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整版)叫魂读后感汇总

“盛世”叫魂余音袅袅——读《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
通过对叫魂恐慌所发生的社会经济背景、民间信仰、大众心态的分析，作者首先带领我们走进18世纪乾隆盛世下的江南各镇，领略那里的世态人情，随后，随着叫魂术成为一件件对簿公堂的案件，随着乾隆皇帝本人的亲自介入，本属民间迷信的社会事件蒙上政治罪的阴影，进而展开全国性的大围剿闹得鸡犬不宁，最后发现案件之始存在的可疑，在高层官僚政治精英的圆场下尴尬收场。

在这一过程中，孔飞力刻画下的“康乾盛世”的广阔社会图卷和政治官僚君主制体系运作过程，给予我们从社会学角度上解读那个时代和这本书的视角切入点
“招魂”或“叫魂”，两者都意味着“对魂的召唤”。

挚爱孩子的父母和邪恶的术士都在对魂进行“召唤”，一个是要将魂唤回到体内，另一个则是要将魂从体内唤走。

“叫魂”是贯穿《叫魂》一书的主线。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中国大面积的妖术恐慌，是指邪恶术士的“偷魂”，作者征引的具体叫魂案件，都是跟“剪辫”以及类似的肮脏行为如偷窃等有着直接关系的。

作案人偷剪他人的辫子或辫梢以至衣襟，“以为厌胜之用”③。

即“剪辫”为了“叫魂”，窃偷他人之魂。

表现为写有姓名符咒的“叫”来的“魂”，不管是以为“稽垫桥桩”厌胜之用，还是把仇人头发植入桥桩后打入河里的厌胜之用，一概都是妖术。

所以，当时以“剪辫”行为为主的“叫魂”，都是妖术。

《叫魂》一书征引的叫魂案例，主要如下：
1月22日在浙江，石匠吴东明开始在德清修水门，打木桩人河。

3月25日在浙江，采药人穆方周诱使郭石匠将一纸包植入桥桩。

3月26日在浙江，吴石匠返乡遇沈农夫托他将仇人姓名打桩入河。

6月7日、13日、16日在山东，读书人韩沛显供认曾接连剪人发辫。

7月24日在山东，乞丐蔡庭章供认参与剪辫。

8月21日、27日在山东，旗丁周某的侍女两次“被乞婆剪去衣角一块”。

10月初在湖南，觉性和尚供称茂远和尚教他用头发施展魔法。

…………
这些事情起于江南，在基层官僚的自主判断下按照历来的为官经验解决了，虽并没有在社会层面上缓解庶民的恐慌情绪。

但这一切还在官僚的控制之中。

随着恐慌事态的扩散，到了夏天远在承德消暑的弘历接到山东关于叫魂案的机密情报，弘历正式注意到该事件的存在，并以其对汉化及江南腐化的多疑和对现存官僚制度的不满，以上谕的形式过问干预此事。

随后山东巡抚富尼汉发出了关于割发辫的第一份奏折。

事态开始朝向国家层面超出官僚控制的趋势演变。

当民众恐慌应对叫魂案并有剪去辫子或剃光头发的行为出现，普通叫魂案便与具有敏感政治意味的剪辫行为在臆断中对接，弘历在歇斯底里多疑猜忌的催化下意欲整饬官场尤其是江南地方以显权威。

在此过程中，官僚君主制下君主的专制权力和官僚的常规权利角逐平衡的互动让我们一窥清中晚期官僚机制和通讯系统如何发生双向作用。

“叫魂案”的结束是刘统勋、傅恒等最高层官员艰难曲折地向弘历表明了叫魂妖术的子虚乌有，于是皇帝终于下令停止追剿叫魂妖。

换句话说，虽然地方官员的种种努力最终未让弘历改变初衷，但“叫魂案”的最终翻案仍然来自于官僚体系本身的抵制力量。

孔飞力对此予以了制度性的肯定，认为“叫魂案”的最终结局至少表明在现代政治运动尚未出现之前，旧官僚体系内部的确有一部分精英，在某些“极不寻常的情况下”，有可能具有某种制约君主专制权力的自信与勇气；而这种自信的获得有赖于当事人超越特定政权“臣仆”身份的体认，而将自己视为“文化传统当仁不让的继承者”。

