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理论：功能翻译理论和文学翻译

功能翻译理论和文学翻译
20世纪70年代在德国出现的功能翻译理论认为翻译应该根据翻译目的的不同而选择不同的方法，即“目的决定论”。

译文的好坏不仅仅取决于译文是否准确地传达了原作者的意图和信息，也取决于译文是否达到了译者本人想达到的交际目的。

不同的翻译目的甚至可能导致同一译者对同一文本的不同翻译。

因此译者不但要深刻把握原作者的意图，而且要非常明确自己翻译活动的目的，才能决定在翻译过程中采用什么样的翻译方法。

但是这一理论是否适合文学作品的翻译呢?目前理论界对这个问题存在不少争议。

“语言学派”认为文学翻译的目的是固定的，就是准确传达原文的字面美以及潜在含义，在文学作品翻译中不应该也不可能存在译者本人的其他目的，因此认为功能翻译理论不适用于文学作品的翻译。

本文经过研究发现这种说法过于绝对，同是文学作品的翻译，诗歌、散文和小说等的翻译方法就很不相同。

即使对同一体裁文学作品的翻译，不同译者也往往使用不同的翻译方法。

这种不同除了由译者的风格和文化背景的差异造成外，还往往源于译者所希望达到的不同的翻译目的。

也就是说，不同的翻译目的可以导致对文学作品的不同的翻译。

本文采用庞德(Ezra Pound)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杨宪益夫妇(Yang Xianyi and Gladys Yang)的英译《红楼梦》和林语堂的英译《浮生六记》为例，探讨功能翻译理论在文学作品翻译中的应用。

一、功能翻译理论和庞德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
20世纪初庞德翻译了不少中国古典诗歌，1915年《华夏集》的出版更加使他名声大作。

但是庞德翻译中国诗歌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把中国诗歌介绍给英语读者或者向英语读者介绍中国文化。

作为20世纪初美国“意象派运动”( imagism movement)的创始人和代表人，庞德翻译中国古典诗歌的另一个更为重要的使命是借助中国古典诗歌丰富、清新的意象来冲击当时在美国诗坛上充斥着的在庞德看来矫揉造作甚至无病呻吟的维多利亚诗歌风格。

带着这样的目的，庞德在进行诗歌翻译时往往不局限于原作，不过分追求在字面上尽可能地保留原作的风格，而是进行大胆的再创作。

他往往改动，甚至删去或者添加整行的诗句，而只保留在他看来最闪光的细节和意象以及诗篇蕴含的内在意义。

比如他把李白的《玉阶怨》:“玉阶生白露，夜久浸罗袜;却下水晶帘，玲珑望秋月。

”翻译为:
"The jeweled steps are already quite white and dew， It is so late that the dews soaks my gauze stockings， and watch the through the clear autumn"。

字面上庞德的译文和原文有很大区别，但是译文保留了原文最生动的“玉阶”、“白露”、“罗袜”和“秋月”等意象以及原文潜在的含义。

庞德曾经说他特别喜欢这首诗的隐含意义，因为“诗中的女子并没有直接说出她的怨言”。

因此在翻译中庞德也尽可能地保留了这个隐含意义。

而在对班婕好的《怨歌行》的翻译中，庞德竟大胆地把原文十行
的诗句只翻译为三行!原文为:“新裂齐执素，皎洁如霜雪。

裁成合欢扇，团团似明月。

出人君怀袖，动摇微风发。

常恐秋节至，凉风夺炎热。

弃捐筐筒中，恩情中道绝。

”庞德把这首诗翻译为:
"Fan一Piece， for Her Imperial Lord/ 0 Fan of white silk，/clear as frost on the grass一b1adE，/You also are laid aside.”
庞德翻译这首诗时只保留了他认为最珍贵的细节:“白色的绸缎”、“霜雪”、“扇子”等意象，删去了他认为多余的“解释性和连接性的东西”。

从上面庞德翻译的两首中国古典诗歌的例子来看，庞德的翻译方法是非常灵活的。

它或者改变、或者删除、或者添加原文没有的诗句，但是在做出改变的同时却保留原诗最具特色的意象和内在的含义。

这种翻译方法虽然在很多人看来过于不尊重原文，但是从功能翻译理论的角度来评价的话，却可以说它是非常好的翻译，因为它完全达到了译者本人的目标:译文无论在表达意象的精确性上还是用词的简洁性上都符合意象主义运动的“六项宣言”;同时它还为英语读者展现出一种崭新的、陌生的甚至意外的诗歌形态。

二、功能翻译理论和杨译《红楼梦》
《红楼梦》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把它翻译成外文介绍给世界其他国家的读者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同时又是极其困难的。

