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双关传统述评.

收稿日期:2006-02-16
作者简介:王志伟(1969-,男,河南中牟人,郑州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硕士,上海外国语大学在读博士生,主要从事英语修辞
学、英语文体学与语篇分析研究。

第22卷第4期2006年8月商丘师范学院学报
J OURNAL OF SHAN GQ IU TEACHERS COLL EGE Vol.22
No.4August ,2006
汉语双关传统述评
王志伟
(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上海200083
摘要:汉语双关名称来源不详,但其使用源远流长。

汉语丰富的文字游戏、独特的谐音文化以
及含蓄的民族心理等构成了汉语双关语的文化基础。

汉语双关传统主要通过语言游戏和修辞手段
两种形式得以延续,运用领域主要涉及古体诗歌、文字游戏、谜语、歇后语、相声小品、网络文学、手机短信等。

中国传统的修辞哲学思想使得汉语双关地位不如西方显赫,双关研究也因此处于边缘化的地位。

关键词:汉语双关;文化基础;人文传统中图分类号:H1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600(200604-0133-04
双关语作为世界多种语言中共有的语言现象,其使用至少可以追溯到世界各地早期的口头语言游戏之中。

根据现有文献,双关语的书面使用在西方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8世
纪的荷马时代。

[1]
在中国至少也可以追溯到包括从西周时期
(公元前11世纪至春秋中叶(公元前6世纪创作的诗集《诗
经》。

然而,和英语一样,汉语“双关”名称的由来也不能完全确定,《词源》、
《汉语大词典》、《修辞学发微》等修辞学专著和词典多首标范仲淹《〈赋林衡鉴〉序》:“兼明二物者,谓之双关。

”但马国强在检读了汉魏至唐宋历代诗歌后发现,范仲淹之前就已经有诗言及“双关”,佐证是《全唐诗》650卷方千的有诗歌《袁明府以家
寄余,余以山梅答赠,非惟四韵,兼亦双
关》。

[2]
“双关”称名是否还可以再往前溯源,至今不得而知。

不过,双关语作为世界文明中一种最为喜闻乐见的创作手段,作为资格老、牌子硬、经久不衰的修辞手段,其传统极为悠久,本文拟从汉语双关的文化基础和人文传统等角度入手,对汉语双关传统进行简要探讨。

一、汉语双关语的文化基础
中国文化中历史悠久的文字游戏、谐音文化、含蓄的民族心理和思维方式等构成了汉语双关语的文化基础。

第一,文字游戏。

人类是游戏的动物,游戏是创造的准备,也是人类文化的基础。

在人类的游戏中,语言文字游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雅各布逊(Roman Jacobson ,1896-1982强调“语言文字游戏的重要性不应低估”。

[3]王佐良先生
也说:“游戏功用对于语言是重要的,正同游戏是人们生活里所绝不可缺少的一样。

取走了游戏语言,就是取走了广播和电视上的全部相声和喜剧,取走了全部幽默和讽刺文学,也取走了我们日常谈话里的全部笑料和风趣。

”[4]
同西方语言相
比,汉语也更适合于用来做语言文字游戏,因为从形体上,汉字是一种方块字,其不同的笔画变化无穷;从音义上讲,汉字能够借助会意、谐音等艺术手段将汉语中大量的多音多义字演绎得有声有色,多姿多彩。

所以在中国,语言文字游戏就特别多,上到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包括小偷乞丐,都喜欢语言文字游戏。

中国的语言文字游戏的传统也特别悠久,灯谜、
字谜等就是中国的国宝。

[5]它源远流长,形成了一种语言文字
游戏文化,甚至可以说中国是个“语言文字国”,同西方人相比,中国人比较喜欢文字游戏,如字谜、灯谜、谜语、酒令、相声、歇后语、民谣、歌谣、笑话、网络语言等。