在《叫魂》前言中，孔飞力先生表示最初想要借助“剪辫案”作为清代通讯体系的个案研究。

但随后发现其所揭示的历史问题不止于此，还包括：专制权力如何凌驾于法律之上而不是受到法律的限制；官僚机制如何试图通过操纵通讯体系来控制最高统治者，而最高统治者又如何试图摆脱这种控制。

显然，从本书史料的多元性和研究视角的的跨度，作者无疑对这些问题作了充分有效的讨论达到了他的意图。

在对这些问题展开讨论后，不可避免的进行了宏大的社会背景铺垫。

故而在《叫魂》一书中运用了人类学、政治学、法学、宗教学、心理学以及马克斯•韦伯等学者的社会学理论和莱斯特•瑟罗（Lester Thurow）等经济学家的理论。

在方法论上将社会史、文化史、政治史、经济史、区域分析、官僚制度分析以及心理分析等研究方法都结合在一起，对叫魂案进行横向和纵向研究。

于此本书体现了年鉴学派打破学科间的围墙，运用跨学科研究方法的思想。

同时孔飞力先生引用了如《朱批奏折》、《宫中上谕》、《宫中廷寄》和《录副奏折·法律·其他》等翔实的官方档案资料，将它们恰到好处地贯串在全书的行文之中，让读者自己如临其境地从当时社会的生活场景中，去体味他要说明的由“叫魂”引发的严重的社会问题。

使《叫魂》不至于沦为一部枯燥的研究专著，同时所引用史料又具有很高的可信度。

基于前述，仅在此撷取本书社会分层、社会人口流动等社会学背景的论述以资浅论。

首先，《叫魂》采取一种视野开阔的“大叙事”方式向我们展示了一个错综复杂的社会图景，其中特别提到了三种代表性的社会阶层或称之为社会力量，他们分别为不同的动机、利益所驱使，对于“叫魂”事件采取某种各取所需的解读与应对方式，书中写出了“叫魂”事件的三种版本：第一个版本关涉到平民百姓们对于某种未知力量的恐慌及由此所引发的骚动，以及骚动的背后所隐涵的下层民众难以把握自身命运的危机感和对于极度稀缺的社会权力的渴望；第二个版本则基于最高统治者弘历本人的人格特征及对其依附的以各地督抚和军机大臣等高级官僚为主的理解，中国传统专制及其表现形式，满汉文化的冲突，皇权与官僚体制的常规运作之间的张力，等等；第三个版本则关涉到立足于保护自身的既得利益和维护社会生活的常规运作的官僚们，在“暴民的狂怒易变和君主的反复无常”之间的穷于应付。

三个阶层纠缠在一起，构成了一个精彩的故事，同样成就了一段生动且有意义社会分层研究。

孔飞力还进一步分析了这些解读和应对方式背后所暗藏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原因，如此互成经纬，构建了妖术恐慌得以遍布全国的整体原因。

普通大众的角度，从共同心态的角度，从社会深层结构的角度来重新解读政治事件、制度、权力和意识形态。

放眼而今，历数近年来的一些公共事件，我们也可以看出阶层差异对事件解读的不同进而撕裂社会整体凝聚力的端倪。

近年来，中国社会公共事件日渐增多并借助网络通讯等媒介急剧扩大其影响。

2003年2月6日，非典型肺炎进入发病高峰，民众恐慌情绪弥漫谣言四散。

事后，当我们反思这些现在看来近乎荒诞离奇的谣言及恐慌时，我们依然可以看出社会阶层差异在对这起公共卫生安全事件解读的影响。

以源头广东省为例，2003年2月11日，全省共发现病例305例，5例死亡。

一时间，各种传言通过网络和手机短信四处散播。

各种各样的谣言满天飞舞，如“广东流感死人”、“广东遭病毒袭击”、“广东流行‘禽流感’”、“醋和板蓝根可以预防病毒”等，主管非典型肺炎控制工作的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冯鎏祥说：“这些信息的发布者有被传染的医务工作人员，先是从医院内部员工给亲友发出提醒短信，然后由这些亲友传给更多的社交群。

