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之谜独家见解
李约瑟之谜的分析
李约瑟之谜的分析“李约瑟之谜”的解读英国学者李约瑟先生在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的过程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在公元前世纪至公元前15世纪,中国在自然科学及运用方面,远胜于欧洲,但是近代科学为什么不是从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中国古代文明中演绎出来,而是在文明程度相对落后的15世纪欧洲诞生呢?这就是学术界所说的“李约瑟之谜”。
一、原因分析首先我认识到了这一难题应该从多方面予以解释,1、社会原因:封建专制制度对科学的束缚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使科技显得无足轻重,儒家的政治伦理文化压抑了科技的发展。
中国的封建制度和西方的封建制度本质上是不同的,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还算是一个真正的封建社会时期,出现了具有社会影响力的贵族阶层,中国的文化,思想和科学起源于这一时期,并且大多由贵族创立,例如:孔子的儒家思想、老子的道家思想、韩非子的法家思想,还有更突出的是墨家在光学上的成就等。
但是自秦朝统一了中国之后,中国进入了“宗法地主专制社会”,其社会形态的特征是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的郡县体制,贵族与封地不再是世袭的,尽管依然是森严的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但是社会的上下阶层是可以流动的,这就刺激了平民通过一定的方式来进入上层社会,而进入上层社会的唯一途径是什么呢?就是科举制度,而科举制度考核的内容又是具有独尊地位的儒家思想体系,儒家思想造成了文化、科技的垄断,阻碍了科技的普及,这一思想体系的特点是注重德性修养,倡导“内圣外王”,本质上的道德的哲学,关注的是人的主体,以伦理为本,注重人的自身修养,注重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注重如何管理好社会,而很少关心和探究有关自然界的知识,如“天人合一”等观点,在这种以人为核心的单一的哲学会禁锢人们的思想,使得科学研究的主体缺乏创新的意识和动力。
而广大平民为了能跻身于上层社会把学习的重点都放在了儒家思想,纲常伦理,古文经学等,自然没有人会花费时间与精力在自然现象和科学的思考上,总结:中国古代科技的实用性和“天人合一”的自然观等因素都妨碍着科技走向更高的层次。
李约瑟难题之我见
“李约瑟难题”之我见为什么资本主义和现代科学起源于西欧而不是中国或其他文明?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
李约瑟从科学方法的角度得到的答案是:中国人不懂得用数字进行管理。
这对中国儒家学术传统只注重道德而不注重定量经济管理是很好的批评。
但这只是对李约瑟之谜的一个可能的回答。
从文化竞争模型给出另一个解答:中国小农经济的资源限制和保守倾向,阻碍了劳动分工和科学文化的多样发展。
对于这个问题我是这样思考的:现代科学技术起源于西欧,但是在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绝对是不落后的,因而我们需要回顾一下历史的发展,从历史的发展中得出一下些可以借鉴的经验,也是从历史的发展对李约瑟难题进行一个回答。
回顾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国的科学技术繁荣的时期大概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春秋战国时期,第二个阶段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第三个阶段是宋元时期。
这三个阶段都有一些共同之处,例如都处于比较动荡的时代,中央集权不是很明显,学术活动相对自由,没有所谓的学术专制和学术霸权。
反之在相对文化比较专制和集权的朝代科学技术相对不是很繁荣。
鉴于此我从内应和外因两个方面分析了李约瑟难题。
内因:一、中国封建朝代长期的文化、思想专制导致了思想文化的保守、缺乏创新。
这种情况在明清尤为显著,主要是在明清两个朝代儒家思想上升为政治,对广大的知识分子进行了文化上的专制,儒家更多的时候关注的是人际关系,而且提倡中庸的思想,而明清时的儒家已不再是儒家最初时的那种思想,众多的士人为了功名将圣人之言绝对化、僵化,上升为宗教式的崇拜,而在儒家不占主导的时代,各种思想交相融合,也同时催生了科学技术,先秦和魏晋时期莫不如此,儒家思想向来重视德育,轻视技术,在后代儒家更是成为了儒教。
二、中国古代长期以来实行的重农抑伤商的政策,农业经济的自给自足使得中国人缺乏创新的欲望和动力,古代的中国发明也是建立在农耕文明的基础上,很多的研究就是为了满足农耕生活的需要,反之欧洲众多科学技术的出现也是建立在商业文明的基础上。
对李约瑟难题的简单探讨
对李约瑟难题的简单探讨为什么资本主义和现代科学起源于西欧而不是中国或其他文明?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他由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1900-1995)提出,李约瑟以中国科技史研究的杰出贡献成为权威,并在其编著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正式提出此问题,其主题是:“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
197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称之为李约瑟难题。
很多人把李约瑟难题进一步推广,出现“中国近代科学为什么落后”、“中国为什么在近代落后了”等问题,并且对此问题的争论一直非常热烈。
中国有着非常悠久的科学文化传统,鸦片战争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中国曾被西方人视为不开化的国家,更不用说有科学文明。
