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自开商埠设立的原因

浅析清末自开商埠设立的原因

【摘要】近代中国自开商埠始于1898年秦皇岛、三都澳、岳州开放。这些口岸与约开口岸有本质的不同，即权自我操。清政府自行开放形势扼要之区，商贾荟萃之地的原因有四：近代重商思想发展的结果；以自开抵制约开，挽回利权；解决财政困难。

【关键词】自开商埠利权

一、清末自开商埠的设立

甲午中日战争后，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对通商口岸的要求有增无减。清政府为杜绝外人觊觎，以自开抵制约开，在交通便利、商业繁兴地区开辟了一批口岸，这就是所谓的自开商埠。自开商埠与约开商埠有本质的区别，即主权在我，清政府操有商埠内的行政、司法、立法等一切大权。总理衙门在1898年提出的自开商埠办法咨文中作了明确解释：“自开商埠，与约开商埠不同，其自主之权仍存未分。”

清政府最早奏准开放的是吴淞。事实上，清政府自开商埠始于1898年4月奏准湖南岳州、福建三都澳和直隶秦皇岛的开放。总理衙门上奏说：“查湖南岳州府地方滨临大江，兵商各船往来甚便。将来粤汉铁路即通，广东、香港百货皆可由此出口，实为湘粤交界第一要埠。”不论是从军事上考虑，还是从经济上考虑，把岳州辟为商埠都是有利的。福建福宁府所属之三都澳，地界福安、宁德两县之间，距福州省城陆路二百余里，为福州后路门户，形势险要，闽洋商船亦多荟萃于此。”因此，清政府把三都澳辟为自开商埠。

秦王（皇）岛隆冬不封，每年津河冻后，开平局船由此运煤，邮政包封亦附此出入，与津榆铁路甚近，殊于商务有利。因此，岳州、三都澳、秦皇岛为清末首批自开商埠。拓展商埠谕令得到全面贯彻实施是在“新政”开始之后，以奏准开埠时间为准，清末自开商埠有吴淞、岳州、三都澳、秦皇岛、南宁、武昌、济南、潍县、周村、湘潭、常德、海州、浦口、天生港、鼓浪屿、香州、公益埠、昆明、葫芦岛，还有东北地区主动开放的16个商埠，约有35口。

二、清末自开商埠的原因

（一）晚清重商思想发展的结果。

鸦片战争结束了中国闭关的时代，通商口岸也伴随着侵略出现，深受闭关传统思想束缚，中国人只看到列强利用通商口岸进行的侵略行径，对通商口岸充满了恐惧和厌恶。很多人包括一些进步思想家在内仍然幻想回到闭关时代，主张封关海禁抵制外辱。当然，1840年后的屡屡惨败也唤醒了一些有识之士，他们通过通商口岸这一窗口开始认识世界，到70年代越来越多的人逐渐摆脱了重本抑末的传统观念，主张振兴商务，发展中外贸易，这些人被成为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派。如王韬提出“国计民生全恃乎商”，郑观应鼓吹“习兵战不如习商战”，重商思想的提出，为主张发展对外贸易的思想创造了环境。受其影响，统治阶级内部也有部分人认识到对外通商之利，以李鸿章为代表。他在与英国谈判订立《烟台条约》时，对通商口岸问题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人第见添开口岸，……谓通商之患将无底止，不知中土门户早经洞开，即添数口，利害各半”，“人

皆震惊于添口之多，无论口岸非自我准添也，添十口与添一二口利害轻重适均。西洋各国到处准他人寄居贸易，而仍日益强盛，可知其病不在添口而在不能自强。”他认识到中国的弊病不在于开埠通商。不管是早期维新派还是地主阶级中的开明人士，他们的思想越来越开放，对通商口岸的畏惧逐渐消失，逐渐接受了开埠通商的事实。到19世纪80年代陈炽在其《大兴商埠说》中明确提出了开埠通商的主张。90年代末，开埠终成事实，这与晚清重商思想的发展有密切关系。

（二）清政府以自开抵制约开以期保全利权。

甲午战败后，列强纷纷划定势力范围，继续要求开放商埠。面对列强的索开，清政府急于寻找一种保全利权的良策。1898年光绪帝发布的开埠上谕也突出表现了以自开抵制约开，均利益保事权的目的，上谕说：“现当海禁洞开，强邻环伺，欲图商务流通，隐杜觊觎，惟有广开口岸之一法。”上谕中着重强调“不准划分租界，以均利益而保事权”。由此，清政府把自开商埠确立为抵制约开，保全主权的国策。清政府的这一动机也被列强所看穿，上海英领事署在接到吴淞开埠的电谕后，做出这样的反应“近闻中国言官条陈，谓各省要害之区，久为西人垂涎，群起吞噬之心，不如将所有要害悉开通商口岸，可免他国觊觎”。因此，清末自开商埠大多处于帝国主义列强争夺势力范围之内，如果不自开，随时都有被侵占的可能。如济南，1904年胶济铁路即将竣工，铁路通车之后，德国势力必将由胶澳一隅向山东广大内地扩张渗透，而且青岛德商威斯也曾

多次请求在济南开设洋行。为了防患于未然，为了阻止德国势力的渗透，前山东巡抚、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和山东巡抚周馥联名上折奏请济南自开，之后外务部同意山东自开商埠。由此可见，以自开抵制约开，保全主权是清政府自开商埠的重要原因之一。（三）发展商务增加财政收入。

甲午战争中，清政府花去了数千两白银的军费，为了偿还巨额赔款，清政府加重对老百姓的搜刮，发行内债，举借外债等。但这仍难以解决清政府严重的财政困难，为此清政府必须寻找新的财源。在总理衙门奏请光绪皇帝添开湖南岳州、福建三都澳、直隶秦皇岛等通商口岸时，写到：“中国自通商以来，关税逐年增加，近年增至二千万两，京协各饷多半取给于此。惟是筹运洋款等项支用愈繁，筹拨恒苦不继，计为添设通商口岸”。由此可见，清政府把自开商埠作为扩充利源，解决财政问题的良策。

参考文献：

[1]朱朋寿.光绪朝东华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5.

[2]赵靖，易梦虹.中国近代经济思想资料选辑（中册）[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3]郑观应.盛世危言[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4]李长仁.李鸿章全集·朋僚函稿·卷十六[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

[5]清华大学历史系.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c].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