正月初八到初十左右，已经流传广泛。

”据广东移动通讯的短信流量统计，这三日其用户共发了12600万条短信，而极度泛滥的信息带来了灾难性的社会大恐慌。

《三联周刊》引用冯鎏祥的话说：“广东有些农民以为非典型肺炎中的典即‘碘’，以为是吃了不含碘的盐造成的，就开始抢购碘盐。

”其他谣言大抵如下：1、广州的物资已禁止进出，近期必将出现短缺情况；2、外地有人打电话问广州是否有米盐油卖从而引起恐慌；3、2002年10月后生产的食盐不合格，所以要买10月前生产的；4、海水受到污染不能制盐；5、盐水具有一定的杀毒、杀菌功效，广州近郊一些村镇群众不了解非典型肺炎，以为补碘就可以抵御“非典”型肺炎；6、近日海湾局势紧张，一旦开战中国物资必将紧缺，抢购风波从香港波及广州。

从2月6日起，人们的情绪变得恐慌起来，当地群众争先恐后地购买醋和板蓝根，原本几元钱一瓶的醋一下子上升到60元一瓶，有的地方甚至上百元。

群众由于害怕遭“病毒”袭击而不敢出入公共场所，不敢坐公共汽车，几乎所有的交通业、餐饮业、商业陷入瘫痪之中，整个城市到处弥漫消毒水的味道，刹那呈现出一派阴霾、萧瑟的景象，使人感到恐怖的气息。

地方政府的虽强力压制辟谣，但民众的危机感政治参与权力的稀缺，让地方政府的努力成为谣言更加肆虐的助力。

反观中央层面，直到2月8日，广东省卫生厅开始向中国国家卫生部求助，卫生部才急派专家
组前往广州调查病因且毫无头绪。

与此同时，随着恐慌的社会政治影响加大，中共中央、中纪委开始直接介入，力图压制恐慌对中央政府政治威信的威胁。

包括前卫生部长张文康、前北京市市长孟学农两名省部级高官在内的上千名官员，因隐瞒疫情或防治不力而被查处。

由此可以窥地方官员与中央政府的角力之剧，而民众、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三者对“非典”的解读模式与叫魂危机中并无本质上的差异。

其次，1768年的叫魂妖术，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像火山爆发、熔岩翻滚一样在大半个中国蔓延，甚至影响到了乾隆政府政策的正常运作。

如此等等，不能不说跟当时严重的流民问题有着重要的关系。

在《叫魂》一书的第二章《盛世》，作者详细分析了乾隆盛世的人口增长与生态环境变化、整体社会经济状况、地区经济的不平衡发展以及人口流动等几个重要的社会问题。

例如详细排列出当时生活必需品的价格，运用价格理论深人浅出地说明了乾隆盛世的通货膨胀问题。

他说，1780年以后，通货膨胀已不仅仅局限于稻米价格。

用萧山籍官员汪耀祖的说法是“今则鱼虾蔬菜无一不贵，故小贩村农俱可糊口。

”汪耀祖以为，十余年来，此米价昂贵为常，或斗二百钱，则以为贱矣。

一往时米价至一百五六十文，即有饿殍。

今米常贵，而人尚乐生。

”“到了十八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经济已将大量人口挤入一个不断扩大的下层阶级。