清末的中国人,虽然也有人不服气,对萌发于明末的西方科学在中国古代已有之的“西学中源”之说加以极大的发挥;但是到了20世纪之初,在引进西方科学的大潮之中,中国古老的科学传统已被当时主流的科学家所完全遗忘,于是出现了所谓“中国无科学”之论。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特别是在最近的50余年,包括李约瑟在内的海内外中国科技史专家揭示了中国科学技术的悠久历史和传统,不仅改变了西方人过去的片面认识,也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当代中国人作为东方古老文明传承者的自信;更重要的是,中国古代的科学与技术今日已作为昭示人类文明多样性的一个样板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因此李约瑟的贡献无论如何也不应低估。
同时,中国现代科学技术仍然相当落后,与此形成强烈对照的是,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之中,有识之士始终将科学技术置于重要的位置。
从鸦片战争之后魏源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洋务运动中的“求强求富”,以至严复等人提出的“西学格致救国”论和20世纪初叶的“科学救国”思潮,乃至上一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四个现代化”和今天的“科教兴国”政策,无不寄托着现代中国人对发展科学技术、以求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渴望。
“李约瑟之谜”之我见
“李约瑟之谜”之我见英国学者李约瑟研究世界科技史,研究到中国时发现一些问题,并在其编著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正式提出了这样的疑问:“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那为什么像伽利略、托里拆利、斯蒂文、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之谜”。
关于“李约瑟之谜”,产生该问题的根本原因众说纷纭,至今仍未有定论。
这个问题最近总是缠绕心间,故在此写于笔尖,阐述自身对该问题的一些看法。
我认为,从根本上来说是地理位置条件造成了“李约瑟之谜”的出现。
古代处于封建王朝统治下的中国,长时间里都以“天朝上国”自居,统治者及国人均有这样一种意识,即除中原地区以外的其他地区都是偏远地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四周全是蛮夷之地。
在中国,中原地区大部分为热带、亚热带季风气候,拥有大量肥沃的土地。
优越的气候条件和土壤条件使中国主要的人口——农民通过种植、饲养和收获各种农副产品解决吃和穿这两个最基本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自给自足为主要特征的小农经济。
自给自足,即不用依靠商品交换来解决生活问题。
而在欧洲,以欧洲文明的发源地古希腊为例,古希腊主要为地中海气候,其气候、土壤条件均不适合支持人们生活的主要粮食作物的大规模生长,主要出产橄榄和葡萄。
因此这里的人把它们加工成橄榄油和葡萄酒拿到其他生产粮食作物的地区去交换粮食,这就形成了最初的商品交换,而商品交换就是商品经济的基础,于是商品经济逐渐萌芽并发展。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形成了统一的封建君主专制主义政治制度。
封建社会具有自我调节、自我维护的强大能力,同时在历史转型和社会变革时期就显示出巨大的惰性。
它在和外部世界接触的早期就产生了自我隔离机制,阻挡了滔滔而来的世界文明潮流。
闭关自守的结果,关掉了民族发展的历史机遇,最终也没有能守住封建的防波堤。
我对李约瑟难题的看法
我对“李约瑟难题”的看法姓名:学号:专业:院系:著名的科学史家英国学者李约瑟曾在考察科学技术演化时提出“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 而没有在中国文明中产生?”,即著名的李约瑟难题时,一定不会想到这一问题直到21世纪的现在还在吸引着无数学者进行深远广泛而又充满争议的思考和讨论。
李约瑟的一生无疑是十分传奇的,他的一生与中国以及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渊源。
李约瑟,作为最伟大的汉学家之一,创立了科技汉学新流派,打通了古今中西以及科学与人文的壁垒,堪称天下达人。
回顾他的一生,你会感慨,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最好融合其实是体现在人的身上。
1954年,李约瑟出版了《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轰动西方汉学界。
他在这部计有34分册的系列巨著中,以浩瀚的史料、确凿的证据向世界表明“中国文明在科学技术史上曾起过从来没有被认识到的巨大作用”,“在现代科学技术登场前10多个世纪,中国在科技和知识方面的积累远胜于西方”。
他发现从西汉到南宋千余年间,中国是地球上经济最繁荣、科学技术最发达的地区,李约瑟的工作是非常卓著的,他所发现的是中国人自己都忘记的历史。
他认为丝绸之路上传播的不只是丝绸、陶瓷、茶叶等物品,还有科学技术。
李约瑟一口气列举了26项,除了众所周知的火药、指南针、造纸与印刷术四大发明,还包括被我们所忽略的水车、石碾、水力冶金鼓风机、活塞风箱、缫丝机、独轮车。
而同一时期由西向东传播的重要技术,李约瑟只提到了四项:螺丝钉、液体压力唧筒、曲轴、发条装置。
从公元一世纪到十八世纪,中国的科技发明沿丝绸之路一直在从东向西传播。
如果没有丝绸之路这样一条由东向西的技术与文化传播之路,有可能也就没有后来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包括工业革命。
只是到了近代,欧洲开始领先世界,而那时丝绸之路已逐渐荒废,各种先进的技术通过海路逐渐传到中国,其中包括改进了的造纸术、印刷术、炸药和指南针。
这样看来,李约瑟之谜的产生显然是水到渠成的。
他当然会思考,为何之前在现代社会中国科技遥遥领先于其他文明,而又为何在现代中国不再领先?具体来说,李约瑟难题的具体内容是一个两段式的表述,第一段是: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 中国的政教分离现象、文官选拔制度、私塾教育和诸子百家流派为何没有在同期的欧洲产生?;第二段是: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李约瑟难题的实质内容在于中国古代的经验科学领先世界一千年,但为何中国没有产生近代实验科学,这是关于两种科学研究范式(Paradigm)的起源问题。
