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北宋市民文化的兴起

浅析北宋市民文化的兴起
摘要：北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文化发展最繁荣的一个时期，其辉煌的文化成就受到历代学者的重视和推崇，尤其是其发达的市民文化更为令人关注。

众多学者给予其极高的评价。

北宋市民文化的兴起是有深刻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基础的，同时其兴起的表现有是多方面的。

作者通过对北宋市民文化兴起的原因进行探究，同时简要介绍其表现，希望能对当前的文化建设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北宋市民文化；兴起；原因；影响
所谓市民文化，在当今学术界尚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不同学者有自己不同的见解，以我个人拙见：市民文化就是主要由市民阶层创造，能够反映当时市民阶层现实生活的一种代表性文化。

通俗一点讲，市民文化也可以说就是通俗文化，或者市井文化，比如兴盛于两宋的说唱艺术，元代的杂剧等，都可以划入市民文化的范畴。

北宋，作为一个半统一的封建王朝，在大一统观念盛行的中国人眼中，其历史地位远不如处于封建社会顶峰的汉唐盛世，也不会太引人关注，然而事实上，北宋在中国历史上却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上承隋唐，下启元明清，影响深远。

尤其是北宋作为中国科技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时期，其众多的科技文化成就犹如一颗颗灿烂的明珠，在中国文化史上闪耀着耀眼的的光辉，而其中的市民文化则光芒四射，大放异彩，众多学者都把北宋作为中国贵族文化向世俗文化的转折点。

历代学者对北宋文化的发展做了大量的记载和积极的评价，如北宋沈括在其《梦溪笔谈》中对火药的记载，对活字印刷术的记载；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也生动的反映了当时北宋都城汴京（今河南开封）市民文化繁荣的景象；南宋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则全面系统的介绍了北宋都城各个阶层的生活以及不同节日的庆祝活动等，是北宋市民生活的真实记载……古代学者对北宋文化记载评价不胜枚举，当代学者也对北宋科技文化的繁荣发展做了许多系统的总结和积极的评价：如陈植锷先生的《北宋文化史述论》，全面系统的总结了北宋一朝文化的发展；张炫之的《宋代社会生活的宏伟画卷》，从《清明上河图》入手，系统的介绍了北宋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冯勤的《北宋市民文化的勃兴及其与士大夫审美趋向的转化》，则从市民文化与士大夫审美观念的转化入手，分析了北宋市民文化的勃兴；特别是国学大师，已故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老先生给了北宋文化极高的评价，“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后渐衰微，终必复振”
[1],将北宋文化的地位提至极高。

虽然众多学者对北宋文化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但是专门对北宋市民文化进行研究的著作还比较少，大多还是从对《清明上河图》研究的角度出发，稍微涉及一下北宋的市民文化。

本文就北宋市民文化的兴起做一简单的概述，并对其兴起原因做一简单探究，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指正和批评。

正如已故的法国宋史专家巴拉兹所言:“中国封建社会的特征到宋代已发育成熟,而近代中国以前的新因素,到宋代已显著呈现”[2]，日本的著名的中国史学者内藤湖南也将北宋作为中国近世的开始。

中国历史经历了唐代中期安史之乱和后期的宦官藩镇割据，以及五代十国的长期分裂混战，到了北宋太祖赵匡胤、太宗赵光义基本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混战局面，实现局部的统一，中国封建社会更加成熟，社会处在一个变革的时期，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市民阶层的崛起和市民文化的勃兴，下面我就从北宋市民文化兴起的原因和兴起表现，以及它对历史发展的影响作一下简要的分析。

一、北宋市民文化兴起的原因
北宋市民文化的兴起，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基础，下面我就从以下几个方面对
北宋市民文化的兴起做一简单的探讨。

（一）唐末五代内乱，文化下移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社会分裂成为士族和庶族两大阶层，自那时开始，士族一直掌握着政权，庶族受到严重的歧视，一直游离于政权之外，即便是能够掌握政权，也是低级官吏。

以至于出现“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的局面。

到了隋唐，开始科举取士，这一政策打破了士族垄断政权的局面，庶族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参与政权，但是在隋唐早期，关陇贵族仍掌握着核心权力，以至于武则天不得不重修《姓氏录》，用以提升武氏地位。

虽然武则天重修的《姓氏录》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士族的嚣张气焰，但是作用仍然有限，士族在政权中仍然居于有利地位。