”针对社会贫困问题的加剧，底层的扩大，作者如此说道：我们应该把乾隆年间的商业看作是汲取不断增长的劳动力的蓄水池。

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无论是商业的扩展还是向外部的移民都不能使每个人都得到关照，总有一部分人会被完全排除在生产性经济之外。

他们的出路，并不在于向外迁徙，而是向社会的下层移动，沦为乞丐之类的社会下层阶级。

人口总量的急剧膨胀，生态坏境的恶化，通货膨胀的加剧和“零和社会”④的规律造就了大量的贫困的流动人口。

这些流动人口往往是“下层社会的乌合之众，如流浪、乞丐、游方僧道等，即当时中国每天络绎道途的各色人等。

”在这些流民并无现代意义上人口流动的社会生产的意义，是“儒教秩序的放逐者”，属于社会边缘人。

这些流动人口以僧道乞丐为主，二则都是“外来者”都有社会心理上带来的污染的效果，其中僧道“接触死亡带来的污染”和乞丐“对礼仪活动造成的破坏”尤为让人避之不及，在叫魂这样集体性的恐慌中，这类流动群体的出现大大放大了民众的怀疑恐慌情绪。

在流动人口侵入社区的过程中，民众感到其受到的威胁越来越大，对流民的怀疑驱逐乃至殴打等对立行为急剧增加。

这迫使流民更加频繁的更大幅度的流动。

在缺乏公共媒介的近代前夕，这种流动人口的集体行为无疑极大的增强了叫魂案扩散的影响，以至于造成上至统治阶层下到平民百姓，北到热河内蒙南到湖广两江，到处充斥着集体的歇斯底里。

还是以2003年非典危机为例，北京市作为首都直辖市集中着最为密集且高度流动的外来人口。

这些外来人口以农民工为主，涵盖各行各业，来自五湖四海各个省份，其中尤以河北、山西、东北、山东等省为主。

毫不避讳地说，农民工等外来务工人员毫无疑问的是中国社会的最底层，也是如叫魂中被挤出传统地方经济和伦理的现代“乞丐和僧道”。

据《北京市2002年外来人口动态监测调查公报》显示，在386.6万北京外来人口中，务工经商人员占76.7%。

在这部分外来务工主体人群中，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占3.2%；单位负责人占0.2%；办事人员占3.0%；商业工作人员占18.9%；废旧物资回收人员占1.4%；餐饮服务工作人员占14.4%；修理服务工作人员占3.0%；其他服务工作人员占14.5%；农林牧渔劳动者占2.1%；工业劳动者占15.0%；建筑业劳动者占19.8%；运输业劳动者占2.7%；不便分类的劳动者占1.7%。

由此可见，这部分人群以从事体力劳动的蓝领为主。

然而，当非典偷袭北京时，劳动负荷最重、劳动条件最艰苦、收入最微薄的他们，也是抗“非典”战线上最薄弱的一环。

没有医疗保险可以依靠，没有故土亲人可以依恋，在非典的威胁中，他们还要遭受比平日里的白眼更为让人心碎的歧视。

据报道，4月24日，北京市朝阳区太阳宫乡芍药居小区贴出紧急通告：“在当前紧急预防非典时期，我们小区接到乡办事处通知，要求凡是居住在芍药居10号楼和11号楼的外地人，必须在三天之内搬出北京回到原籍，以免在北京传染上非典，请大家谅解。

如若不搬，公安部门将强制执行。

”落款为“居委会”，通告上没有任何印章。

对于非典的恐惧、来自异乡的冷眼与朴素的恋乡之情，形成一股合力，推进了农民工逃离北京的速度与规模“死也要死在家乡”，4月底，一度冷清下来的火车站再现春运时人山人海的大场面。