对李约瑟难题的看法
对“李约瑟难题”的看法一、“李约瑟难题”研究历史述评所谓“李约瑟难题”,学界公认的经典表述是李约瑟(Joseph Needham, 1900-1995)于1964年在《东西方的科学和社会》一文中系统提出的,他指的是:“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而没有在中国文明(或印度文明)中产生?”“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15世纪期间,在应用人类的自然知识于人类的实际需要方面,中国文明远比西方更有成效得多?”虽然,李约瑟早在1944年2月重庆的中国农学会会议上就己提出了该问题。
但关于中国近代科学落后原因的探讨,在李约瑟以前很早,就引起了中外学者的关注。
十七、十八世纪的法国耶稣会士巴多明、伏尔泰、奎奈、休谟、狄德罗等都有论述。
中国的不少学者对此均有广泛探讨,从鲁迅、任鸿隽、梁启超到冯友兰、钱穆、梁漱溟等都发表过诸多看法。
但自从李约瑟从东西方科学技术文化的发展历程提出此问题后,其研究范围之广、见解之独到、在中外影响之深远,较前面诸家实有过之而无不及,因而人们也就习惯的称之为“李约瑟难题”。
以时间为线索,“李约瑟难题”研究大体可分为三阶段:第一阶段,新文化运动时期。
此时虽没有“李约瑟难题”的提法,但有关难题的基本内容都已经出现,并形成了第一次研究热潮。
任鸿隽认为“无归纳法为无科学之大原因”。
其后,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认为自然科学不发达,是因为我国人有“德成而上、艺成而下”之观念。
因袭己久。
本不易骤然解放,其对于自然界物象之研究“素乏趣味”。
又因为清代中国没有学校、学会、报馆之类的建制,科学上之发明不能流传和交流。
1924年,他在发表的《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史》中又认为自然科学未能发展起来的原因,最大的障碍是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
蒋方震也提及“民族富于调和性”、“民族尚谈玄”等原因。
化学家王堪(1888-1966)在1922年发表了《中国之科学思想》一文,认为政府的专制、学术(易经、阴阳五行学说)的专制,对中国科学的发展是极大的“摧残”综观这一时期的论述,可以看到,他们把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原因归结为研究方法、哲学思想、价值观念、专制政治和教育制度等,而对于经济制度方面则少有涉及。
李约瑟难题之我见
李约瑟难题之我见李约瑟难题是英国学者李约瑟于19世纪30年代所提出的,李约瑟博士在其巨著《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1]、《中国科学技术史》[2]序言和第一章中分别以三种不同的方式提出了问题。
总结一下,此一难题包含两个问题,既: (1)为什么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之间,在把人类自然知识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中国文明比西方文明有效得多? (2)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文明中发展,而未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成长?[3]从三十多年来海内外学者关于“李约瑟难题”的一系列不同答案来看,其路径主要有四条,一是沿着李约瑟博士的思路走,正面解答;二是对“李约瑟难题”进行修正,然后解答;三是从中西方科学的本质不同出发解答;四是否定“李约瑟难题”,宣称其为“伪问题”,不论何种方式解答,都不可能找到一个简单明确的答案。
[4]对于“李约瑟难题”我认为应该摒弃偏执极端的观点,辩证解读,既要看到它提出的合理性又要看到狭隘性。
客观公正的研究历史,探索历史发展的规律、探索我国科技发展的规律,从而促进当前我国科技发展。
这才是研究“李约瑟难题”最重要的意义所在。
“李约瑟难题”的合理性:1、“李约瑟难题”本身就具有严密的逻辑关系“李约瑟难题”包括的这两个问题具有内在逻辑联系,不能随意分割。
2、“李约瑟难题”的提出是建立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之上,肯定了中国古代自然知识体系的科学性长期以来,在西方人的观念中科学技术的舞台上一直都只上演着欧洲文明的独角戏,直到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这部书的出版,西方人在科技领域唯我独尊的观点才有了缺口。
“李约瑟难题”的狭隘性[5]:1、“李约瑟难题”中对中国科技成就的肯定是有条件的,中世纪时,西方是“黑暗的中世纪”,人类文明是“西方不亮东方亮”,当时东方文明压倒性的优势使他自然地肯定了中国文明的先进性;但是当西方文明发展起来后,他又认为西方文明足以照亮全世界,别的民族的文明与之相比都黯然失色。
2、“李约瑟难题”忽略了中国当时的国情——封建的小农经济,正因为如此,它比较忽略物理学、化学方面的研究而同生产、生活关系密切,是以总结、记述劳动人民的生产经验、注重调查研究、注重科学实践活动为特征的,这是中国古代科学的一大优点,与同时期沉溺于玄想空谈之中的欧洲经院哲学相比,实在是巨大的进步。
李约瑟之谜的分析
李约瑟之谜的分析“李约瑟之谜”的解读英国学者李约瑟先生在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的过程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在公元前世纪至公元前15世纪,中国在自然科学及运用方面,远胜于欧洲,但是近代科学为什么不是从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中国古代文明中演绎出来,而是在文明程度相对落后的15世纪欧洲诞生呢这就是学术界所说的“李约瑟之谜”。
