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菊打官司经典影评

秋菊打官司经典影评（一）秋菊打官司观后感影片中的故事发生在中国的一个小山村。

秋菊的丈夫万庆来与村长王善堂发生了争执，被村长踢中要害。

秋菊怀着身孕去找村长说理，村长不肯认错。

秋菊又到乡政府告状，村长答应赔偿秋菊家的经济损失。

村长把钱扔在地上，受辱的秋菊没有捡钱，而又一次踏上了漫漫的告状路途。

一路上的艰辛自是不必提，但是，秋菊如此执着，究竟为了争什么？——是“说法”。

“要个说法”这句话在片子里反复的出现。

秋菊就是想要一个说法。

这么简单而已。

而这个说法又是什么，其实说白了，只是赔礼道歉仅此而已。

只是为了“说法”，挺着大肚子往返于村乡镇，秋菊知道法律这个东西，也听说它的威力，于是她想通过法律来得到这种“说法”。

可是事与愿违。

秋菊的坚持仅仅是要求村长给赔个礼道个歉。

而事情的结局是村长被警车带走。

拘留15天。

事情到这似乎就是个“说法”了。

但秋菊的最初的简单的要求成了这个样子。

却不是她的初衷了。

这一矛盾冲突暴露的其实是一种现代法律和乡土习俗文化的冲突：秋菊的男人骂村长“下辈子断子绝孙，抱一窝母鸡。

”村长一生气，踢了男人的下身这又是乡土社会的经典作为了。

中国社会分为两套秩序，一是乡土社会的民间秩序，一是官方的秩序，这在中国农村尤其体现得明显。

在农村，最大的权力者是村长，民间舆论是评判行为的最主要力量，人情是联系人们关系的最大纽带。

面子是他们所追求的东西。

而在现代秩序中，权力者是公安局，是政府，评判行为的力量是法律，是国家强制机关，联系人之间关系的是合作关系或者利益，利益是人们的追求。

这利益和面子则成了两大秩序的核心。

而这里的秋菊，她就是要通过现代秩序，法律程序来解决一个乡土内的问题，因为通过乡土秩序她无法解决，而总认为法律，公安、法律这些外来的官方事物是高高在上的，是有效的，是可以解决自己的问题的。

于是不计代价去求助于法律。

可是，这些适合的也许是城市社会，并且即使适合你，它给你的也只是它们觉得重要的东西，比如钱，那两百块钱就是最好的赔偿，他们认为。

可是，秋菊要的是一个“说法”，不是钱。

但是从法律中，你是找不到的，你要赔礼道歉，这是面子问题，是乡土社会看重的东西，法律上其实是没有这东西。

而且到最后，这两套体系的冲突到了极其尴尬的地步：村长不计前嫌半夜抬难产的秋菊去生孩子，还是大雪天的，如果没有村长，秋菊可能就死了，儿子也可能没有了。

秋菊感谢村长，要村长来喝满月酒，可是在喜乐的热闹气氛中，村长却被抓走了，因为按法律程序，村长构成了犯罪，要坐牢。

这种结局，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当然秋菊也无所适从：究竟法律带给了自己什么益处？它真的有给自己想要的“说法”吗？然后影片以秋菊的尴尬结束了。

这种尴尬其实也是两种体系的冲突尴尬。

其实如今的生活中，也不乏这种冲突，有时候争的只是面子，这也是潜意识里一脉相承根深蒂固的。

然而，当你诉诸法律时，法律给你的只能是给对方的惩罚，罚款啦，判坐牢啦，却很少能做到让对方做到心悦诚服，从心里表示歉意和自省，而这却正是我们真正需要的，真正想让法律去做的。

就像秋菊的“说法”，我们看重的不是钱。

现实就是这样，比如法律很少能改变杀人犯的嗜血，很少能唤醒抢劫者的觉悟。

但是不能否认法律在规范现实社会时所起到的强有力的作用，没有法律，世界将乱成一团。

但是，乡土社会的规范又该怎么办？那毕竟是已经形成了几千年的，并且一直存在着，忽略不了的。

法律和乡土社会的规范，孰重孰轻，作何取舍，这实在不是我所能作出判断的。

我只是知道，这两样有不重合的地方，它们两常常会出现矛盾的碰撞。

秋菊打官司经典影评（二）初看《秋菊打官司》，在剧情刚刚进行之时，我就武断地做了一个电影主题方面的揣测：揪住中国90年代的压制性权力结构不放，用秋菊的顽抗意识勾勒百姓群体的存在现状，以此来成全位居政治象牙塔底层人们对“解放”的寄托。