单以谜语为例,它在中国自西周至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

再从谜语从不同
时期的名称也可大致了解文字游戏在中国文化中的繁荣程度,它春秋时叫“言隐”、“隐语”、“辞”;在汉代叫“射覆”、“离合”、“字谜”;在唐代叫“反语”、“歇后”;五代时称为“覆射”;宋代称为“地谜”、“诗谜”、“社谜”、“戾谜”、“藏头”、“市语”;元代时称为“独脚虎”、“谜韵”;明朝时称为“反切”、“商谜”、“猜灯”、“弹壁”、“弹壁灯”、“灯谜”、“春灯谜”;清朝时称为“谜子”、“谜谜子”、“切口”、“缩脚韵”、“文虎”、“灯虎”、“春谜”、
“灯谜”。

刘勰在《文心雕龙・谐隐》中说:“自魏代以来,颇非俳优,而君之嘲隐,化为谜语。

谜也者,回互其辞,使昏迷也。

或体目文字,或图像物品,纤巧以弄思,浅察以炫辞。

义欲婉而正,辞欲隐而显。

”他对谜语从理论上作了高度的概括,对谜语发展的历史,谜语的定义及其特征都作了深刻的分析和阐述。

民国时期被誉为一代“谜圣”的张起南(1878-1923,在其《橐
园春灯话》中有这样一段叙述:“谜虽小道,然扩而充之,宇宙间一名一物无所不包。

此所谓‘语小天下莫能破,语大天下莫能载’者也”。

[6]
从修辞角度看,语言文字游戏是一种走到了极端的修辞活动。

它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人们的修辞天才,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语言和文字的表达功能,最大限度地挖掘出语言和文字的一切的潜在表达功能,它是修辞技巧的实验室。

汉语中双关语、藏词、析字等许多修辞格实际上与传统的语言文字游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第二,谐音在汉语文化中也占有突出的地位。

声音作为语言的物质外壳,不仅是语言交际活动得以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也是提高语言表达效果的重要修辞因素。

中国人历来对声音非常重视,并形成了独特的谐音文化。

例如《诗大序》把声音和人心密切联系起来:“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

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

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

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礼记・乐记》中也有几乎相同的话:“凡音者,生人心者也。

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

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

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

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声音之道,与政通矣。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谐音不仅常常出现在言语交际、文学作品中,还经常出现在非言语交际中,不仅运用于日常生活,诸如谚语、歇后语、人名、地名、广告语、流行语中,还出现在各类民间艺术中。

可以说“它已不再是一种个别的、偶然的、杂乱的现象,而是一种大量的、经常的、系统存在的现象,是汉人从某一方面来认识、把握世界的一种手段,更是汉人提高语言表达效果的重要方式”。

[7]冯沅君和陆侃如研究了南北朝的乐府诗,发现南朝乐府诗中的谐音双关语非常常见。

中国的许多社会习俗和礼仪也常常和谐音有关。

例如,谐音文化就贯穿于安徽徽州婚俗的全过程:媒妁之亲初定之后,男方要向女方派送提亲礼金,古徽州的礼金数字一般送108元或128元,取“8”的谐音图个“发”家之吉;新娘离开娘家时要行“过炉”仪式,即由家人背着从家中锡炉子里烧着艾叶的香气中跨过再到祠堂上轿,“艾”、“锡”谐音“爱媳”,是一种祈愿和嘱咐;新娘花轿进入男方祠堂后,要行“过袋”仪式,即地上两只青布袋,新娘踩着青布袋而行,当新娘踩上前一只青布袋时,后边一只青布袋便被两名傧相掀起从新娘头顶翻过,口中高喊“一袋(代传一袋(代,一袋(代高一袋(代”,如此周而复始直抵祠堂门口,这里的谐音文化则是一种美好的祝福;进入洞房后,要将新
娘嫁妆中的男、女新鞋各一双置放在床前,谐音“同鞋(行到老”,因为在徽州方言
中,“鞋”与“行”同音;闹洞房时的“撒帐”仪式,依次撒向婚床帐幔的物什是红枣、染红壳的生花生、桂圆和生瓜子,谐音“早生贵子”,用的是物体语言的谐音,表达的是一种良好的祝愿。