相当数量的民工背起行囊，踏上了不合时节的返乡之路。

下笔至此颇感凄凉。

随着北京返乡民工携带非典病毒感染家乡的事例逐渐浮出水面，中央立即公布了一系列阻击措施强制要求农民工集中隔离留在本地。

4月25日，北京市建委紧急通知，要求在《北京市对非典疫情重点区域隔离控制通告》实施期间，禁止外地施工队伍进京，禁止工地之间人员的流动调配，外地施工人员不得擅自离京。

如此一前一后的强烈对比，作为社会底层边缘人的农民工群体就这样成为流行病、谣言、猜疑、排挤、公权力、等反复凌虐的对象。

在如此不良的社会敌视氛围中，还是有部分农民工抱着落叶归根的朴素感情历经千难万险回到故乡，进一步加剧了危机之下人口流动的频率、谣言的传播和非典的扩散。

叫魂一书告诉我们，这一切并不能仅仅归罪于“愚民”，公共事件成为了其背后社会人口流动与群体分裂的火山口。

最后，《叫魂》第十章《主题和变奏》第三部分“普通民众：权力的幻觉”，个人以为其对当代社会的启发意义较强。

叫魂大恐慌的形成固然是我们一直讨论的焦点，但是必须要考虑到又叫魂所揭示的丑陋的社会现实。

诚如作者所言“作为现代中国的前奏，叫魂大恐慌向中国社会的观察者们凸显了一个特别令人难过的现象：社会上到处表现出以冤冤相报为形式的敌意。

”“我们在这里所瞥见的，是否是一个已被人口过度增长、人均资源比例恶化、社会道德堕落所困扰的社会所遭遇的一种道德报应？在这样一个备受困扰的社会里，人们对自己能否通过工作或学习来改善自身的境遇产生怀疑。

这种情况由于腐败而不负责任的司法制度而变得更加无法容忍，没有一个平民百姓会指望从这一制度中得到公平的补偿。

”“丑恶的嫉妒，无耻的贪婪”。

几百年后的我们似乎也没有就此道德报应及其根本困境做出太多实质性的改善，眼下的充斥现实与网络的戾气、道德沦丧下扛起卫道大旗的也不乏暴力者。

“受困扰的社会”“损失分摊”⑤这些揭示社会现象实质的概念也不能给我们狂躁的社会一丝清凉的安抚。

帝国制后期的民众绝大多数人没有接近政治权力的机会，也不能去平等竞争社会资源，对于普通人结社追求群体利益更是具有无限的风险。

社会权力之于民众如同漂浮的一丝可呼吸的空气，即使在今天，享有这丝自由空气也不容乐观。

我们不难发现，在全书的最后再次提及叫魂大危机的结束依赖于几位顶级阁僚对弘历的敢于担当的示意。

但令人遗憾的是这并不意味着是对专制权力某种意义的“宪政”制衡。

历经百余年的斗争，民众社会权利的分享和专制权力的限制，眼下似乎比百年前并不令人轻松。

《叫魂》一书固然有让人晕眩的成就，但我们依然可以从中发现令人错愕的地方。

在作者耐人寻味的解剖中国社会的同时，全书并没有给予中国一个有效的对策建议。

且基于源起于西方社会学的理论能否在罗列中国事实基a《叫魂》吹捧而妄自菲薄。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读书报告
1768年，清乾隆三十三年，一种叫做“叫魂”的妖术突然在中国爆发。

愚夫愚妇们相信妖术师可以通过人的发辫，衣物，甚至姓名来盗取灵魂为自己服务，而灵魂被盗者则会立刻死亡。

对这一妖术的恐惧从大清帝国最富庶的江南发端，沿著运河和长江北上西行，迅速地席卷了大半个中国。

从春天到秋天的大半年时间里，整个帝国都被这妖术恐惧动员起来。

小百姓忙着寻找对抗妖术、自我保护的方法，各级官员穷于追缉流窜各地频频作案的“妖人”，而身居庙堂的乾隆皇帝则寝食不安，力图弄清叫魂恐惧背后的凶险阴谋，并不断发出谕旨指挥全国的搜捕。