一、原因分析首先我认识到了这一难题应该从多方面予以解释,1、社会原因:封建专制制度对科学的束缚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使科技显得无足轻重,儒家的政治伦理文化压抑了科技的发展。
中国的封建制度和西方的封建制度本质上是不同的,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还算是一个真正的封建社会时期,出现了具有社会影响力的贵族阶层,中国的文化,思想和科学起源于这一时期,并且大多由贵族创立,例如:孔子的儒家思想、老子的道家思想、韩非子的法家思想,还有更突出的是墨家在光学上的成就等。
但是自秦朝统一了中国之后,中国进入了“宗法地主专制社会”,其社会形态的特征是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的郡县体制,贵族与封地不再是世袭的,尽管依然是森严的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但是社会的上下阶层是可以流动的,这就刺激了平民通过一定的方式来进入上层社会,而进入上层社会的唯一途径是什么呢就是科举制度,而科举制度考核的内容又是具有独尊地位的儒家思想体系,儒家思想造成了文化、科技的垄断,阻碍了科技的普及,这一思想体系的特点是注重德性修养,倡导“内圣外王”,本质上的道德的哲学,关注的是人的主体,以伦理为本,注重人的自身修养,注重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注重如何管理好社会,而很少关心和探究有关自然界的知识,如“天人合一”等观点,在这种以人为核心的单一的哲学会禁锢人们的思想,使得科学研究的主体缺乏创新的意识和动力。
而广大平民为了能跻身于上层社会把学习的重点都放在了儒家思想,纲常伦理,古文经学等,自然没有人会花费时间与精力在自然现象和科学的思考上,总结:中国古代科技的实用性和“天人合一”的自然观等因素都妨碍着科技走向更高的层次。
李约瑟难题的个人见解
李约瑟难题的个人看法英国著名生物化学家李约瑟,曾因胚胎发育的生化研究而取得巨大成就,后来他又以中国科技史研究的杰出贡献成为权威,并在其编著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正式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那为什么像伽利略、托里拆利、斯蒂文、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李约瑟难题是一个两段式的表述:第一段是: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 中国的政教分离、选拔制度、私塾教育和诸子百家为何没有在同期的欧洲产生?第二段是: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李约瑟难题的实质内容在于中国古代的经验科学领先世界一千年,但为何中国没有产生近代实验科学,这是关于两种科学研究范式(Paradigm)的起源问题。
关于李约瑟难题,这是由很多因素造成的,一味的想找一个答案是不可取的。
一个原因是中国过早地成为了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大国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起了一个专制的中央集权的国家。
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国家,国土面积达到360万多平方公里,基本包括现在的华东、华北、华中各省,以及四川、甘肃的大部分地区,当时的人口有资料说已经有2000万左右。
这样的体量即使放在今天的世界也绝对是一个大国了!但统治那样一个大国的政府体系却是相当的精简、甚至是简陋的:举例来说,中央“部委办”一级的机构仅仅是“三公九卿”,最多只有12个部级以上的领导协助皇帝管理全国事务!2200多年前,在交通、通信等物质条件和社会管理系统都极端落后的条件下,面对一个“思想混乱”、民心不稳的巨大国家,怎样实现政令畅通、上行下效的有效管理?怎样确保这个大好江山下传万代子孙而不易色?当然只有政权及社会的稳定压倒一切。
李约瑟之谜独家见解
什么是李约瑟之谜?你如何认识这个问题?李约瑟之谜是英国学者李约瑟所提出的,其主题是:“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为什么资本主义和现代科学起源于西欧而不是中国或其他文明?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之谜。
”李约瑟从科学方法的角度得到的答案是:一是中国没有具备宜于科学成长的自然观;二是中国人太讲究实用,很多发现滞留在了经验阶段;三是中国的科举制度扼杀了人们对自然规律探索的兴趣,思想被束缚在古书和名利上。
我觉得,之所以资本主义与现代科学没有起源于中国,与中国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和人们所接受的思想文化有很大的关系。
中国小农经济的资源限制和保守倾向,阻碍了劳动分工和科学文化的多样发展。
同时,封建时期的中国处于与外界隔离的状态,相对比较保守。
在文化方面,众所周知,冒险精神利于多元和创新,避险倾向则利于稳定和赶超。
而两千年来,儒家思想已深入人心,这些文化的核心便是规避风险、明哲保身。
中庸之道教会了人们如何安稳地生活,却扼杀了人们的创新思想。
古代的封建王朝的统治下,普通民众普遍具有一定程度上的迷信思想,上层社会的文人学士也普遍重视文学,轻视轻技,导致了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缓慢与滞后。
其实,中国人并不是不聪明,也不缺乏创新精神。
在古代我们有四大发明,而在现代,已经有至少六位华人获得了诺贝尔奖。
这便是很好的证明,在智力方面,我们不比任何人差。
差的,却是所处的科学环境。
希腊哲学家通过发明逻辑体系建立了哲学思想,而中国古代却没有形成完善的逻辑思想。
这种哲学思想的不同导致了自然观的差异,进而导致了文化与思维方式的巨大差别。
科学环境的缺失,严重阻碍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
对李约瑟难题的看法