即便是现代,谐音也与人们的生活密不可分。

人们送礼也少不了“糕”(高升、“鱼”(富裕、有余,却忌讳送“钟”(送终送“伞”(散,吃梨吃桔子忌讳分着吃(分离、分居,过生日要吃长寿面,不喝南瓜汤(难过等。

电话号码、车辆牌号、证件号码等有“8”(发财有“6”(六顺就受人欢迎,而含4的数字就备受冷落。

中国的饮食文化中也普遍采用谐音双关手法,如菜肴名称中的霸王别姬(鳖鸡、大鹏展翅(鱼翅、绝代双骄(青辣椒加红辣椒、呱呱叫好(南瓜炒冬瓜、龙凤呈祥、一帆风顺等等。

有着四千多年悠久历史的酒文化中谐音双关语更是突出。

[8]还有一例,四川省内江市城郊的三元塔上刻着一副令人称奇的三国人名谐趣联,“身居宝塔,眼望孔明,怨江围实难旅步;鸟在笼中,心思槽巢,恨关羽不得张飞”,其中,姜维、吕布、曹操等人名均用谐音道出,对联一语双关,暗示人生有时会处于一种身不由己(恨关羽、无可奈何(不得张飞的境地。

这副对联言此意彼,虚实相生,谐音其中,十分生动有趣、富含哲理、回味无穷。

第三,汉语双关传统与中华民族的整体直觉思维方式和含蓄的民族心理也有一定的关系。

关于中西思维方式的特点和差异,近代不少专家学者都有过许多精辟的论述。

连淑能对此研究后总结说,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思维方式的特征表现为十个方面:伦理型、整体性、意向性、直觉性、意象性、模糊性、求同性、后馈性、内向性、归纳型,而与此对应,以古代希腊、古代罗马、近代西欧和北美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思维模式也表现在认知性、分析性、对象性、逻辑性、实证性、精确性、求异性、前瞻性、外向性、演绎性等等十个对应的方面。

[9]具体而言,东方思维沿着政治伦理的方向发展,而西方思维却沿着认知科学的方向前进。

东方思维具有阴柔偏向,含有艺术家的素质,力图求善,而西方思维具有阳刚偏向,含有科学家的素质,力图求真。

东方重视伦理道德,重视身心修养,重视内向自求,重视治国安邦,因而带有强烈的主体意向性;政治上追求治国安邦,产生了“大一统”的思想,惟圣、惟书、惟上是思维带有后馈性和求同性。

注重政治伦理,必然对探索自然失去兴趣,因而热衷于对天
地人作比附,进行直觉体悟与整体综合,用以解释政治、社会、伦理、人生的种种问题。

内向自求、主体意向与直觉体悟相关,直觉体悟又以整体综合为前提,同时又是直观经验的结果。

重视直观经验又引出重视意象和归纳。

以直觉体悟和整体综合把握事物,容易使思维带有模糊性。

西方认知科学型的思维方式重视探索自然、重视求知、重视理性,重视外向探求,因而带有强烈的客体对象性。

科学上追求知识和理性,必然要借助逻辑,以分析和实证的手段获得对认知对象的精确认识。

追求科学认知又使人们不断求异、创造、超前,采用演绎与归纳的方法,不断推导出新的科学体系。

在这种思维方式和含蓄的民族心理之下,我国古代诗论家大都强调意在言外、意贵含蓄,也就是钟嵘所谓“文已尽而言有余”,司空图所强调的“象外之象,景外之景”、“韵外之致”、
“味外之旨”、
“不著一字,尽得风流”,戴叔伦所注重的“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等。

正如梁实秋总结的那样:“向来写情感的,多半是以含蓄蕴藉为原则,像那弹琴的弦外之音,像吃橄榄的那点回甘味儿,是我们中国文学家所最乐道。

”[10]难怪王希杰谈到汉语中的双关传统时,说:“中国人一向比较喜欢双关,与这大概是因为我们是一个比较含蓄的民族”(王希杰,1996:446。

二、汉语双关语的人文传统
汉语中双关语的运用有着极为悠久的历史,《诗经》、
《论
431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
语・八佾》等中就有双关语的用例。