这是本书立足的背景，作者通过分析解释“叫魂”这一妖术传言的来历，以及地方政府和后来中央皇帝对于这种妖术恐惧的处理，帮助我们理解传统中国政治和中国社会的一些基本问题警醒我们切勿走向清帝国曾经走过的悲催老路。

三个层面以时间和空间的相互关联性为前提，全书可分为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贩夫走卒、乡愚村妇的故事。

叫魂恐惧首先在社会底层爆发。

乾隆三十三年初，浙江德清县城东的水门和桥梁因年久失修而倒塌，一支来自海宁的工程队投标失败无功而返，仁和县的石匠吴东明承揽了修建工程。

这件事本来极为普通，却被邻近一个寺庙的和尚恶意利用。

德清城外有两座寺庙，观音殿和慈相寺，观音殿香火鼎盛，而慈相寺则门可罗雀。

穷极潦倒的慈相寺和尚为争夺香火，便利用这个竞标事件散布谣言并发了传单，说投标失利的海宁石匠为了报复在县城外去观音殿的路上做了法，路过之人都要遭殃。

这个谣言不胫而走，并被添枝加叶，变成了包工石匠要偷盗灵魂来加固水门和桥梁的基
础。

由于民间本来就普遍相信匠人有施法害人的魔力。

于是有人找上吴东明，求他将写有自己仇人姓名的纸条打进桥椿里。

吴害怕惹出麻烦，将其扭送官府。

这个倒霉的家伙受一顿杖责。

但这已经来不及止熄谣言，它很快传遍了江南市镇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并继续扩散。