对“李约瑟难题”的看法一、“李约瑟难题”研究历史述评所谓“李约瑟难题”,学界公认的经典表述是李约瑟(Joseph Needham, 1900-1995)于1964 年在《东西方的科学和社会》一文中系统提出的,他指的是:“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而没有在中国文明(或印度文明)中产生?”“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15 世纪期间,在应用人类的自然知识于人类的实际需要方面,中国文明远比西方更有成效得多?”虽然,李约瑟早在1944年2 月重庆的中国农学会会议上就己提出了该问题。
但关于中国近代科学落后原因的探讨,在李约瑟以前很早,就引起了中外学者的关注。
十七、十八世纪的法国耶稣会士巴多明、伏尔泰、奎奈、休谟、狄德罗等都有论述。
中国的不少学者对此均有广泛探讨,从鲁迅、任鸿隽、梁启超到冯友兰、钱穆、梁漱溟等都发表过诸多看法。
但自从李约瑟从东西方科学技术文化的发展历程提出此问题后,其研究范围之广、见解之独到、在中外影响之深远,较前面诸家实有过之而无不及,因而人们也就习惯的称之为“李约瑟难题”。
以时间为线索,“李约瑟难题”研究大体可分为三阶段: 第一阶段,新文化运动时期。
此时虽没有“李约瑟难题”的提法,但有关难题的基本内容都已经出现,并形成了第一次研究热潮。
任鸿隽认为“无归纳法为无科学之大原因”。
其后,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认为自然科学不发达,是因为我国人有“德成而上、艺成而下”之观念。
因袭己久。
本不易骤然解放,其对于自然界物象之研究“素乏趣味”。
又因为清代中国没有学校、学会、报馆之类的建制,科学上之发明不能流传和交流。
1924 年,他在发表的《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史》中又认为自然科学未能发展起来的原因,最大的障碍是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
蒋方震也提及“民族富于调和性”、“民族尚谈玄”等原因。
化学家王堪(1888-1966)在1922 年发表了《中国之科学思想》一文,认为政府的专制、学术(易经、阴阳五行学说)的专制,对中国科学的发展是极大的“摧残”综观这一时期的论述,可以看到,他们把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原因归结为研究方法、哲学思想、价值观念、专制政治和教育制度等,而对于经济制度方面则少有涉及。
对“李约瑟难题”的另类解读
对“李约瑟难题”的另类解读著名的中国科技史专家英国人李约瑟在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著作中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那为什么像伽利略、托里拆利、斯蒂文、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不仅提出了问题,而且花费了多年时间与大量精力,一直努力地试图寻求这个难题的谜底。
但可惜的是他所寻求的答案还缺乏系统和深刻,就连他自己也不甚满意。
后来的许多科技史专家也从经济、文化、制度、环境等多个角度尝试着做出解答,但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莫衷一是。
这一样宏大的问题,是在不是我们所能完整回答的,但是任何对它尝试性地做出回答都将有助于问题的解决,因此我们也要在这个问题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做一番“另类的解读”。
也许,中西方对待科技成果的反响和在科技成果的应用转化思维上的巨大差异会给我们一些启示。
从“日心说”到“万有引力”再到“生物进化论”,每一项科技成果的问世都引发社会的激烈讨论,即使遭到质疑甚至迫害,但是这都无法阻止求知的人们心态上的变化,从而推动一次新的社会思考和思潮,进而产生更大的反作用力,然而,翻遍整个中国史,你不会看到人们对于一项科技成果给予过如此之高的“礼遇”,甚至哪怕是迫害也好,人们对于科技的漠视让我们无法看到“四大发明”横空出世时的轰动场景,其对于民众思想的触动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就更无从谈起了。
一项科技成果所获得的社会反响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一个国家或社会对待科学的尊重,而这种尊重是科学得以持续发展的动力之所在。
世人皆知,“四大发明”是中国人最引以为豪的伟大发明创造,在时间的坐标轴上将欧洲远远的甩在身后,但是带给我们的却仅仅是存在于历史典籍里的聊以自慰,而带给欧洲则是一个崭新的世界,指南针为欧洲人打开了海洋这个“潘多拉的魔盒”,绕过好望角、远涉印度、发现美洲……,世界的面貌在欧洲人的面前越发的清晰,从葡萄牙到西班牙直至英国,一个小小的指南针成就了一个个世界霸权的崛起,火药在欧洲人的手里成了无坚不摧的火枪利炮,打破封建旧统治,建立民主新秩序,同时为他们的殖民掠夺攻城拔寨,反观中国,即使是配备最先进指南仪器的郑和船队,完成的却是七下西洋的“观光旅游”,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而火药却被实实在在的用来装点夜空,短暂的绚烂烟花似乎昭示着火药在中国这片土地的命运,就此被“玩弄”于孩童之手。
对李约瑟难题的多种解答
李约瑟传李约瑟从科学方法的角度得到的答案是:一是中国没有具备宜于科学成长的自然观;二是中国人太讲究实用,很多发现滞留在了经验阶段;三是中国的科举制度扼杀了人们对自然规律探索的兴趣,思想被束缚在古书和名利上,―学而优则仕‖成了读书人的第一追求。
李约瑟还特别提出了中国人不懂得用数字进行管理,这对中国儒家学术传统只注重道德而不注重定量经济管理是很好的批评。
3解答一从文化竞争模型给出另一个解答:中国小农经济的资源限制和保守倾向,阻碍了劳动分工和科学文化的多样发展。
李约瑟研究中国以前人多地少,却认为人口少,所以各个王朝建立的一个首要任务是鼓励生育;而西欧人少地多,他们却认为生活的空间狭小,要向外扩张,这个问题不得不让人深思为什么。
一、资源因素。
中国多山少地,半干旱气候的生态约束促使中国发展了节省能源、消耗劳力的农业技术,而非扩张资源、节省劳力的牧农技术,导致周期性的生态危机和治乱循环,阻碍了劳动分工的发展。
二、文化因素。
从文化竞争模型可以看到:冒险精神利于多元和创新,避险倾向利于稳定和赶超。
中国的儒家、道家、法家流派的主导思想无不是规避风险、明哲保身。
三、系统复杂性因素。
劳动分工的发展,要求稳定的环境,现代科学和资本主义的出现不是单一文化的自身延展,而是多种文明冲突演化的结果。