其中一个难点就是在尽可能保持小说本身的文学的美感的同时，还能把众多富含中国文化特色的词汇和习语翻译成外文，使外国读者
在欣赏小说的同时还能够增加对中国文化的了解。

笔者认为，杨宪益夫妇正是带着这样的目的，在翻译《红楼梦》时采用了和庞德翻译中国古典诗歌截然不同的方法。

在翻译《红楼梦》时，杨宪益夫妇采用了偏重充分性的翻译方法，表现出很强的“异化”倾向，以尽可能地保留中国文化的原汁原味。

先看“简单”的人名的翻译。

《红楼梦》对人物的命名是非常讲究的，不但重要人物的名字，甚至很多一掠而过的小人物的名字也都暗含潜在的寓意。

但是杨氏夫妇在翻译这些含有双关意义的人名时却选择了直接音译的方法，保留了对译文读者来说原作的异国情调。

但是在对重要人物的姓名进行音译的同时，杨氏夫妇还额外加上了注释，以帮助译文读者理解原作人物命名的丰富的潜在含义。

例如:“甄士隐”表示“真事隐”，杨氏把名字音译为“Chen Shin一咖”，同时加上注释:"Homophone for `tme facts concealed’ "“贾雨村言”表示“假语村言”，英文把“贾雨村”翻译成“Chia Yu一tsun.，tsun，同时加注释为:"Hoanophone for `fiction in rustic language’ "“贾化”表示“假话”，英文翻译成“Chia Hua"，同时加注释“false talk" 。

在对《红楼梦》中出现的一些习语的翻译中，杨氏夫妇也采用了直译的方法，以保留习语中蕴含的文化内涵。

比如《红楼梦》第十一回有一句“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s1。

杨氏的翻译是:}.T}y，` Stornrs gather without warning in nature ， and bad luck befalls men overnight . "’ [91。

这种翻译方法保留了
中国谚语的对称特色。

在对《红楼梦》第一回中“谋事在人，成事在天”Vol这句习语的翻译中，杨氏保留了其中充满了中国道教和佛教意味的“天”的形象，把这句习语翻译为:"Man proposes， Heaven disposes"。

再如《红楼梦》第一回出现“风月笔墨”的说法。

按照《红楼梦》同回注释，风月笔墨“原指描写风花雪月，儿女私情的文字。

这里专指着意谊染色情的作品。

杨氏把这句成语直译为“ those writers of the b—and—light school。

英文读者可能一开始很难理解什么是“the b~一and一moonlight school"，不过从随后的一句解释性句子“who corrupt the young with pornography a nd filth"[’al中，读者就能够理解这个习语的意思了。

杨氏夫妇在翻译《红楼梦》时为了尽可能地传达小说中蕴含的文化信息，较多地使用了“异化”的翻译策略，对小说中出现的诸多人名、地名等双关语以及富含中国文化信息的习语、谚语、典故等大多采用了直译加注释的方法。

据统计，杨译《红楼梦》中的注释就多达40多页，为英语读者在享受小说的文学美的同时了解中国文化搭起了“座可以跨越的桥梁。

三、功能翻译理论和林语堂的英译《浮生六记》
同样是对中国古代典籍的翻译，林语堂在翻译《浮生六记》时却使用了和杨氏相异甚远的翻译手法。

《浮生六记》是清朝沈复先生记录他的个人生活方方面面的小品文，展示了两百多年前一个普通中国人的生活情趣，而这种生活情趣和林语堂先生一贯主张的“生活的艺术”是非常一致的。

林语堂在译文序言中说:“我现在把她的故事翻
译出来，因为……在这故事中，我仿佛看到中国处世哲学的精华在两位恰巧成为夫妇的生平上表现出来……因为在他们之前，我们的心气也谦和了……我相信淳朴恬退自甘的生活是宇宙间最美丽的东西。

”〔司从林语堂的译者序中不难了解，他翻译《浮生六记》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了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文化的具体的枝枝节节，而是想为奔波忙碌的西方读者提供一个欣赏、体验东方的“淳朴恬退自甘的生活”的一个机会”。

他希望提供给西方读者的是一个和原文风格一致的优美淡雅的小品文，而不是使读者感到阅读困难和沉重的巨作。

因此在翻译方法的选择上，林语堂采用了比较“迁就”读者的“归化”的翻译方法，以免去读者为不时查阅注释而不得已打断欣赏作品的思绪的苦恼。

在对《浮生六记》中诸多地名的翻译中，林语堂尽可能多地使用了意译的方法。

这种例子很多，比如在第一章《闺房记乐》中出现的很多桥的名称翻译:“金母桥”一“Mother Gold’s Bri妙，’;“饮马桥”一“the Bridge of Drinking Horse" ;“万年桥”一“the Bridge of Ten Thousand Years" ;“虎啸桥”一“the Tiger’s Roar Bridge"。