一时间，人们谈妖色变，无端地猜疑，蓄意地诬陷，演出了一出又一出闹剧，把大半个中国拖进了一场丑恶的歇斯底里。

在传统中国，妖术迷信和恐惧对底层大众来说并非陌生，妖魔鬼怪、阎罗无常本来就是他们精神世界的一部分。

但这种迷术和恐惧演成这样全社会的歇斯底里却并不常见，特别是在清代的所谓盛世，既为盛世何以妖术横行？第一个版本的故事要回答的正是这样一个问题。

满清王朝在经历了康熙、雍正两朝的苦心经营和修养生息后，到了乾隆时代达到了其鼎盛阶段，经济繁荣，国库充盈，百姓安居乐业。

但在作者看来这个盛世只不过是一个镀金时代。

透过表面的繁荣去探究社会财富的分配以及资源、财富和人口的关系，就可以发现社会深层潜藏的危机以及这些危机在社会意识层面上的反映。

在整个十八世纪，中国的人口翻了一番，达到三亿多。

人口压力的增加意味着生存竞争的加剧。

对于处在社会底层又在经济落后的边缘地区的人们来说这加剧的竞争可以随时夺去他们生存的机会和权利，将他们裹挟到无家可归的流浪乞讨者大军中去。

正是他们成了民间妖术恐惧所攻击的首当其冲的目标，也是官府清剿的主要对象。

第二个层面是各级官僚的故事。

和愚不可及的小民百姓不同，官僚们是饱读诗书的知识阶级，他们不会那么轻易地相信叫魂妖术。

再说官僚士大夫一般不会有小民百姓的那种朝不保夕的衣食之忧，他们对妖术谣言也不会有切身的恐惧和不安。

不过各级官员大都有守土之责，他们即使不信妖术，也不可能不担心民间妖术恐惧对地方治安可能造成的后果。

他们都力图息事宁人，安抚民间的恐慌，制止谣言的流传，打击无事生非、挑起事端的衙门胥吏和地方棍徒。

虽然剪割发辫的所谓妖术似乎在挑战满清王朝的剃发制度，没有人小题大做，把这种妖术恐惧与叛乱谋反联系在一起，并将其当做紧急的非常事件奏报朝廷。

按照常规，地方官（首先是知县）有责任维持自己辖区的治安，并将所有超出杖责处罚的刑案报告省巡抚法庭，而死刑案则要由皇帝亲自审核。

《清律》将多种妖术定为死罪，据此叫魂案似乎也应该移送省庭，并最终移送北京。

但是一旦朝廷和皇帝卷入了地方妖案的清剿，地方官就把自己直接置于君权的反复无常的淫威之下。

对地方官来说，要避免这样的结果，最好的办法就是息事宁人，把地方上的叫魂恐惧局限在自己辖区和职权范围内，对朝廷封锁有关的信息，这样地方官员也不会因为对此项“罪行”失察而受惩罚。

各省官僚的这种默契，织成了一张官官相护的网络，共同对皇帝封锁消息。

虽然乾隆皇帝暂时被自己的地方官员们蒙蔽，但他在各省有自己的眼线。

通过这一独立于官僚体制的情报来源，他终于知道了春天在江南发生的那些“叫魂案”。

一旦面临君主的震怒和迫在眉睫的惩罚，各省官僚间原先的那种默契立刻不攻自破。

山东巡抚富尼汉抢先一步，在本省发动了对叫魂妖术的围捕，各省也随着跟进。

很快地，山东就抓获了许多“妖党”、从妖党的“口供”中得知掀起这场叫魂恐惧的“妖首”就潜伏在江南。

乾隆命令各省向山东看齐，并令江南各省缉拿妖首。

在乾隆的巨大压力下，整个官僚体制终于被动员起来，一场对叫魂妖术的清剿迅速在全国展开。

这场清剿持续了好几个月，在制造了无数冤案，戕害了许多无辜无助的性命之后，才因破绽百出而被迫叫停。

第三个层面是专制君主乾隆。

虽然乾隆皇帝只是一个人，他代表的却是满清帝国的整个制度。

不管他是否相信妖术本身，在他眼中，妖术的威胁及其背后所隐藏的政治阴谋是确实存在的。

他相信有人正在利用剪辫妖术来煽动（汉）人们对清帝国的仇恨，并阴谋挑起反满叛乱。

所以，当他一得知地方上的叫魂恐惧，就立刻发动了对妖术的清剿。

不仅如此，叫魂危机中官僚们的表现强化了他对官僚们、特别是对汉官僚们长期来抱有的猜忌。

在他看来，正是官僚们的敷衍塞责、欺上瞒下、官官相护才使得“妖术”在帝国的江南腹心横行无阻，并像瘟疫一样迅速蔓延。

要清剿妖术，必须首先对这样一部官僚机器加以整肃。

随着清剿的展开，妖术案的破绽越来越多，乾隆的军机大臣对押解来京的嫌犯反复地交叉审讯，终于发现整个叫魂案根本就是一场冤案，而且冤狱的程度大大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乾隆毕竟还不是昏君，他很快接受了军机大臣们的建议，下令停止清剿。

不过乾隆不甘心认错，在下令叫停的谕旨中，他仍然坚持妖术阴谋的存在，只是由于各级官僚的玩忽职守，才导致妖首至今逍遥法外。

所以各级官员仍应保持高度警惕。

有了这样一个说辞，乾隆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对各级官僚加以清算。

绝大多数官僚都因玩忽职守而受降职、革职和流放的处罚，包括六名现任和前任江浙督抚。

本世纪的似曾相识
叫魂恐惧只是一场所谓盛世之下，底层劳动人民的恐慌和帝国高层管理者之间的博弈，从自扰扰人，造谣诬陷，屈打成招的表象之下，看到的旧官僚体制对皇权的制衡和维护，以及社会阶层固化，甚至清代中期人口剧增之下贫民阶层大量增加，游民危机即将到来的前景……映射出清帝国即将走上的悲催的道路。