唐穆宗在长庆元年（821）的诏书中指斥当时的科场之弊，以至于有“每岁册名无不先定”的浩叹[3]。

中唐经历了安史之乱，以及唐后期的藩镇割据，五代内乱等一系列战乱，士族遭到了沉重的打击。

大批的士族被消灭，其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力也逐渐减小。

到了宋代，士族和庶族的界限已经不太明显了，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可以参与政权，市民阶层通过自己的努力也可以参与的政权中。

底层知识分子登上历史舞台，极大地扩大了北宋的统治基础，同时也壮大了市民阶层的力量。

同时，统治者进一步完善了科举制，实行糊名法和誊录法，进一步保证了科举考试的公平性。

国学大师钱穆也曾说：“科举进士，唐代已有。

但绝大多数由白衣上进，则自宋代始”[4]与此同时，北宋统治者的另一项政策极大地提高了庶族地主的参政热情，那就是扩大录取人数。

我们不妨看下表统计的数据：
244页。

）
虽然上表不是北宋科举取士的人数统计，但是这也和科举取士的人数大致相符的，因为唐代以后入仕的主要途径就是科举。

我们不难看出，北宋科举取士人数大大超过唐代，唐肃宗到唐僖宗一百多年才有672人，而宋太祖宋太宗两朝取士375人。

同时我们也不难看出，底层的知识分子逐渐登上历史舞台，并且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此外，有人从《宋史》有传的1953人的材料中统计，两宋布衣入仕者占55.12%[5]。

北宋扩大录取人数，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更多的庶族地主能够参与到政权里面，不但扩大了统治基础，而且进一步壮大了市民阶层的力量。

而市民阶层的兴起，直接影响了市民文化的兴起。

（二）外弱与市民文化的兴起
在大一统观念盛行的儒家知识分子眼中，汉唐盛世无疑是他们眼中的典范，他们也想效仿先贤能够生逢其时，择一明主而报效之。

宋代初期的君主也都是有为君主，他们也都想能够和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那样一统天下，青史留名，他们也做了一些奋发之举。

在完成消灭十国的任务后，宋太祖赵匡胤也希望能够兼并契丹，真正实现天下一统，但是屡屡受挫。

其后继位的太宗也想在对外战争中有所作为，但是经过幽州之战和高粱河战役两次失利后，宋朝被迫转向防御，对外不能够扬威于异邦，反而受到蛮夷之邦的侵略，这在儒家知识分子的眼中无疑是奇耻大辱，使得他们的进取心严重受挫。

加之后来西北的西夏崛起，也一次次侵略北宋，再次沉重打击了他们的进取心，一次次对外战争的失败，使得整个社会缺乏进取心，使他们缺乏唐代文人那种驰骋边疆，奋勇杀敌，报效国家的豪情壮志，使他们意志消沉，整天沉浸在缠绵婉约的作词之中。

他们更多的和底层民众接触，和倡伎伶人接触，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市民文化的兴起。

有宋一代，整个知识分子阶层缺乏那种豪迈大气的进取精神，他们转向“低俗文化”的创作。

此外还有很多知识分子和下层艺人交往颇深，如北宋著名词人柳永，他和许多艺妓相交，他的许多作品也都是和艺妓唱和而作。

（三）宗教传播与市民文化的兴起
北宋对外战争的失败，使得知识分子缺乏进取心，而宗教的进一步转播，使得知识分子通过沉迷于宗教，以发泄自身的苦闷。

在北宋，统治者重视宗教的发展，如宋真宗沉迷于道教，伪造“天书”，迷信祥瑞。

到了宋徽宗时候，道教进一步发展，宋徽宗迷信道教，宠信林灵素，自号“道君皇帝”。

由以上可知，北宋统治者对道教的重视。

统治者尚且如此，下层民众竞相效仿，迷信宗教俨然成为社会风尚。

北宋的很多知识分子都对宗教有着很深的联系，这是唐代多数知识分子所不具备的，这也可能是他们缺乏进取精神的一个原因。

二、市民文化兴起的表现
(一) 市民文化兴起的条件——城市人口剧增，市民队伍的壮大
由于北宋结束了唐末五代的长期分裂割据局面，实现了局部的统一，社会安定，生产力得到恢复和发展，导致了北宋人口的猛增。