中国面临单一小农经济造成的生态危机的恶化,秦汉以来自然灾害的周期不断缩短,农民起义和外敌入侵不断,加上政府货币、财政政策的多变,都不利于劳动分工的保持。
本观点的辩论:本观点的重点在于认为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落后的原因:一在于小农经济导致的社会分工的不足,二在于中国人缺乏冒险精神。
但我们知道:首先,西方历史是从西欧庄园制经济发展过来的,而西欧庄园制经济是一个更封闭、更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形式,一个庄园内各种物品生产几乎无所不包,自给自足的程度达到极致,这也是西欧中世纪自罗马帝国后具有商品交换、商品经济功能的城市极端没落的根本原因,但这也没有影响西欧最终走向科学技术的进步。
通过李约瑟之谜反思中国当今的教育改革
通过李约瑟之谜反思中国当今的教育改革李约瑟之谜是:“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那为什么像伽利略、托里拆利、斯蒂文、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即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有着辉煌科技成就传统的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对于这个问题,我有如下两点看法:第一,科学技术的产生发展是一个继承与创新的过程,文艺复兴运动中对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复兴,其实质就是对其的继承与创新,这说明欧洲人当时已经开始有这种思维意识。
当然,科技的发展,最重要的还是具有创新精神,以及挑战权威和传统的意识,这两者又取决于是否充分看到了人本身的价值。
启蒙运动和文艺复兴运动相继发生,反对教会教权,反对等级制度,相信天赋人权,把人们从中世纪封建神学的禁锢中解放了出来,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使人们敢于反权威反传统,充分认识到人自身的价值,并开始利用自身价值去为自身谋取福利,同时具有了创新的思维和意识。
这时当时科学技术发展的思想基础。
此时的中国,“存天理,灭人欲”的理论出现,且成为社会的正统思想,科举制度也已发展到八股文的阶段,封建统治者为了进一步巩固封建皇权,还采取了文字狱等多种禁锢人的思想的措施,中国的知识分子为了保全自身,终日埋首于故纸堆,对权威没有丝毫的反抗意识,更不要说创新,人的价值已经被彻底无视。
从科技传统的继承方面讲,“技”在当时的中国处于很末流的地位,知识分子们对此没有丝毫研究兴趣,而只是把它们当做消遣娱乐的工具,例如火药技术被用来炼制追求长生不老的丹药,指南针被用来看风水,它们不仅没有被继承,还已经被糟蹋。
从今天中国教育的发展来看,我们培养的科学家和知识分子在反抗权威和创新意识精神方面依然很缺乏,他们擅长的还是对以前知识的学习和储备,却不知怎么把它们变成自己的东西加以利用,我们可以从教育投资的利用方面来思考这个问题。
对“李约瑟之问”的多角度简答及当代启示
对“李约瑟之问”的多角度简答及当代启示李约瑟之问是指中国科学史学者李约瑟所提出的一个问题,即为什么在中国古代尽管有着丰富的科技知识和经验,却没有出现类似于科学革命的现象。
这个问题引发了许多学者的思考和讨论,涉及到科学与科技、文化与思想以及社会制度等多个方面。
在当代,我们也可以从多个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思考,并从中汲取一些启示。
我们可以从科技与科学的关系角度来简答这个问题。
中国古代的科技非常发达,例如造纸术、火药、指南针等都是中国古代所发明的重要科技成果。
这些科技成果并没有演变成类似于现代科学的体系,缺乏科学理论的支撑。
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古代的科技是以实用为导向的,注重工艺和技能的传承,而非以理论探索和实验验证为主导。
中国古代缺乏像科学革命那样的由理论推动的科学变革。
从这个问题当代的启示是,科技与科学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
现代社会需要重视科技与科学的结合,鼓励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相结合,以推动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我们可以从文化与思想的角度简答这个问题。
中国古代的儒家思想以及在宗教、哲学方面的传统对于科学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儒家思想注重个人修养和社会秩序,而相对忽视了自然界的探索和认知。
中国古代的宗教和哲学也倾向于将自然界的规律看作是神灵或天命的体现,而非以人类自身的认知和实践来解释自然界的现象。
这些思想观念可能抑制了中国古代科学的发展。
当代的启示是,文化与思想对科学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
我们需要重视科学教育,提倡批判性思维与自由探索,培养人们对于科学的兴趣与热爱,以促进科学的繁荣与发展。
我们还可以从社会制度与政治环境的角度来简答这个问题。
中国古代的科技成就是在一个专制的社会体系下取得的,而专制的社会并不利于科学的自由发展和创新。
政治环境的封建传统以及官方对于学术独立的控制,也限制了科学的发展空间。
相比之下,欧洲的封建体制有所解体,出现了相对宽松的知识流通和交流环境,这有利于科学的创新。
当代的启示是,社会制度与政治环境对科学的发展也有着重要的影响。
对“李约瑟难题的思考”
对“李约瑟难题”的思考一、什么是“李约瑟难题”要讨论“李约瑟难题”我们应该首先弄明自这个“难题”到底是什么。
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Joseph Nccdham, 1900-1995)在其科学史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中国占代科技取得了非常辉煌的成就,而为何近代科学产生于欧洲,却没有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孕育出来?”这就是引起众多学者争论不休的“李约瑟难题”。
