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电影艺术的真实性

如何理解电影艺术的真实性

电影诞生至今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电影特征，这种结合时代背景的艺术方式正好能够反映出电影艺术的真实性。在此，我将通过以下几个方面阐述我对电影艺术真实性的理解。

一、电影反映的时代背景契合历史的意识形态氛围

就这一点，我将通过课堂上播放的《红高粱》做详细的阐释。所谓的“意识形态氛围”，指的是“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情形，即特定历史时期涵摄整个民族的复杂的总体意识形态。”《红高粱》上映前后亦即80年代中期中国意识形态氛围被概括为“茫然失措”四个字：茫然失措指这样一种弥漫整个民族的意识形态氛围：你觉得你是肩负着莫大历史重担前行，但又看不见目标；你想全力挣脱传统和过去的束缚，但又似乎被死死缠住；你或贤能如大禹，或愤懑如屈原，或激进如谭嗣同，但这一切都似乎无济于事，还不如沉溺、忘却于狂舞、捞钱的极乐中来得快活；你幻想如赫拉克里斯那样挥动美的大帚一下子清扫垃圾成堆的奥吉亚斯牛圈，但结局常常是绝望，使你远不如像红卫兵那样破坏，否定一切来得痛快淋漓。这样，你就不断被缠绕于信念与虚无、焦虑与沉溺、理性与非理性等复杂情绪交织成的冲突中了。到头来依旧是茫然失措。这种茫然失措境遇根本上是由双重信念解构造成的。一是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中，人们对中国文化的信念正在解构；二是在东西方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世界的对比中，人们对共产主义的信念正在解构。这样的双重信念解构交织一体，把人们推向虚无的境遇和茫然失措的绝境。而与此同时，人们内心的焦虑、烦闷、痛苦、愤懑等情绪被积压得如此深厚以至于不得不寻找发泄处，于是“捞钱”就成为社会生存竞争的一个剧烈战场。这种生存竞争肇源于茫然失措的意识形态氛围，造成某种程度上的残酷、腐化、混乱局面，它们反过来更强化了茫然失措的境遇，致使盲人失措恶性循环下去。这就是《红高粱》上映前后的意识形态氛围的大致情形。《红高粱》所展示的生存竞争就是中国大地上正在持续的生存竞争的一个简约、变形的意识形态模型。它通过对弱肉强食、强者生存这一社会达尔文主义或法西斯主义人生观的银幕再现，显示了处于当今茫然失措境遇中的中国人的意识形态，并反过来使这种意识形态再生产下去。另一方面，《红高粱》成功地显示了我们生活中严酷的生存竞争境遇，展现了意识形态战场的激烈搏斗，作为这样一面“镜子”，它于我们实属难得，弥足珍贵，在中国电影史乃至文化史上都占有一席之地。

二、电影情景运用“蒙太奇”手法更加细腻真实

通常认为，蒙太奇是电影的基础。蒙太奇就是根据影片所要表达的内容，和观众的心理顺序，将一部影片分别拍摄成许多镜头，然后再按照原定的构思组接起来。一言以蔽之：蒙太奇就是把分切的镜头组接起来的手段。蒙太奇实际上强调的不是镜头内部本身的含义，而是更多强调镜头与镜头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建立在电影画面内在或者外在的运动型、连贯性的基础之上的。电影中的镜头通常都会与下一个镜头产生某种关联，故事的，情绪的，或者是思想的，但是更多地是为了让故事场景显得更加真实，它反映了镜头之间的一种辩证法。镜头就在这样一种关系，在观众的视觉和心理期待中在银幕上呈现出来，从而构成为一个完整的故事。

《罗马假日》中，安妮公主在会见诸多大臣时，镜头在公主裙子下的掉下的鞋子和公主的表情中来回切换，让观众了解到公主内心的紧张和不安的情绪，可以让观众感受到那种紧张的氛围。《走出非洲》的片头，女主角回忆往事的声音配合闪现心中的丛林，镜头的摇晃和野兽的吼声，紧接着一个镜头，是一个人站在平原，头上是一轮夕阳。观众印证后来剧情的发展，将发现这两个并置的镜头，是他们过去交往过程的缩影。丹尼斯适时出现，使一头渐渐逼近女主角的狮子惊走，他给她带来稳定力。但他英年即坠机而亡，结局如一轮落日，

只是人死不可能再日出东山。以两个镜头的连接来说，简短的瞬间已是人一生的缩影。以单一镜头来说，夕阳下朦胧的身影正是丹尼斯真确的写照。对于女主角来说，丹尼斯是神秘难以理解的，心中所见的实际上只是一个朦胧的轮廓。

布鲁塞指出，人的初生阶段即有了这种本能，如婴儿在能凝聚目光之前，便已经以眼追寻活动的物体。美国心理学家霍伯尔和瑞士科学家威塞尔的最新研究表明，人脑与眼具有探测形象运动的特殊细胞。这些细胞促使人在观察外界事物时具有一种生理需求：它不会老是停留在一处，而是不断地转移视线，不断地变幻角度去观察世界。影视是用声画记录形象和重现运动的，而蒙太奇的运用，正确地重现了我们通常观看事物时不断追寻新目标的方式，重现了我们在现实环境里随注意力的转移而依次接触视像的内心过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电影中采取蒙太奇的手法迎合了人们的心理，并且能够恰如其分地表现出故事情节的真实性。

三、电影艺术的精神升华更具真实性

电影除了反映时代背景之外，更重要的是能够引起人们在精神思想上的一种共鸣，电影艺术本身散发出来的精神光芒才是一部作品真实性的最佳反映。

《罗马假日》讲述了安妮公主出逃皇宫所经历的一系列近乎刺激的冒险，反映出了皇室端庄生活的疲倦，以及对自由无拘束的生活的向往，在那时的社会背景下，这种果敢的精神让人们看到了罗马人生活的惬意。《偷自行车的人》讲述的是在二战结束后的罗马正处于经济大萧条的时候，大多数人都处于失业的状态，主人公的自行车被人偷了，无奈之下他选择了偷别人的自行车。战后的意大利对于社会底层来说，是一个催生梦想却又迅速扼杀梦想的地方，这段话集结了未来的美好与现实的假设，为了美好，我们必须找到自己的车子，假设找到自行车，结论是We will go every day to the porta portese。对美好的假设，也是更好的对比现实。对幸福生活的想象有时候更像是穷人的专利，有时候我们又会觉得想象是一件奢侈的事。想象的最终归宿还是现实，想象与现实的落差是悲剧，是父子不能摆脱的种因果循环。影片的结局，主人公和儿子在茫茫人海中淹没。导演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结局，但是导演用他的镜头直触社会现实问题，揭露了这样一个社会悖论：逃离贫困却被现实拖入更深的贫困。这也激起了社会对于贫困的关注，从反面可以激发人们的斗志，也是摆脱贫困靠的是我们干净的双手。

电影总是能够直触社会，挖掘人们内心的真实想法，但却在作品完美地落幕之后，抛给人们无数的思考，或者直接传达给人们一些精神上的共鸣，有时候真实不只是述说故事那么简单，精神上的共鸣才是最发人深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