其实拿历史说事，毕竟有种时间的模糊性在里面，将批判和讽刺建立于记忆和档案之上，真相的不可接近使得“反动”二字不容易往作者身上扣。

然而，《秋菊打官司》却很明确地揪住电影拍摄之际的时事，拿当时最具争议的，标识民主进程质变性的《行政法》说事，借“民告官”这一存在了几千年的民权笑话，革了“衣食父母”的命，以欢欣迎接的姿态给予这部重磅法律以回应。

这其实已经够了，不是任何一位导演都有这种胆识和责任感。

但是，真正的好戏不是说“民告官”。

在秋菊不断上访，不断地进行权利上溯的同时，她与她的“战争”对象，真正的诉讼被告“村长”之间却总夹杂着一层基于乡里、邻里、村带性和人情世故的交往关系。

村长不断抵制秋菊的“道歉要求”，不断地给秋菊找难堪，甚至辱骂，但他从未阻止过秋菊的上访，从未通过行贿等手段以期在秋菊成功上诉后能够减轻处罚和赔偿。

秋菊和丈夫一直尊重地叫他村长，交涉与辩解的过程中有时还表现出与村长之间的亲近感。

但双方在“道不道歉”的问题上却一直僵持着，摆道理的时候来的是硬碰硬。

火药味十足。

他们可以用截然相反的态度自由转换于“融洽”与“对峙”两种关系间，这场“战争”显得敌对意识模糊，敌我关系另类。

导致这种认知分裂的其实就是司空见惯的“人情和面子”。

在中国的文化要义里，“人情和面子”居于核心，日常人际的运作和利益的计较都嵌入在“人情和面子”所营造的关系中。

中国人的“人伦倾向”在农村地区是保留得最为完整的，它是反观民族精神和国家气质的最佳切入点。

因为要面子，所以村长明知自己有错但拒不道歉；因为讲人情，所以秋菊的据理力争显得薄弱无力。

表面上，秋菊对“权利”二字有着超越一般村民的主体意识，但更多的，秋菊只是一种从人格尊严出发，目的仅仅是为了出一口气，她对权利的理解止于“天理不容”，而不是法制化的。

电影中，支持“民告官”的《行政法》刚刚颁布，制度层面的东西已经初步到位了，但是，在封建的几千年以及集体主义的几十年中，已经被磨去棱角，只懂得顺从和皈依的普通农村百姓能明白这“法”到底管啥用吗？很显然，不能。

《行政法》打击“权利迫害”只有文字上的精准，而不具备现实意义的针对。

该拿武器的人不知道拿，这枪杆子硬得起来吗？秋菊最终在半推半就中进入了司法程序，按照规定，市公安局应该首先成为被告，作为其法人代表的公安局长应该出庭候审。

这可难坏秋菊了，或者说这可吓坏秋菊了。

在整个上诉过程中，公安局长扮演的是好人角色，一直在帮助她，甚至还用小轿车载了秋菊一程（这在当时的农村人看来可是一个了不起的荣誉）。

然而现在，公安局长却首当其冲要成为挨板子的对象，这完全超出了秋菊对整个事件的理解范畴，成了秋菊遭遇的一次奇幻。

她喃喃地说：“我告的是村长，不是局长，局长出庭，我就是不去。

”这是一位农妇最真实的心声，对于保守的国人来说，道理就该如此，对于一个需要被唤醒的民族来说，这显得太无奈。

影片快结尾，秋菊分娩在即，不幸遭遇难产，家人和接生婆都束手无策，只好想办法送县城医院。

当时正值大年30除夕夜，乡里人都上邻村看戏去了，这送人去县城全得靠人手抬脚赶路，可哪里去找帮手？按照普通的是非逻辑，正好没去看戏的村长绝不会成为秋菊一家的请求对象，但我们看到，当事者是毫不犹豫地决定去恳求村长，借助村长权威再拉上几个人一起完成这趟差事。