在讲完了三个层面的故事后，作者又进一步讨论了叫魂故事背后的历史意蕴，通过分析叫魂故事帮助我们理解传统中国政治和中国社会的一些基本问题。

比如他将传统的中国政治制度定义为“官僚君主制”，同时提出“政治罪”这样一个概念。

读《叫魂》后我们可以感觉到，在近代中国的前夜，整个社会充满了一股戾气，用作者的话说，叫魂恐惧向人们“凸显了一个特别令人不快的方面：即以怨怨相报为形式广泛弥漫的社会敌视。

”这是一个人口过度增长，人均资源比例恶化，并受社会道德不断堕落所困扰的社会。

在这个社会中，人们怀疑自己可以通过辛勤工作来改善他们的境况。

这种情况由于腐败而不负责任的司法制度而变得更令人无法容忍，没有一个平民百姓会指望从这个制度中得到公平的补偿。

于是，人们会不择手段地抓住任何趋利避害的机会，并不惜牺牲他人，特别是弱者，来保护和增进自己的利益。

妖术和妖术恐惧恰好触到了民间社会的这根神经。

而官府发动的清剿则把作为一种潜在威胁的妖术恐惧变成了一种实在的生存斗争，把广泛弥漫社会的怨怨相报的相互敌视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相互攻击。

“一旦官府对妖术的清剿正式发动，人们就有了很好的机会来清算宿怨或谋取私利。

这是扔在大街上已经上了膛的武器，每个人，无论强梁或懦弱，都可取而用之。

在这个权力对普通民众来说向来稀缺的社会里，以叫魂罪名来恶意中伤成为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利。

对任何受到横暴的族人或贪婪的债主逼迫的人来说，这一权力为他们提供了解脱。

对任何害怕迫害的人，它提供了一块盾牌。

对任何想捞取好处的人，它提供了奖赏。

对妒嫉者，它是一种补偿；对恶棍，它是一种权力；对虐待狂，它是一种乐趣。

”这段精彩的引文就是这场全社会的歇斯底里的真实写照。

值得悲叹的是，这种丑恶的全社会歇斯底里在近现代中国还一再地重演，并在本世纪六、七十年代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

相信任何一个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读到这里都会有似曾相似之慨。

更为重要的是，造成这种全社会歇斯底里的社会历史根源似乎仍旧深植于中国社会的土壤，正因为如此，把此书介绍给国内的读者就不会是毫无意义的。

叫魂—年中国妖术大恐慌》是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美国艺术人文科学院院士、中国史研究专家孔飞力先生团的代表作,该书由陈兼、刘超翻译,上海三联书店年月出版,后来获“列文森中国研究最佳著作奖。

该书共章,从第一章“叫魂”案的缘起及基层官员对此案的处理到第十章从文化心理层面分析案件之所以发生以至席卷全国的原因,层层推进,剖析至深。

作者以“剪辫”案为切入点,将一个不起眼小事,如何演变为席卷数省,涉及整个帝国的大事,反映得淋漓尽致。

中国中世纪的发展过程,同时也是中央集权的加强过程,中央集权至少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君权与相权的矛盾呈君权逐渐加强,相权日益削弱,至明朝,太祖朱元璋废相不设,析权于六部,君权与相权的矛盾解决了。

二是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表现为皇帝以分权的形式使地方官的权力削弱,从而使地方易于被控制。

清代乾隆时期,皇帝专权从制度上说达到极至,但在实际的权力操作过程中却并非如此,皇帝极力控制官僚集团,而官僚集团却以或明或暗的方式抵制。

此时,皇帝对官僚集团控制不力困扰着乾隆皇帝,乾隆皇帝欲借一次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整顿官僚体制,肖日弱官僚集团的抵抗,以加强皇权。

乾隆皇帝的目的达到了吗就事件的结局来看,好像皇上无任何过错,官僚集团中,大清剿的积极者,自然是子乌虚有冤案制造者,清剿不力的官员照样受到惩罚,原因是有负皇上的信任,只有那些表面上大力制造声势,似乎积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