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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2010年第5期·总第149期漫谈诸葛亮的“生不逢时”

黄志英

“既生瑜，何生亮！”这是由于诸葛亮比周瑜处

处计高一筹，周瑜因生不逢时而发出人生苦闷之叹。

当然，这是《三国演义》中的文学描述，历史上周瑜

未曾有过此语。不过，生不逢时却是许多英雄豪杰都

有过的人生苦闷。即使是诸葛亮，也未能幸免。

一乱世初定，难觅明主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军阀混战，取威定霸者无

数，藏器在身的文武干才纷纷各择其主。可是，当士

人争相择主而动时，出生于光和四年（181年）的诸葛亮却未赶上最有利的入世时机。因为曹操在建安五年（200年）就已基本统一北方，兵强马壮；与此同时，“已历三世”的孙吴集团也在江东站稳了脚跟。此时

才十几岁的诸葛亮显然尚不能发挥作用。

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言：“臣本布衣，躬耕于

南阳，……先帝（刘备）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

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

先帝以驱驰。”《三国演义》据此而说诸葛亮本是不

愿出山的，“久乐耕锄，懒于应世，不能奉命”，后

感刘备“三顾之恩，不容不出”。这些话，均是不足

信的。诸葛亮决不是安于“耕锄”之人，他“自比于

管仲、乐毅”[1]，留心于政治，设计出《隆中对》，其目的就是要干一番辉煌的事业。只是，当他可以入

世去实现理想的时候，却发现已是明主难寻了。

曹操无疑是当时最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但曹

操手下已人才济济，群英荟萃。荀彧、郭嘉、荀攸、

程昱、崔琰等人，均是满腹文韬武略的一流人才。诸

葛亮若投其帐下，要在他们中脱颖而出，成为举足轻

重的高参，谈何容易！同时，曹操生性残暴，多疑又

奸诈，常玩弄权术。诸葛亮的素养和施政治国设想，

与曹操有很大差别，当然不可能去为其效命。

孙权固然也是当时的一位“人杰”，但缺乏一统

天下的雄心，只力图保全父兄业绩，乐于偏安江东。

而诸葛亮志在结束分裂，完成统一大业，孙权对于

他显然也不合适。何况孙权承父兄基业，已有张昭、

鲁肃、周瑜等一批重臣。诸葛亮若去，也难以施展其管、乐之志。

其他割地自保的如荆州刘表，益州刘璋，西凉韩

遂、马超等人，目光短浅，更为诸葛亮所看不起。

剩下的就只有一个刘备了。刘备以所谓“汉景帝

子中山靖王胜之后”，打出“复兴汉室”的旗号来吸

引人心、招揽人才，与诸葛亮结束天下分裂的理想相一致。刘备在军事人才上虽拥有关羽、张飞、赵云等猛将，却缺乏运筹帷幄的军师。诸葛亮正好负此重任，展示才华。刘备集团在

出身上较之曹操、孙权集

团低微，这一特点虽颇难取得地主阶级上层集团及地方割据势力的支持，但却易于赢得如诸葛亮所在的荆襄士人集团这样的中层地主、庶族寒门和一般人民群众的同情和拥戴。所以，诸葛亮才最终选择了投靠刘备。

问题是，刘备就称得上是“明主”吗？

刘备“少孤，与母贩履织席为业”，却“喜狗

马、音乐、美衣服” [2]，并非超群之才而是游手好闲者。他的处境和性格，形成其复杂的内心活动和处理人事关系上的世故圆滑。他靠参与镇压黄巾起义起家后，跟过何进，投奔过公孙瓒、袁绍、陶谦、吕布、曹操等人，又先后与这些势力“交恶”，最后归附荆

州的刘表。可知刘备敌友关系相当模糊，且初无定计，只能东奔西走，始终处于寄人篱下的境地。

诸葛亮的年龄决定了当他二十余岁可以从政时

面临的已是北有曹操，南有孙权的不可撼动的局势，因此他只能选择说不上“明主”的刘备去艰难地向西南、西北发展。

二兴复汉室，勉为其难

在“隆中对策”中，诸葛亮对刘备说：“将军

文史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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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帝室之胄……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3]在《出师表》中，诸葛亮又说：“……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进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4]可见，“兴复汉室”一直是诸

葛亮的理想与毕生的实践。

不过，诸葛亮到底未能帮助刘备“兴复汉室”，

其原因是复杂的。这些原因，或许并不是诸葛亮在“隆中对策”时可以预料到的。

早在“隆中对策”之前的建安五年（200年），

东吴著名策士鲁肃在与孙权的“合榻密议对”中就已明确指出：“汉室不可复兴。”[5]这可以说是当时天

下许多人的认识。诸葛亮对此应该说也是有清醒认识的，所以他的“隆中对”提出的战略是两步：首先是“跨有荆益”，与曹操、孙权形成鼎足之势；然后才

是进击中原“兴复汉室”，而且是要在“天下有变”

时才可两路钳击。

诸葛亮盼望的“天下有变”始终没有出现，反倒

是由于“跨有荆益”与“结好孙权”本身的矛盾（荆州是孙权核心利益之所在），遂令蜀汉先有荆州之

失，再有夷陵大败，导致元气大伤，已无力构成对曹魏的威胁。

虽然经过诸葛亮数年的努力，重新修复了吴蜀关

系，平定了南中之乱，从物质上和军事上进行了北伐的充分准备，但是，往日的景象毕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到诸葛亮于建兴六年（228年）开始北伐时，魏

国历经两代的经营，根基已经牢固。

黄河流域人民大

体上可谓安居乐业，并渴望长期保持这份难得的和谐与稳定。诸葛亮这时却仍以“兴复汉室”作为统一的旗帜、口号，已经显得过时；或者说可以径指为失去人心了。即以最后一次北伐为例，尽管史书上赞美诸葛亮分兵屯田，和当地的老百姓相处得很不错；但当诸葛亮一死，百姓就“奔告司马懿” [6]。这其实反映出魏国老百姓对诸葛亮的“兴复汉室”之举，并不欢迎。诸葛亮所谓“兴复汉室”，系逆历史潮流而动。

于他，实在是勉为其难。

我们再看蜀国一方。蜀国经过失荆州和夷陵惨

败后，元气大伤，诚如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所言：“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7]但是，诸葛亮却从建兴六年到建兴十二年（228年—234年）七年间连续六次与魏国进行军事较量。

七年间的不断北伐，虽然诸葛亮的天资、政治策

略和军事才能得以充分发挥，蜀军在战场上也掌握军事主动权（取得了一些局部胜利），置富于谋略的魏

军统帅司马懿于暂时的被动地位；但却并不表明蜀军的强大。从当时整个战略态势来看，在魏蜀吴三足鼎立的棋盘上，蜀汉仍是最弱的一家。它与魏、吴，特别是与魏国争雄，已然力不从心。诚如《三国志》所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