当然村长这边也有戏码，先是用不太好听的话讽刺了秋菊一家，但紧接着他就骑着自行车顶着寒风去邻村找人了。

这样的村长是真实的，有牢骚，但却并不铁石心肠；有记怨，但仍按人情办事。

秋菊母子平安了，孩子满月摆酒设宴，大伙都已经入席，却迟迟不见村长，他可是秋菊一家请了很多次才答应前来的。

村长的妻子说：“他还在家里洗脸刮胡子呢，像过节一样。

”村长的这一行为细节充分说明了他对孩子满月的重视，对秋菊一家宴请的尊重，同时他也想借此机会能够平复两家的争斗。

大家都在静候村长的到来，最戏剧化的一个幕出现了：村长还未出门，就被市公安局以故意伤害罪抓上警车，依法刑事拘留15天。

秋香听闻慌张失神，飞也似地冲向村长家。

但闻着警笛声，望着空旷的马路，她只剩下一脸茫然：“我只是要个说法，没有说要让公安局抓人啊？”至此，好戏的上演终告落幕。

《秋菊打官司》是激进的，但激进不是它的目的，它比政治意味更深入了一层，进入到了民族文化的要义之中，这就不仅仅是在回应和考量时代，而是在反观和拷问历史。

真正的好戏就在这里面，人情、面子、权利、权力四者的纠缠不清才是90年代乃至当前最具普遍性的社会戏码。

国家上层很可喜地具备一定的法制先导，但民间的接受却存在巨大的文化堕距，公民的建构所面对的障碍既来自体制又来自还未成形的公民自身。

这是制度与文化的矛盾，也是一个民族自身的悲剧性辩证。

秋菊打官司经典影评（三）1992年，我国著名的导演张艺谋又一扛鼎之作《秋菊打官司》问世，他用朴素的画面简单的拍摄手法向人讲述了一个叫秋菊的农村妇女为了“讨个说法”而四处奔波告状的故事，影片中的叙事趣向简单，情节平凡，在画面与音效也丝毫没有技术上的突破，这不禁让不少期待张导又一惊世之和的影迷大跌眼睛，然而当它毫无争议的夺取世界最高级别奖之一——威尼斯金狮奖时，又不禁让人刮目相看了。

“92年”，这是一个值的注意的年代！在92年时候，影片中秋菊的丈夫万庆来因骂村长一句“断子绝孙”而被村长踢成肋骨骨折，在秋菊找村长调解不成的情况下，她开始了她漫长的告状之路，用她的话说：“不相信找不到说理的地方”（新思想的萌芽）。

影片用了写实手法，意欲展示出一幅农村的生活图画以期达到一种真实的效果，这一点张导成功了。

为了达到这种效果，他采用隐喻的手段，隐喻的好处是既可以保持画面朴素感，使之对应农村生活又可以提高其作品的思想层次顺利进入其影片的核心意见场。

同时在叙事趣向上张导捏拿非常准确，是什么让一个农村妇女能够不辞余力的告状而告状的目的仅仅是讨一个说法？基于原因张导运用了多次特写镜头展示出了秋菊倔强，不服硬的性格。

当然仅此一点说服力远远不够，于是张导用隐喻蒙太奇手法展示出了秋菊作为个体外整个和会。

年画摊上毛泽东的画像与港台明星画不停闪过，在烈攘街道的人群中不时晃过穿着新鲜的新潮人物，就连秋菊在市告状时所住的廉价旅社旁也写着“新潮发屋”……这一切一切无不彰显示了这样的问题：关于中国改革后的几年所带来经济上的巨大发展以及与之而来的思想潮流上的不规则涌动。

如“以写状纸上骗人的老头，带着秋菊满城乱转的人力车骗子”，这一切为秋菊从思想上的萌发与觉醒起了积极的作用。

我们再回到影片的主题上，有两个人物我们必须细心的观察：秋菊与村长，他们与之所代表的则是两种势力：新势力与旧势力。

当在开头的时候秋菊向村长讨说法时，村长将钱仍在地上，让秋菊每一次捡都向他低一次头，然而新势力终究没有向旧势力低头，秋菊一次一次的踏上了漫长的告状之路。

但是我们如何能够更好的把握影片的思想层面以期真正的进入其核心部位，那么我们必须要真正理解影片人物所蕴的思想角度。

秋菊难产了，村长听说后骑着单车连夜去王庄叫人，此时影片运用了全景镜头，细致写了村长在月夜行路的艰难，接着又与人一起连夜将秋菊抬进了城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