这种翻译方法不仅对英语读者来说很容易记忆，而且读起来也饶有趣味。

在对人名的翻译中，林语堂虽然不可避免地使用了直接音译的方法，但是他却没有完全按照原文那样时而用“名”，时而用“字”，时而用“号”来指称同一人，而是全文都只用名字来指称同一个人。

比如“李白”在沈复原文中被称为“李白”、“李”、“李青莲”或
“李太白”。

这种用多种称呼来指称同一个人的现象对中国古代文人来说是很普遍的，即使对中国现代的读者来说，只要对中国古代文化稍微了解一些，也不会觉得有什么理解上的困难。

但是这么多纷繁复杂的称呼对普通的西方读者来说却是一个不小的阅读障碍。

为了使西方读者阅读更方便一些，林语堂在翻译这些名字的时候就全文统一只用“名”来指称同一个人。

李白的各个称号在译文中都被简单地翻译成了“Ii Po"。

即使对时间的翻译处理，林语堂也采用了西方人比较容易理解的方式。

比如在文章中出现的极具中国特色的纪年方法“乾隆癸未年”被简单地翻译为“in 1763" ;表达时间的“丑末”被翻译为‘` towards threeo’clock"。

对原文中出现的中国农历的日期表达林语堂也作了巧妙的翻译处理，比如“十一月二十有二日”被翻译为:"on the twenty一second day of the eleventh~，’;而“七夕”被翻译为:"on the seventh night of the seventh moon" 。

林语堂的这种翻译方法虽然会被一些理论家批评为使西方读者丧失了了解中国文化的渠道，但是它的优点是使西方读者能够更好享受阅读此书的快乐，而这也正是林语堂翻译此书的目的。

因此从功能翻译理论的角度来评价他对《浮生六记》的翻译，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它是一个成功的译作。

四、结语
作为意象运动的代言人和一个浪漫的诗人，庞德认为诗歌应该具有新颖而生动的意象、简练而精确的用词以及美丽的潜在含义。

正是
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庞德进行了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活动。

这种翻译目的导致他的翻译策略非常灵活，或者增加，或者删减原文的诗行，但是保留他认为原文最为闪光的意象和暗含的意境。

对《红楼梦》的翻译不可能像庞德翻译诗歌那样采用比较有“创译”的方法，它负担的使命太沉重了。

杨宪益一贯强调要最大限度地尊重原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应该夹杂自己的东西。

对待《红楼梦》这一巨作的翻译，他的这一翻译思想更是强调到极至，时时处处都尽可能地忠实于原文作者，以求最大限度地保留原作的本色。

  林语堂对《浮生六记》的翻译和庞德、杨宪益夫妇又有区别。

对散文的翻译，他不可能像庞德那样采用只保留最精华段落，而删减或者添加整个段落的翻译方法;但是对小品文的翻译，他又没有像杨氏夫妇翻译《红楼梦》时的那种沉重的负担和使命感。

他的翻译目的只是想让西方读者也能了解他心目中“最可爱的女人”形象并有机会欣赏、体验中国古人所过的那种“淳朴恬退自甘的生活”叫，因此他采取了比庞德更为谨慎，但是比杨宪益夫妇更为灵活的翻译策略:从整体上说基本符合原文，但是在翻译对西方人过于陌生的文化细节时则采取了“归化”的意译方法。

从本文所分析的三个例子中不难看出，虽然庞德、杨宪益夫妇和林语堂的翻译对象都是文学作品，但是他们却使用了相差甚远的翻译策略。

从功能翻译理论的角度来分析，我们会发现在三位译者大相径庭的翻译策略的后面是三位译者不同的翻译目的。

虽然对他们的翻译理论界也存在很多种不同的声音，但是总的来说，他们三位的译作都
是公认的翻译的典范，而且他们的译文都得到了读者的肯定和喜爱。

笔者认为，他们成功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的翻译比较完美地实现了他们各自的翻译目的。

所以说，对文学作品的翻译，无论是诗歌、小说还是散文，翻译方法的选择都取决于不同的翻译目的。

即使同一译者，面对同一作品的翻译，如果翻译目的不同的话，也会采用不同的翻译方法。

目的决定手段，这正体现了功能翻译理论的核心理论:“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整个翻译行为的过程，即结果决定方法”。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功能翻译理论适用于文学翻译，可以也应该作为我们评价文学翻译好坏的一个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