加之商品经济的发展，大量的人口涌入城市，壮大了市民阶层的队伍。

据记载“北宋时的汴京,宋真宗天禧五年开封府新旧城八厢总计九万七千七百五十户”[6],到“宋神宗熙宁年间开封府达二十万”[7] 。

总之,都城汴京人口在入宋以后不久,即增至百万以上,确实令人叹为观止。

其余如当时的武昌、建康、扬州、成都、长沙等都是人口密集的万户以上乃至十万户的都市。

城市人口的剧增，导致了市民阶层的不断壮大。

城市行业的增加也从另外一个方面反映了市民阶层的壮大。

据漆侠先生《宋代经济史》所载,城市行业“从隋唐时的一百十二行发展到南宋时的四百一十四行。

”据此可推知北宋的行业至少也是隋唐的二到三倍,或者更多一些。

不仅传统手工业进一步扩大,据漆侠先生研究的结果:“宋代官私手工业的匠户不下八十万户,甚至超过百万户,占宋神宗元丰初年的总户数一千六百万户的百分之五至七”[8]。

这一数据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手工业的迅速扩展。

与此同时,商铺的发展更是惊人,商业行会的形成就是最好的明证。

而服务性行业的比重也日益增加,它们分类细致,几乎无所不包,当然各种伎艺表演包括“说话”也属此类,无怪乎苏颂发出:“乃知京师浩瀚、何所不有,非外方耳目所及也”[9]的感叹。

此外，从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北宋市民阶层的壮大。

《清明上河图》是一件伟大的现实主义风俗画作品，它深刻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 把北宋京城汴京面貌及各阶层人物的生活劳动场景生动地展现在我们眼前。

画卷从空寂无人的郊野农村, 进入到汴河沿岸, 跨过人烟稠密的虹桥, 顺着街道走进城门, 进城后是最热闹的街市, 经十字路口到卷尾。

大街小巷、店铺林立、勾栏瓦舍、热闹异常。

虹桥、城门气势宏壮, 富家及大酒店屋宇敞宏。

彩楼牌坊高耸、商标招牌高悬小酒馆、小饭馆窗明几净、桌椅整齐。

近景及中景饭馆桌上的杯盘碗盏室内的锅灶壶盆都刻划入微。

街上行驶的各种车柄、以及各色人群, 各种服饰、姿态、动作, 各种职业、年龄都作了精确的描绘, 在桥头、街边、河沿地摊上陈列的刀、钳、产、锤刻画细微，汴河中停泊或行驶的潜船十五支, 船上一块块船板、舵、桅、纹车、船仓内桌椅都清晰可辨。

大到城阁、屋舍、舟桥、小到无数细节的真实刻划、给我们留下一份极其宝贵的社会历史形象的档案资料。

从画面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北宋都城市民阶层的各色人物，他们的职业、服饰、动作各不相同，是北宋市民阶层兴起的真实反映。

由以上城市人口的增加，城市行业的不断扩大，以及《清明上河图》的补充，我们不难发现，北宋市民阶层的不断壮大，以及其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

正是北宋市民阶层不断壮大，在他们的努力下，创造了灿烂辉煌的市民文化。

市民文化表现为主流文化的变化。

（二）主流文化的变化
主流文化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是主流文化表达形式的变化。

具体一点是指在北宋一种新的文学体裁“词”兴起，并取代了唐代诗歌的地位。

据日本学者平冈武夫编的《唐代的诗人》、《唐代的诗篇》，将《全唐诗》所收作家、作品逐一编号作了统计，结论是：该书共收诗49403首，句1555条，作者共2873人。

到了宋代，“宋词”兴起，据唐圭璋的《全宋词》记载，共收录两宋词人1330余家，词作约20000首，虽然其规模还不能和《全唐诗》相比，但也相差不多，宋词和同时代的诗作相比，不论是规模上，还是质量上，都要比其高出一筹。

我们通过比较，不难看出，词在宋代的地位已经超过了诗，成为社会的主流文化。

中国历代也将唐诗、宋词并称，也可以看出在宋代，宋词取得了主流文化的地位。

词之所以能够超越诗，成为社会的主流文化，最主要原因是因为词具有一些是个不具备的条件。

词是用来吟唱的，更容易传播，词本身要求也不如诗歌要求高，更容易被普通民众接受。

词更能迎合下层人民的要求，因而能够更广泛的传播，成为北宋市民文化的典型表现形式。

其次是主流文化内容的变化。

简而言之就是宋词更加贴近现实生活，进一步反映普通人的生活，较唐诗相比，更加“俗”，更能迎合下层普通人的需要。

在宋以前,文学的审美情趣大都追求“古雅”、“典雅”、“雅正”的品格,如题为王昌龄著的《诗格》中,就把“古雅”列为诗的五趣之一,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中也有“典雅”一品。