《老子》开篇第一句“道可道,非常道”也许是我国古典文献中最为经典的双关语。

众所周知,文学创作要求生动形象,词的多义有时可以增添作品的意蕴,加深感情的色彩。

而诗歌又是最讲究语言的一种文学
体裁,因此词语的多义性就常常成了它的自觉追求。

我国作为一个诗的国度,双关语的使用贯穿始终,双关传统一直得以延续。

双关传统主要的主要延续媒介就是旧体诗歌这种文学形式。

在汉语旧体诗歌中,双关语的使用极为常见,其主要功能或委婉表爱,曲折释情,或如隐晦讽刺,指桑骂槐,或借此指彼,指东道西,或婉曲进言,含蓄抒慨,或隐约成谜,诙谐添趣,或机智舌战,巧妙应敌等等。

例如:南北朝时期的乐府民歌、胡后《杨白花》、牛希济《生查子》、王金珠《子夜夏歌》、梁武帝《子夜夏歌》、刘禹锡《竹枝词》、李白《荆州歌》、李商隐《无题》、冯梦龙《山歌》、
《世说新语・排调》、
《金史・后妃转》、杜甫《古柏行》、杜甫《秦州杂诗》其一、杜甫《佳人》、苏轼《临江仙・夜归临皋》、于谦《石灰吟》、秦观《鹊桥仙》、晏几道《临江仙》等均为妇孺皆知的双关用例。

我国文学史上惟一的一次双关繁荣出现在南北朝时期的南朝乐府民歌之中。

这一时期,南朝的统治阶级为了娱乐消遣,从建业(今南京、荆州等当时的商业都市大量采集民间歌谣。

这些歌谣多为情歌,基本上反映了城市中下层人民在爱情、婚姻问题上的态度,抒发了当时人民对自由爱情和婚姻的热烈追求和向往之情,具有强烈的反封建思想意义。

冯沅君和陆侃如(1999:198研究了南朝的乐府诗,发现南朝乐府诗有个共同的内容,它们大都与爱情相关:或表达爱的痛苦,或表达爱的甜蜜和幸福,或
写恋爱的不自由,或写爱人的不忠实。

在这些诗中,谐音双关语非常常见。

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谐音字的替代,如:以“丝”代“思”、以“莲”代“怜”、以“藕”代“偶”、以“碑”代“悲”、以“蹄”或“题”代“啼”、以“星”代“心”、以“油”代“由”等等。

另一类是同音异义字双关语的使用,如:以布匹的“匹”代匹偶的“匹”、以关门的“关”代关心、关念的“关”、以消融的“消”代消瘦的“消”、以道路的“道”代言说的“道”、以明亮的“亮”代原谅的“谅”、以黄蘖之“苦”代相思之“苦”、以飞龙之“骨”代思妇之“骨”等。

没有对这些谐音现象的理解,很难读懂《子夜歌》、
《读曲歌》、
《华山畿》、
《碧玉歌》、《西曲歌》、
《西洲曲》、
《子夜四时歌》等乐府诗中大量的“词”(即双关语。

不过,需要说明,双关语主要使用在古体诗里,尤其作为一种积极修辞手段使用在近乎民歌的作品里。

在近体诗里,双关语的使用并不突出,而且也多半是用语义双关,而不用或极少用谐音类。

所以宋代洪迈说:“自齐梁以来,诗人作乐府《子夜四时歌》之类,每以前句必行引喻,而以后句实言以证之”,如“高山种芙蓉,复经黄檗坞。

未得一莲时,流离婴辛苦”之类。

(见《容斋随笔》卷十六这里所说的“引喻”,指的就是双关。

唐代诗人也有喜欢使用双关辞格的,如张祜、李商隐、温庭筠、陆龟蒙等人,不过终究是个别现象。

到了当代,汉语的双关传统在严肃的文学形式中并不显赫,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汉语双关语的游戏传统从古至今一直
非常活跃。

