中书院总以学者个人命名。尤其重要的是，史志中甚至粗略地记载了几所书院的讲学活动，这标志着以书院命名的教育机构的初步形成。诸如：江西高安县桂岩书院、江西永丰县皇寮书院、江西奉新县梧桐书院、福建漳州松州书院、江西德安东佳书堂。以上的五所书院，是史志上明确在唐代就有讲学活动的书院。尽管这些书院在当时影响并不很大，但它们的确是书院教育的起源，这些书院既有藏书，又有教学活动，已经完全具备作为文化教育机构的书院的一般特点。

唐代书院包括上述两种：朝廷的藏书校书机构和民间的私人读书讲学之所。应该说，只有民间士大夫所办书院可以说是书院的萌芽。它们在名称以及其它的许多具体的文化功能，如藏书、祭祀、读书治学等方面，和宋代书院是相契合的。尤其是一些书院已经有明确记载的讲学活动，更是代表着书院教育的出现。由此可见，书院的文化教育组织，从萌芽到产生，就是与儒家士大夫及其价值取向联系在一起的。这段时期的书院，体现了社会动荡、天下无道时士大夫们隐逸求学的精神特征。

二宋代书院的崛起

两宋是中国古文化发展的高峰期，也是书院显示蓬勃生命的黄金时期。唐五代时期萌芽的书院此时竟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其蓬勃发展的气势足以使官学黯然失色。书院能在宋代得到蓬勃发展，和当时的社会环境、文化环境的客观需要分不开。在北宋时期，由于社会环境对文化教育的需要，各地士大夫竞相建置书院，使书院初兴。到了南宋，士大夫们进一步促进了书院的振兴，特别是促使书院和理学思潮结合起来，书院制度及其特色得以完全确立，这种新兴的教育制度对中国文化史、学术史、教育史均产生过重大影响。

唐末五代长期战乱，社会动荡不安。赵宋建立了统一的国家以后，人民生活安定，社会生产发展。这时，士大夫们开始产生了读书显身的要求。但是，由于宋初统治者只重视科举取士，而不重视兴办学校，加之当时政治、经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宋初的地方官学没有任何发展。因此，唐五代时期刚刚萌芽的书院，在宋初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书院兴起就成为社会的一种迫切需要。许多身兼学者、官员的士大夫开始创办书院讲学，要求读书进学的士子纷纷步入书院接受教育。官学不兴的局面，使书院意外地得到了发展。著名理学家朱熹在论：述北宋书院兴盛的原因时说：

予惟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无所于学，往往与相择胜地，立精舍，以为群居讲习之所。而为政者乃或就而褒表之，若此山(指石鼓书院)，若岳麓，若白鹿洞之类是也。

民间学人身份的士大夫创办书院讲学的活动兴起以后，很快受到官方的表彰。宋初皇帝通过赐额、赐书、赐学田等方式，倡导、支持书院办学，进一步促进了书院的蓬勃发展。北宋创建的书院达数十所之多，遍布全国各地。其中一些在当时就比较著名，故而形成了历史上所谓的“四大书院”。学术界历来就有关于“四大书院”的不同说法，南宋学者范成大认为“天下四书院”是徂徕、金山、石鼓、岳麓四书院；吕祖谦则提出嵩阳、岳麓、睢阳、白鹿洞为四大书院；王应麟《玉海》从吕祖谦说，马端临《文献通考．学校考》又以白鹿洞、石鼓、应天府、岳麓为“天下四书院”。这还只是宋代学者关于“四大书院”的不同说法，如果把明、清学者的不同意见列进来就更多了。但是，在这种种不同说法中，吕祖谦提出的四大书院得到较多的赞同。因而，人们一般都把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嵩阳书院、睢阳书院(即应天府书院)列为“四大书院”。

在宋初官学不兴的情况下，书院在发展教育、培养人才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历史作用，起到了补充、代替官学的作用。但是，北宋多数书院在制度、规程、机构方面仍较为简单，在教学宗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方面也没有形成自己的特色，所以它还不能作为一种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