而对“俗”却深恶痛绝,皎然在其《诗议》中对“诗有二俗”———“鄙俚俗”和“古今相传俗”的贬斥可作为其中的代表。

到了宋代以后,由于市民阶层的兴起，市民文化逐渐繁荣起来,市民的审美意识在不同程度上冲击着士大夫审美意识的趋向,使其在不知不觉中发生转化,逐渐形成了与以往任何时代都不同的新趋向——“以俗为雅”。

宋人主张:“以故为新、以俗为雅”[10] ,苏轼和黄庭坚分别在《题柳子厚诗》和《再次韵扬明叔并序》里表达的这种思想观念可为其代表,他们欲化俗为雅、化陈熟为生新。

当然,“以俗为雅”在骨子里往往仍是“雅”,或者说用“俗”的形式去凸现和反衬“雅”的意趣。

宋词本身就是用来传唱的，它本身就是“俗”的，正因为它的这一“俗”，才使它能够被社会接受。

和唐诗相比，宋词缺少了一种积极进取的精神。

纵观两宋的词作，我们不难发现，除了苏轼、辛弃疾等少数豪放派代表有一些大气磅礴的词作外，很少有别的能和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11]“醉卧沙场君莫笑，自古征战几人回。

”[12]……相媲美的佳作，而更多的是蝶恋花、玉楼春、青玉案等缠绵婉约的词作，我们也不难看出，宋代词作者的进取精神明显不如唐代诗人。

这一来和北宋市民阶层的兴起有一定的关系，同时也是北宋政府在开疆拓土方面失利的直接反映。

（三）市民娱乐生活的增多
和唐代相比，北宋市民的娱乐生活不仅数量上大为增加，而且参与程度更广。

比如说唐代的马球活动，仅是贵族的娱乐活动，普通市民阶层是很少有机会参与的，而到了宋代，蹴鞠运动兴起，而且成为全社会的娱乐活动。

钱选所临苏汉臣之《宋太祖蹴鞠图》，表现的就是太祖、太宗、赵普、郑思、楚昭辅、石守信六人在一起蹴鞠的情景。

据史料记载，北宋徽宗的宰相李邦彦和高俅都是蹴鞠高手，而宋徽宗本人也有很高的水平。

除了蹴鞠活动，宋代的市民阶层的其他娱乐活动也异常繁荣。

一个新的娱乐场所——瓦舍和勾栏产生，并成为市民阶层的主要的娱乐场所。

北宋以前,民众的娱乐中心往往集中在寺院庙宇里,民间文化常常依附着佛教文化的传播而有所发展。

到宋代,为了满足新兴的市民阶层精神生活的需要,在城市中产生了数量和规模都十分可观的专门的娱乐场所——瓦舍和勾栏。

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二有关北宋汴京瓦子的记载:“街南桑家瓦子,近北则中瓦,次里瓦,其中大小勾栏五十余座,内中瓦子莲花棚、牡丹棚……,象棚最大,可容数千人”。

[13]大城市固定性瓦子、勾栏多一些,小县城亦有勾栏设置,如《水浒传》中在多种场合描写了瓦舍和勾栏的表演，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北宋市民娱乐生活的普及程度。

（四）宗教因素对市民文化的影响
中国宗教的发展到了唐代已经形成一个小高峰。

其中佛教在唐代发展到顶峰。

禅宗、天台宗、法华宗律宗都得到快速发展。

中国现存的宗教在唐代都已经出现并得到发展。

但是经历了唐武宗和五代后周世宗两次灭佛，各种宗教都得到了致命的打击，有的宗教在中国已经消失，如景教。

到了宋代，由于北宋政府宽松的文化政策，对宗教的默认，使得各种宗教得到进一步恢复和发展发展，宗教成为全社会的信仰，进一步融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宋初以来，统治者对思想控制有所放松，默认各种宗教的发展，使得各种宗教得以恢复发展，并迅速融入普通市民阶层的日常生活。

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中就保存有众多的宗教活动，例如“四月八日佛生日，十大禅院各有浴佛斋会，煎香药糖水相遗，名曰‘浴佛水’”,“六月六日州北崔府君生日，多有献送，无盛如此。

二十四日州西灌口二郎生日，最为繁盛”。

[14]此中提到的“崔府君”“二郎”均是道教所尊奉的神仙，由此可见北宋道教活动的盛行；在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中还有这样的记载“潘楼并州东西瓦子亦如七夕。

