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的医改逃离大医院的医生们说

谁的医改逃离大医院的医生们说

谁的医改?逃离大医院的医生们说

当两会代表们讨论医改时，让我们听听医改主角——医生们怎么说：

1、“我希望老百姓在身边就能找到好医生。”——龚晓明(上海市第一妇婴医院医生，前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医生)

2、“我希望给病人更好的服务”宋冬雷(上海德济医院院长，前华山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生)

3、“我希望更多的医生有机会迈出自由之路那一步”张强(上海沃德医疗中心首席血管外科专家)

多次医改未见成效时，他们走出公立医院，跳入市场化的河流，成为医改一线的实践者、推动者。

i黑马&《创业家》希望聆听更多来自医生和医疗创业者的声音，请加入创业家医药健康行业交流群（QQ群号：374984485）出走的医生

文/ 叶静

作为一个群体，公立医院的医生们身陷对灰色收入的讨伐及医患纠纷中，并成为近年多起凶杀案的受害者。多次医疗改

革未见成效，他们中的一小部分开始走出公立医院，跳入市场化的河流。借助互联网，他们建立了个人品牌。他们年富力强，技术高超，受到资本青睐。

他们正在用技术赢得医生的尊严并获取与之匹配的回报，但仍需要与公立医院更平等地竞争。把医改交给市场吧。

龚晓明：我为什么离开协和

口述：龚晓明(上海市第一妇婴医院医生，前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医师)

公立医院的价格由发改委管理。医生待遇很低，只能靠灰色收入来填补。这个行业很少有跳槽的，也很少有猎头挖人。公立医院人满为患，也没法用市场经济来调整它的容量。这是一种不合理的制度。多点执业制度，可以解放这些医生，在公立医院里面做公立医院的事，在私立医院里按照市场化的方式做。互联网上的口碑

我很幸运，在还年轻的时候，就被很多病人知道，这受益于互联网。

在协和的时候，我开始在“好大夫”网上活跃。那时，我刚出门诊，病人较杂，我希望能找到更符合我要求的病人。后来科里要做肿瘤肌瘤方面的科研，我特意在网上吸引这个群体，符合条件的我会给他们加号，慢慢地这方面的病人就来了。后来加号的人越来越多，晚上12点发放预约加号，很

多人还抢不到。再后来我发现了一个问题，病人以为我是子宫肌瘤方面的专家。

为此，我曾跟“好大夫”的技术总监有过争议。我说我一个刚出来的医生，怎么就成了专家，还在你们这儿排名第一?郎景和院士是我们妇产科公认的专家，但在你们网站上排名都没有，这不合理。“好大夫”的人解释说“郎景和是你们公认的专家，但是老百姓挂不到他的号，只能挂到你的号。他们认为你是专家，你就是我们的专家”。我就这样成了“专家”。

子宫肌瘤病人越来越多后，我就以这个为方向了。在互联网上，好口碑越多，来找你的病人就越多。

我有很多病源，但是手术的机会并不多。离开协和之前，通常都是晚上八九点开始做手术，十一二点左右结束。协和妇产科有很多专家，排在白天的都是年资比我高的。以此类推，如果有一天，我也熬到某一个位置，那后面的医生就排在后面，也别想上来。这与公立医院的体制有关，专家们几乎没有出口。

一个在大医院有很多病人的医生换一个医院，可能就没有一个病人，所以即便在公立医院里专家有太多手术，也还要把住这个位置，不会轻易给小医生做。手术费用可能不高，但能享受被人尊敬的感觉，有的也可能收红包。

公立医院的价格由发改委管理。医生待遇很低，只能靠灰色

收入来填补。这个行业很少有跳槽的，也很少有猎头挖人。公立医院人满为患，也没法用市场经济来调整它的容量。这是一种不合理的制度。多点执业制度，可以解放这些医生，在公立医院里面做公立医院的事，在私立医院里按照市场化的方式做。

在协和的最后几个月，我开始尝试多点执业，去美中宜和出诊。理论上，多点执业应该给医院打报告，经医院批准，我没打，如果协和追究的话，这个行为不正大光明。以前院里也有人打过报告，被拒绝了，我不想再重复一次这个过程。我去意已决，打算辞职。

美中宜和创办时就曾经想让我加入。我对这家医院的过去有所了解，产科做的可以，但妇科没做起来，我去了以后，才开始有一些手术。

跟美中宜和签约后，我在自己的微博、微信上做了一些公告，一些粉丝说，原来你是做广告的，就取消了关注。后来一段时间我没再宣传，让美中宜和与好大夫签约，签约之后我才出诊。张强(见下文)出来以后，比较着急的事情也是让沃德与好大夫签约。不然的话，病人哪来?我在美中宜和每个礼拜出诊一次，大概看10个病人。

互联网的口碑替代了医生的市场营销。我曾劝说一个年资比我高很多的同事也去私立医院多点执业，他说那病人从哪里来呢?病人们信任的是协和这个庙，离开了这个庙，就没有了

信任。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要脱离原有的价值体系，你需要一个新的空间和平台。

让医生流动起来

离开协和后，我并没有加入美中宜和。

我不太喜欢北京的冬天，空气质量太糟糕了。我去过深圳，没有合适的机会。后来，我去了上海。

允许多点执业，是我向医院方提出的唯一要求。通常多点执业被视为挣外快，大部分公立医院会说不行。你让公立医院里的专家放手，得有一个利益转移机制。

有一个院长说，龚晓明还没来，就想着要多点执业，这种人不能要。另一个院长说“可以”，于是我就去了上海市第一妇婴医院。这个院长很开明，思路很前卫。

我去的还是公立医院。多点执业，一方面可以让医生到私立医院去或者开设自己的诊所，市场化他的价值，另一方面还可以在公立医院培养学生。学生培养好了可以到全国各地去，到县一级医院去，这样县一级医院的水平才能提高。在全世界很多国家，病人们在家门口就能找到医生，而我们看病都往大医院跑，因为医生水平差异很大。问题的核心是如何培养均质合格的医生。

在私立医院，目前科研和教学还做不了，要推进改革只能在公立医院里。在协和，我不可能推动这一块改革，这么多年，都是专家带小医生做手术。我要找到一个更加开明的医院。

这一切的基础是做好医生培训，如果医生培训做不好的话，医生的流动及自由执业，就没有了基础。这可能就是我要做的事。

以美国的陪训体系为例，妇产科住院医师毕业前，通常要求完成一定量的手术，然后可以独立开业。而在国内，小医生的培养要求不明确，通常只是写病历、与病人谈话、换药，干些零碎的活，熬到一定年资，获得相应职称，与手术直接关系不大。医生成长很慢，不同医院间的医生水平差异也很大。好多协和研究生，在协和待三年，出去以后临床不行，因为干的少。

此外，中国的住院医师到一定年限还在原单位待着，人才不流动。而在美国，医生可能是在哈佛接受的训练，却在一个有客户来源的小地方工作。美国的培训体系已经确保医生出来执业的时候，是均质的，这样，病人在身边就能找到一个很好的医生。对老百姓来说，就意味着不用跑北上广看医生。这是我的梦想。

今年我写了一篇对比中美医疗差距的文章，在医疗圈流传挺广，但真说起改革，很多人认为我在痴心妄想。

宋冬雷：病人少了80%

口述：宋冬雷(上海德济医院院长，著名神经外科专家)

编者按:中国的神经外科,素有“北天坛,南华山”之称，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