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摩西十诫》看犹太文化

从《摩西十诫》看犹太文化

在阿拉伯半岛和地中海海岸之间有一肥沃的狭长地带，这片约旦河东岸的土地有广袤平原和秀美的景色，时常勾起人们的遐想，这即是犹太民族的诞生和祖居之地——巴勒斯坦。犹太人的历史可追溯到公元前1900年，强大的埃及帝国兵锋所至，迫使美索不达米亚的移民来到此处，移民中的一员亚伯拉罕成为了犹太民族的创始人（事实上古兰经也以亚伯拉罕为阿拉伯人的祖先）。

安逸的生活并不长久，饥荒最终又迫使犹太人流浪到了埃及，并沦为了农奴。约公元1445年，摩西带领着犹太人获得了解放和新生，进发并最终回到了他们的“伽南之乡”。摩西出埃及的事迹被《圣经旧约》详细记载，在西奈的旷野中，摩西为其孤独的族人制定了一套律法，即《摩西法典》，其中最重要者便是《摩西十诫》。

犹太人认为《十诫》是神圣伟大的神谕，通过“上帝的手指”刻在石头上传示后人。这些法律具有法律上的、宗教上的和道义上的特点。《摩西十诫》对于犹太人文化心理特征的形成居功至伟，已然融入犹太民族的生命之中。以现代的眼光看，犹太文化也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文化的起源之一，故此，《摩西十诫》的意义也就不局限于犹太民族。以下，我就此经典文本为基点，试窥犹太文化之一斑。

《十诫》的头两条，确立了犹太人一神论和不崇拜偶像的文化心理特征。第一条称：“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之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由此，犹太人从早期多神论的信仰中摆脱出来，确立起上帝的绝对而超越的权威。这种

思想随后被基督教所继承，并影响了整个西方文明和法律的概念。（按塞西尔·罗斯的论证，犹太人的上帝应该叫“雅赫维”，而非基督教讹传的“耶和华”）

第二条不仅巩固了上帝的超自然能力，并告谕人们不应寻求俗世万物和人自身作为崇拜的偶像。这不仅表现出犹太民族性格的内敛性和独立性，而且与西方反犹主义的兴起也有很大关联。如“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戒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的表述，说明犹太文化固执自己信仰的排他性，“中介性客民”的文化性格也势必难以融入其它社会之中，这易形成与其它文化的对立。我们很容易看到这么个让人寻味的现象：曾作为犹太教一支的基督教为欧洲所接受后，竟与犹太教产生了严重的对立，成为反犹主义孳生的温床，犹太人被视为缺乏爱国心和异教徒的代名词，而遭致基督教的镇压和迫害。

第四条到第十条或以宗教教义、或以道德律令来规定犹太人的生活作息方式，表现出犹太文化除了超越理性的一面，也是一种入世入俗的文化。在这些条目中，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关系得到确认。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十诫》最重视的要算利益关系了，除第五条“孝敬父母”外，莫不与处理人际利益扯上关系。这点与重视亲子关系的中国传统文化有所区别，也是犹太人善于从商的一个文化因缘！

值得注意的是后面的几条都受到前两条的约束，这凸现了犹太人对异教徒的态度。如约书亚屠杀了一万两千名异教徒后，曾将《摩西十诫》刻在石头上，而其中就有“不可杀人”一条，此举实在让人看

起来是一种对人类的嘲弄。

无庸讳言，犹太民族是个伟大的民族，产生了诸如马克思、爱因斯坦、贝多芬等推动人类文明的巨人，千年流散的曲折也始终没有抹煞掉犹太民族回归故土的执着追求。这不仅令今日追忆犹太人历史的我们为其哀惋叹惜，也使我们不难发现《摩西十诫》在犹太人身上留下的深深烙印！

毋宁质疑，犹太民族产生了诸多伟人，如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马克思

犹太人的先知

在不同时期民族的竞逐中，往往以伟大的帝国来终结这场角斗，而失败者则有如流星消逝于历史视野之外。在遥远的古代，大概只有犹太的命运有所例外，它让世人铭记的原因之一便是犹太先知的存在。

按传统的观点，犹太人的宗教是摩西率领族人出埃及后，辗转在西奈旷野中产生的，摩西则是犹太先知的原型。在随后的历史长河中，先知的言论使犹太人的民族意识和民族心理得以形成和发展，并且成为犹太人一段段苦难历程中得以坚持和恢复信仰的号角。

在公元前7－8世纪，先知成为守卫犹太人良心的喉舌。先知其本质并非是一个“预言家”或占卜者，而是一个监视犹太民族现状的人。先知来自于各个阶层，有朝臣、祭司、牧羊人和农民，他们以强烈的道德意识在周边获取影响。每当危机来临，他们便会挺身而出痛斥民族的倒退，批评国王的贪婪和错误，并激起人民抗击压迫和外来

宗教入侵的激情。无可非议，先知当中也有些沽名钓誉之徒，但总有相当一部分人的品行和真诚是不容置疑的，如著名的先知提比斯人以利亚在撒马利亚达到了其腐朽统治高峰的时候，作为一个粗鲁的乡下人，曾衣不遮体地走到国王和王后面前，直斥其非。在所谓《先知书》里还保存着不少犹太先知们充满道德义愤的作品。

犹太先知的心目中，《摩西法典》显然是民族神圣的精神基础。但先知并非仅是因循守旧的继承者，他们的言行带给西方精神上的超越、永恒的批判精神和终极关怀，对现代西方文化心态的形成具有深刻的影响。而且，先知除了强烈的民族情绪外，也用为民代言的方式确立起了君权统治的理论基础，因此先知对外虽然是鼓吹战争主义，但对内则始终是比较温和而支持君权的。

由是观之，先知与中国文化中“士”的地位颇有相似之处。他们既和国家政治息息相关，但又始终保有一定的独立性，并擅长于在面临民族危机时以担道救世的责任感，积极运动，鼓励民族情绪来应对挑战。

在犹太人被巴比伦人赶出巴勒斯坦囚禁之后，先知将大量的民族文献带入囚禁地，他们宣扬《摩西法典》的内容，呼吁犹太人不要放弃自己的信仰，慰籍族人心中的伤痛。耶路撒冷的圣殿已成废墟，他们却试图在犹太人心中建立起新的圣殿。在先知积极努力之下，犹太人固守着他们的精神家园，并发展出了礼拜、祈祷会等新的宗教仪式。先知传教布道的模式对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产生和传播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在这两个宗教的神职人员身上时常闪现着先知的影子。

公元135年，罗马帝国将耶路撒冷的圣殿再次摧毁后，犹太人开始了近两千年的大流散。但由于先知所做出的努力，甚少有犹太人背宗叛教，成为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四处流散却依旧保持固有文化信仰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