双关语在今天的谜语、酒令、相声、歇后语、民谣、歌谣、笑话等仍然非常盛行,而且流行甚广。

而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手机短信、网络文学等更是为双关语的及其他文字游戏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用武之地。

三、汉语双关传统和双关语研究
汉语双关语虽然有着悠久的历史,又有着深厚的文化基础,耐人寻味的是,双关语的繁荣在我国除南北朝时期稍纵即逝外,似乎并没有突出的使用和显赫的地位。

这与英语双关传统的辉煌与几度繁荣形成鲜明对比。

[11]究其原因,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自古至今,中国的修辞哲学的一贯思想是强调“修辞立其诚”,将修辞与人的道德修养紧密结合,将作为客体的语言和作为主体的人视为一个和谐的整体。

这种重“立诚”、重内容与形式紧密结合的民族特色与西方修辞学传统中的形式化意识有着明显的不同,从很大程度上讲,也是对巧言的限制和约束,对双关语的使用
自然更多的是束缚。

从先秦诸子主流的修辞言论都可以看出这一思想,例如:“修辞立其诚”、
“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巧言如簧,颜之厚也”、
“言语之美穆穆皇皇”、
“卑辞尊礼”、“繁称文辞,天下不治”、
“迷于言,惑于语,沈于辩,溺于辞”、“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巧言乱德”、“辞达而已矣”、
“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
“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
距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

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桓团、公孙龙辩者之徒,饰人之心,易人之意,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辩者之囿也”、“好治怪说,玩琦辞,甚察而不惠,辩而无用,多事而寡功”、“不顺礼仪,谓之奸说”、“析辞而为察,言物而为辩,君子贱之”。

[12]
其次,双关语的研究在古代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现代也基本上处于边缘化的地位。

汉语双关传统虽历史悠久,但对双关语的研究,鲜而又少,而且在陈望道之前大多为零零星星的散论。

根据《中国修辞学史稿》[13],日僧弘法大师空海从唐代中国留学返日后,所著《文镜秘府论》多论汉魏至隋唐诗文的修辞方法,其中论及双关语(书中称“映带”、“声对”。

宋代洪迈《容斋随笔》(郑子瑜:193和胡仔《漫叟诗话》(郑子瑜:220 -221分别提到的“引喻”、“用意假借”,就是双关语。

明清时期的谢榛在《四溟诗话》(郑子瑜:338的称为“吴格”、“指物借意”。

吴景旭《历代诗话》(郑子瑜:413称为“假对”、赵翼《陔余丛考》(郑子瑜:444称为“借对法”“双关两意诗”,李
调元《雨村诗话》称为“借字寓意”等。

不言而喻,我国古代学者也都注意到了双关这个古老的修辞手段,但没有进行深入探讨,自然没有连贯一致的研究体系。

遗憾的是,我国第一本辞格专著唐钺(yùe的《修辞格》(1923也没有对双关语进行论述。

现代学者对双关语进行较多论述的有陈望道、陆侃如和冯沅君、赵景深等。

第一个系统地研究双关语的是陈望道,他的《修辞学发凡》(1932不仅提供了大量双关例证,还对双关语的定义、作用和类型作了深入的、里程碑式的探讨。

赵景深的《修辞讲话》(1934,这本书搜集了关于双关语的一些历史资料和例证。

陆侃如和冯沅君夫妇合著的《中国诗史》对中国
531
第4期王志伟:汉语双关传统述评
古诗中的谐音双关和语义双关进行了详细例证。

解放后,几乎每一本修辞学教材或专著都论及双关的定义、种类、修辞功能等,但基本上都继承了陈望道的观点,鲜有新论。

濮侃(1983、吴士文(1986、高有悔(1990、金慧萍(1992、吴道勤(1992、王希杰(2000等学者对双关与比喻、双关与歧义、双关与借代、双关与仿词、双关与析字等作了微观的分析。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王希杰在“论双关”一文中,从双关语的动态定义开始,利用演绎法对双关格式手段、歧义与双关、言语的适度多义等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的分析,并首次大胆提出了建立双关学构想:“(双关语典型地体现了修辞学的综合性,它是修辞学、语言学、词汇学、语义学、语法学、文艺学、文字学、文学创作、美学、逻辑学、心理学、社会学、民俗学、人工智能等等学科所共同关心的问题,它可以作为一种多学科的交叉口。