李约瑟从科学方法的角度得到的答案是:(一)是中国没有具备宜于科学成长的自然观(二)是中国人太讲究实用,很多发现滞留在了经验阶段;(三)是中国的科举制度扼杀了人们对自然规律探索的兴趣,思想被束缚在古书和名利上,“学而优则仕”成了读书人的第一追求。
李约瑟还特别提出了中国人不懂得用数字进行管理,这对中国儒家学术传统只注重道德而不注重定量经济管理是很好的批评。
二、“李约瑟难题”原因探究关于“李约瑟难题”众多学者都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很难找到较为一致的答案,不过学者们的观点都有其合理之处。
总体来说,产生“李约瑟难题”的原因概括为以下几点:3.科举制度的影响1.科举制度有学者指出,“中国不能孕育近代科学的第一个原因就是科举制度的绝对影响。
”科举制度的弊端在于“学而优则仕”的教育导向和封闭、僵化、陈旧、狭窄的学习内容的结合,由此“世族俊才,皆志于科举”,执迷于四书五经。
所以围绕科举考试而建立的教育制度,把真正科学技术的学习和研究排斥在外,最终导致科学文化无人学、无人教、无人研究州。
这种情形不仅阻碍了科学技术在国内的传播,而且还束缚了人的思想,制约了人的创造潜力,使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素养都难以得到提高,因而,中国的科学得不到进一步的升华。
2.孔子儒家的保守思想占主导地位中国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时代,孔子代表没落的奴隶主阶级,创立了儒家学派,提出了一系列保守落后的思想,特别是重义轻利,重农轻商,重“道”轻“技”,抑制商业发展,妨碍经济繁荣,影响科技进步,导致社会停滞。
谈谈我对李约瑟难题的认识
谈谈我对李约瑟难题的认识班级:机制1206961学号: ***********: ***谈谈我对李约瑟难题的认识所谓“李约瑟难题”,学界公认的经典表述是李约瑟(Joseph Needham, 1900-1995)于1964年在《东西方的科学和社会》一文中系统提出的,他指的是:“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而没有在中国文明(或印度文明)中产生?”“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15世纪期间,在应用人类的自然知识于人类的实际需要方面,中国文明远比西方更有成效得多?”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不仅提出了问题,而且花费了多年时间与大量精力,一直努力地试图寻求这个难题的谜底。
虽然他所寻求的答案还缺乏系统和深刻,就连他自己也不甚满意,但却为我们留下了探索的足迹,为这个难题的解答提供了有价值的思维成果。
虽然,李约瑟早在1944年2月重庆的中国农学会会议上就己提出了该问题,自从李约瑟从东西方科学技术文化的发展历程提出此问题后,其研究范围之广、见解之独到、在中外影响之深远,较前面诸家实有过之而无不及,因而人们也就习惯的称之为“李约瑟难题”。
李约瑟难题是一个两段式的表述:第一段是: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 中国的政教分离现象、文官选拔制度、私塾教育和诸子百家流派为何没有在同期的欧洲产生?第二段是: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李约瑟难题的实质内容在于中国古代的经验科学领先世界一千年,但为何中国没有产生近代实验科学,这是关于两种科学研究范式(Paradigm)的起源问题。
李约瑟从科学方法的角度得到的答案是:一是中国没有具备宜于科学成长的自然观;二是中国人太讲究实用,很多发现滞留在了经验阶段;三是中国的科举制度扼杀了人们对自然规律探索的兴趣,思想被束缚在古书和名利上,“学而优则仕”成了读书人的第一追求。
李约瑟还特别提出了中国人不懂得用数字进行管理,这对中国儒家学术传统只注重道德而不注重定量经济管理是很好的批评。
李约瑟之谜的分析
李约瑟之谜的分析“李约瑟之谜”的解读英国学者李约瑟先生在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的过程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在公元前世纪至公元前15世纪,中国在自然科学及运用方面,远胜于欧洲,但是近代科学为什么不是从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中国古代文明中演绎出来,而是在文明程度相对落后的15世纪欧洲诞生呢?这就是学术界所说的“李约瑟之谜”。
一、原因分析首先我认识到了这一难题应该从多方面予以解释,1、社会原因:封建专制制度对科学的束缚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使科技显得无足轻重,儒家的政治伦理文化压抑了科技的发展.中国的封建制度和西方的封建制度本质上是不同的,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还算是一个真正的封建社会时期,出现了具有社会影响力的贵族阶层,中国的文化,思想和科学起源于这一时期,并且大多由贵族创立,例如:孔子的儒家思想、老子的道家思想、韩非子的法家思想,还有更突出的是墨家在光学上的成就等.但是自秦朝统一了中国之后,中国进入了“宗法地主专制社会”,其社会形态的特征是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的郡县体制,贵族与封地不再是世袭的,尽管依然是森严的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但是社会的上下阶层是可以流动的,这就刺激了平民通过一定的方式来进入上层社会,而进入上层社会的唯一途径是什么呢?就是科举制度,而科举制度考核的内容又是具有独尊地位的儒家思想体系,儒家思想造成了文化、科技的垄断,阻碍了科技的普及,这一思想体系的特点是注重德性修养,倡导“内圣外王”,本质上的道德的哲学,关注的是人的主体,以伦理为本,注重人的自身修养,注重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注重如何管理好社会,而很少关心和探究有关自然界的知识,如“天人合一”等观点,在这种以人为核心的单一的哲学会禁锢人们的思想,使得科学研究的主体缺乏创新的意识和动力.而广大平民为了能跻身于上层社会把学习的重点都放在了儒家思想,纲常伦理,古文经学等,自然没有人会花费时间与精力在自然现象和科学的思考上,总结:中国古代科技的实用性和“天人合一”的自然观等因素都妨碍着科技走向更高的层次。