耍闹处亦卖果食种生花果之类，及印卖《尊胜目连经》。

”《尊胜目连经》是佛教的经典，从这一方面看我们也可以发现，佛教虽然在百年之内连遭唐武宗、后周世宗两次灭佛的打击，但是到了宋代，也已经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除去孟元老的记载，我们还可以从别的地方找到北宋宗教发展的证据。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佛老思想已经融入到了士大夫的生活中，宋代的儒学已经不再是汉唐那样纯正的、单一的儒家学说，而是糅合了佛老思想在内的新儒学。

就连北宋的大家王安石，苏轼等都在一定程度上收到佛教的影响。

他们的著作中也参杂着轮回，因果报应等佛老思想。

据《宋史·艺文志四》记载，王安石曾著有《维摩诘经》三卷，又《郡斋读书志》卷五上著录王安石《楞严经解》十卷。

除此之外，王安石著作中涉及佛学的还很多。

如《三经义》，晁说之等人即攻之曰“援释、老诞慢之说以为高”[15]“多以佛书证六经，至全用天竺语以相高”这自然是站在反对派的立场上说的，但是他指出王安石《三经》之学多用佛语，援释入儒的特点则确有其事。

至于苏轼受佛教影响的例子则不胜枚举。

苏轼和沙门高僧交游的例子见于多种典籍，据苏轼晚年自述，“吴越多名僧，与予善者常十九”[16]
士大夫尚且如此，至于市民阶层，他们生活在社会的底层，无力改变自己的命运，受到佛老思想的影响也是更加普遍。

北宋末年，发生在东南地区的方腊起义，就是受到摩尼教的影响，从此点我们也可以看到宗教对市民阶层的影响。

由于统治者的支持，士大夫阶层的推崇，使得宗教在宋代迅速发展，被更多的市民阶层所接受，使得市民文化不断与宗教因素相结合，市民文化也得到不断发展。

由以上四个方面，我们不难发现，北宋市民阶层随着北宋经济恢复和发展，社会的安定，慢慢的崛起，并且成了北宋社会的一支重要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其创造的市民文化成为社会的主流文化，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推动了历史的发展。

对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结语
北宋市民文化的兴起对北宋乃至整个中国历史来说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北宋市民阶层的不断兴起，极大的促进了科技文化事业的发展。

首先，促进了北宋文化事业的发展。

市民阶层力量的壮大，使得知识分子队伍壮大，加上北宋宽松的文化环境，使得各学派并起，百花竞艳，异彩纷呈，俨然有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之势。

著名的代表人物有孙复，欧阳修，王安石，三苏等，张载，二程兄弟等。

他们不但个人有极高的造诣，而且其开创的学术流派影响更为深远。

关学，洛学，蜀学，王学，都对有宋一代产生深远影响，甚至对后世历史也影响深远，这是唐代知识分子所没有的。

[17]
除了促进北宋文化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北宋科技事业的发展。

北宋的是中国科技文化事业发展的顶峰，其中的大部分成就均是由市民阶层创造的。

如北宋的活字印刷术就是由北宋的平民毕昇所创，成为影响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的“四大发明”之一；古代建筑学巨著《营造法式》也是北宋市民阶层的杰出代表李诫的代表作……此类例子不胜枚举。

北宋的科技文化成就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上永远闪耀着璀璨的光辉。

简而言之，北宋的市民文化的兴起是中国市民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它的出现，是北宋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

反过来，北宋市民的兴起又进一步促进了北宋商品经济的发展，影响了北宋市民阶层乃至整个社会的生活方式，对北宋的社会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同时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影响深远，即便是在今天，对我们的发展还是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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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王昌龄.从军行，选自全唐诗[A].北京：中华书局，1979，卷143。

[12]王翰.凉州词，选自全唐诗[A]. 北京：中华书局，1979，卷156。

[13][14]孟元老.东京梦华录[Z].北京：中华书局，1982.第7-8页。

[15]晁说之.嵩山文集[Z]. 上海: 上海书店，1985年，第16页。

[16]苏轼.东坡志林[M]卷二 .北京：中华书局，2002，第83页。

[17]陈植锷.北宋文化史论述[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第273-274页。

Analyze the Rise of the Civil Culture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Abstract：In Chinaese history, Northern Song were the most prosperous period, and its glorious history and cultural achievements are of great importance to and respected scholars, In particular its well-developed civil culture were more caused for concern. Many scholars to its very high appraisal. The rise of the civil culture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was a profound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social infrastructure, while its performance was the emergence of multi-faceted. By exploring the reasons for rhe rise of the civil culture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a brief introduction of its performance at the same time,I hope it can play some roles in the building of the Contemporary culture.
Key words: Northern Song civil culture ,rise, reason,impa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