从某种意义上说,任何一个学科单独来研究它都是力不从心的。

如果借用多学科的成果,全方位、多层次研究双关语,甚至也可以形成一个新的边缘学科———双关学。

”[14]与当今国内外学术界隐喻学研究热相比,双关学的研究可谓门庭冷落。

第三,中国数千年一以贯之的中庸思想的禁锢对双关语的繁荣有着深刻的影响。

黑格尔说:“中国纯粹建筑在一种道德的结合上,国家的特点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

中国人把自己看作是属于他们家庭的,而同时又是国家的儿女”。

[15]这一论述说明,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以泛家族主义的家国一体,忠孝一体为特点的宗法制社会。

在这种模式下,个人“在家者孝于亲”,“在朝者忠于君”,还要“克己”、“慎独”、“三省吾身”。

这与西方强调自我意识、尊重自我价值的文化传统恰恰相左,反映在积极修辞语言的应用上,我国古代文人陈陈相因,蹈常袭故的倾向相当明显,缺乏“心理距
离”(psychological distance较远的语言创新使用。

刘英凯对中西比喻差异的研究也基本上验证了这一观点。

[16]
双关语作为世界文明共有的语言现象,经久不衰,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

同时双关语作为隐喻的一种特殊形式,与人类的认知模式密切相关,研究双关语的认知特征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本文通过对比英汉双关语的历史传统演变和研究状况,我们对这一语言现象的实质有更为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我们相信,随着修辞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双关语的研究也将进一步呈现出多学科、多视角、多层次的动态研究趋势。

参考文献:
[1]Hendrickson,Roberts.Encyclopedia of Word and Phrase O2
rigins[Z].Check Mark Books,2000:551.
[2]马国强.“双关”称名之由来[J].修辞学习.1998,(6:
40.
[3]Jacobson,Roman&Linda Waugh.The S ound Shape of
Language[M].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9:236.
[4]王佐良.王佐良文集[C].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7:18.
[5]王希杰.修辞学通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 130.
[6]张起南.橐园春灯话[M].漳州:漳州灯谜艺术馆,2003.
[7]王苹.汉语谐音表达的客观基础[J].修辞学习,2000, (2.
[8]程殿林,等.酒文化[M].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2003.
[9]连淑能.论中西思维方式[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2, (2.
[10]古远清,孙光萱.诗歌修辞学[M].汉口: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298-299.
[11]王志伟.英语双关传统述评[J].商丘师范学院学报, 2004,(4.
[12]郑奠,谭全基.古汉语修辞学资料汇编[C].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1-26.
[13]郑子瑜,宗廷虎.中国修辞学通史(五卷本[M].长春: 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126.
[14]王希杰.论双关[J].玉溪师专学报,1989,(6.
[15]赵昆生.温文尔雅之乡的梦[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
社,1998:55.
[16]刘英凯.中西作品中的比喻差异及其社会文化成因[J].
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3.
A R eview of Chinese Punning T radition
WAN G Zhi2wei
(School of English,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Shanghai200083,China
Abstract:Punning in Chinese has a long history,though it is of uncertain origin.It is culturally rooted in the various types of language games,the remarkable national preference to rhymes and homophones,and the dominantly indirect way thinking among the Chinese people.Punning in Chinese survives both as a language game and as a rhetorical strategy.Thanks to the Chinese philosophy of rhetoric,punning does not draw much attention,despite its use in ancient poems,play on words,riddles,catchy expressions and dia2 logues,online literature and mobile phone messages in the information era.The research into punning is also marginalized in China. K ey w ords:Chinese
punning;cultural foundation;humanistic tradition
631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