关于李约瑟难题的理解
关于李约瑟难题的理解“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那为什么像伽利略、托里拆利、斯蒂文、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李约瑟难题.以下是我对李约瑟难题的理解:一,地理环境的产物。
中国近代以来之所以技术没有继续发展,跟中国所处在的地理环境有很大的关系。
三种差异其一,大国文明和小国文明的差异,中国是一个大国,欧洲是一群小国;其二,农业文明和商业文明的差异,中国是农业文明甚至是小农文明,而欧洲是商业文明,特别是在文艺复兴以后;其三,大陆文明和海洋文明的差异,中国是大陆文明,欧洲是海洋文明。
中国的地理格局是,东临茫茫大海,这是古人难以逾越的海洋;西北部是茫茫沙漠,无垠戈壁;而西南耸立了世界屋脊——帕米尔高原、青藏高原和纵贯南北的横断山脉。
这种地理环境形成了一种屏障,让新观念难以传播,难以推广并成为社会风潮。
举例而言,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张衡对天文学方面的研究其实有着巨大的成果与成就,但这些如四大发明仅仅残留于技术层面(正面效应的结果),却没能在社会形成科学风,形成强有力的理论系统(负面效应的结果),这就解释了科学和工业为什么没能在中国得到全面快速发展的原因之一。
反观西方地理环境,而西方文化发源地希腊是开放的海洋性地理环境,人们需要长期与恶劣的自然做斗争,因此养成了西方人民探索自然征服自然的科学传统,开放的地理环境又使他们与外界多有往来,造成了工商业的发达。
就是由于地理环境被迫使其中的人民形成了探索及开放的精神与性格,而对外贸易的需求同样也是西方快速发展科技的重要催化剂。
从地理环境的角度而言,西方所处的冒险环境比中国所在的较为安逸的环境更有利于科学技术的发展。
二,科学研究制度差异,中国古代没有普遍设立科学技术方面独立的学院和研究机构,科学知识不能积累和系统化,并且上升为理论并广泛传播。
“李约瑟之谜”之解
“李约瑟之谜”之解一、几个重要解答李约瑟本人的结论是:根本原因在于封建官僚制度,所谓“封建”是指国家权力高度集中在皇帝手中,所谓“官僚”是指皇帝直接管理官员,而不是像古代欧洲的一些地区那样通过贵族阶层来管理。
这种制度产生了两种效应。
正面效应是,中国通过科举制度选拔了大批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们的管理使国家井然有序。
同时,也产生了负面效应,即力高度集中的制度,再加上通过科举选拔人才的做法,导致新观念很难被社会接受,技术开发领域几乎没有竞争。
文贯中先生重点分析了中国何以不具备第三个条件即缺乏较高的工商型城市化水平。
他认为中国历史上只有南宋时期工商型城市化水平较高。
北方金人、辽人以及后来蒙古人的压力,迫使中原人口迁移、聚集到南方相对狭小的地域,土地所受压力增大,迫使人们生产劳动密集产品即从事制造业。
人口的集聚效应使得宋代出现了繁华的城市和广泛的市场交易。
但是元朝灭宋以后,疆域扩大导致人口分散化,于是出现了由工商经济向农本经济倒退的趋势,中国逐步丧失了工业革命的机会。
林毅夫认为,在前现代时期,人口规模的大小是科学技术的决定因素,而中国的人口数量在14世纪以前一直高于欧洲。
中国在现代时期落后于西方世界,是因为中国的技术发明仍然靠经验,而欧洲在17世纪科学革命的时候就已经把技术发明转移到主要依靠科学和实验上来了。
而中国没有成功地爆发科学革命的原因,大概在于中国科举考试的课程设置和其激励结构使知识分子无心从事科学事业,尤其是做可控实验或对有关的自然假说进行数学化分析这类事情,因而从原始科学跃升为现代科学的概率就大大降低了。
姚洋认为艾温的解释很有道理,并称如果(在艾温的解释中)加上农业投资回报率高导致工业投资不足这一论据,“高水平陷阱”就更有说服力了。
下面就让我们看看,艾温的“高水平陷阱“和姚洋的补充论据,究竟有多大的解释力。
1.“高水平陷阱”的逻辑缺陷:“工资下降”不能推导出“雇用人力更为合算”“高水平陷阱”认为,人口增加造成劳动力便宜而资源、资本昂贵,结果企业主就没有必要为节省人力而增加设备和投资,于是社会对新技术、新设备的需求降低,导致工业投资不足,技术创新也陷于停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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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李约瑟之谜?你如何认识这个问题?
李约瑟之谜是英国学者李约瑟所提出的,其主题是:“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为什么资本主义和现代科学起源于西欧而不是中国或其他文明?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之谜。
”
李约瑟从科学方法的角度得到的答案是:一是中国没有具备宜于科学成长的自然观;二是中国人太讲究实用,很多发现滞留在了经验阶段;三是中国的科举制度扼杀了人们对自然规律探索的兴趣,思想被束缚在古书和名利上。
我觉得,之所以资本主义与现代科学没有起源于中国,与中国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和人们所接受的思想文化有很大的关系。
中国小农经济的资源限制和保守倾向,阻碍了劳动分工和科学文化的多样发展。
同时,封建时期的中国处于与外界隔离的状态,相对比较保守。
在文化方面,众所周知,冒险精神利于多元和创新,避险倾向则利于稳定和赶超。
而两千年来,儒家思想已深入人心,这些文化的核心便是规避风险、明哲保身。
中庸之道教会了人们如何安稳地生活,却扼杀了人们的创新思想。
古代的封建王朝的统治下,普通民众普遍具有一定程度上的迷信思想,上层社会的文人学士也普遍重视文学,轻视轻技,导致了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缓慢与滞后。
其实,中国人并不是不聪明,也不缺乏创新精神。
在古代我们有四大发明,而在现代,已经有至少六位华人获得了诺贝尔奖。
这便是很好的证明,在智力方面,我们不比任何人差。
差的,却是所处的科学环境。
希腊哲学家通过发明逻辑体系建立了哲学思想,而中国古代却没有形成完善的逻辑思想。
这种哲学思想的不同导致了自然观的差异,进而导致了文化与思维方式的巨大差别。
科学环境的缺失,严重阻碍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