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计数法

我国古代计数法
【一】旧石器时代的计量、记录方法
在距今约十至【二】三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的中晚期，由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生产剩余物品的出现，人类自身的生产进展得到了相对充足的物质保障，原始部落里的经济关系随之复杂起来、这时单凭头脑记数、记事及其默算已无法组织生产活动与合理地分配、储备物品、客观现实迫使人们不得不在头脑之外的自然界去查找关心进行记事的载体，以及进行计量、记录的方法、
人类在旧石器时代的中晚期所采纳的计量、记录方式与方法一般有两种，一是简单刻记方式或方法，二是直观绘图记数、记事方式或方法、
简单刻记是原始人最初采纳的一种计量、记录方法、他们通常以坚硬的石器作为刻划的工具，在石片、骨片等载体之上刻划出一排排单线条的浅纹道，或者是在树木或木板上刻出假设干重复的缺口，形成通常只有刻划者自己能够体会出来的代表一定数量的标记，或是记载某种事物的标记、在中国山西峙峪人〔距今约28000多年〕遗址，发明几百件有刻纹的骨片，有的刻着直道，数目多寡不一，历史学家认为那可能是用来表示数目的、而在同一时期的甘肃刘家岔遗址、北京山顶洞人遗址都发明有“刻纹的鹿角”、大量的考古发明差不多证实，大多数刻划线条与所刻缺口都含有一种具体数的概念、
而直观绘图记数、记事方式那么是与简单刻记并存的一种计量、记录方法、原始人的抽象思维活动能力还较为低级，他们在绘图表现方式上反映出一种顽固忠实于自然原型的写实性、通常他们面对所要表现的事物，绘形绘色，不厌其烦，一丝不苟，力尽其详、假如一个部落的原始人当天捉住了四头牛，便会在手边能够取得的骨片或穴居的山洞的岩壁上尽其所能、认真地绘画出四头牛的完整图形、在中国山西峙峪人遗址中，就发明既有反映人们捕获羚羊的绘图骨片，也有反映人们捕获落网鸵鸟的绘图骨片、【二】新石器时代计量、记录方法的进展
随着生产力的进展，人类在进入新石器时代〔距今大约10000年左右〕之后，经济关系日渐复杂，原始的计量、记录方法也有了新的进展、
〔一〕新石器时代刻划符号的演进
考古发明在新石器时代早期有相当一部分刻划符号在一个较大的地域范围内具有普遍性，其中一部分作为计量、记录符号较以往进步明显、到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母系氏族社会经济高度进展，人们开始创造并广泛采纳成套的刻划符号、现今考古发明最具代表性、较为完整的成套刻划符号，是西安半坡村人〔距今6000年左右〕与临潼姜寨村人所应用的刻划符号、
这些符号中既有数字刻符，又有模仿事物形态的象形刻符；其中一些数字刻符成为当时关中三万平方公里范围内通用的数字，在刻划与摆列上几乎是一致的，同时这些数字还为后世所沿用、这是人类的原始计量、记录时代在计量、记录方法应用方面所发生的一个具有重大突破意义的历史性进步，它为人类萌芽时期会计的演进创造了最差不多的条件、
〔二〕新石器时代的刻木记事
考古发明中最早的刻木记事类型文物是青海乐都柳湾马厂类型墓葬〔距今4500～3500年〕遗址中的骨片，这些相对而言易于保存的骨片是新石器时
代中期的产物，距今约有4000多年的历史、这些骨片上的刻记大体上有一定规格，缺口大都刻在骨片中部的两边，在四十片骨片上所刻下的缺口数量都在一至三之间、类似的刻骨在西宁朱家寨考古发掘中也曾有过，基本上为记数与记事所用，这些发明都证实了中国历史上的“刻木为契”传说、刻木记事在我国史书中多有记载、《隋书•突厥传》记载了北方突厥人刻木记事的情况，《旧唐书•西南夷传》也记载了当时我国南方边远地带一些少数民族采纳刻木记事的事实、在中国近代，云南的独龙族、怒族、基诺族、布朗族、佤族和景颇族都曾用过刻木或刻竹记事方法，他们其中的一部分人用于记数、记事的木片或竹片，其方式与柳湾出土的刻骨类同、如独龙族用刻木的方法登记借贷账目，凡借钱于人，按所借钱数的多少，在木版上刻上相应的缺口；归还多少，便削去多少缺口、此外，四川木里县的摩梭人进行刻木记数、记事所采纳的刻划符号看起来同我国新石器时代的仰韶人、柳湾人的数字符号及刻写方法如出一辙、
〔三〕新石器时代的绘图计量、记录法
绘图计量、记录法是在旧石器时代中晚期人们所应用的直观绘图记事法的基础上产生的，这种方法的历史性进步在于，为了计量、记录的简便易行与易懂便认，将复杂具体事物的形象抽象为简明扼要的图画符号，并最终以图画符号表现经济事项的数量关系，显示计量、记录的结果、
旧石器时代的猎人的绘画基本上特别具体的、然而，到旧石器时代后期，猎人差不多开始改变旧日适应化的写画方法，他们只想尽可能用少许几笔，就能表示出可被认识为一头野牛的要紧特征来，比如，用一对牛角代指一头完整的野牛、所以，这种绘图计量、记录方法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渐进过程，与后来图画文字切近的抽象绘图记数、记事法要紧产生、应用于新石器时代、人类所创造的萌芽形态的文字，相当大一部分起始于绘画，在经历了直观绘图记事阶段之后，便因陆续采纳抽象的图画符号，从而形成要进一步的象形符号，而这种象形符号便为后世象形文字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三】原始社会末期的结绳计量、记录法
在原始社会末期，人类原始的会计计量、记录方法的进展有了质的飞跃、结绳计量、记录法是原始人通过结绳记数的方式对经济事项进行计量、记录的一种方法，它是人类会计起源的重要标志之一、
我国结绳记事法应用的历史十分悠久、中国史书上对结绳记事的记载可谓屡见不鲜，其研究结论也差不多上一致、在东汉武梁祠浮雕上有“伏羲仓精，初造王业，画卦结绳，以理海内”的记载，也确实是说伏羲氏在做部落首领时，借助八卦及结绳记数、记事等方法治理部落生产活动及日常生活，并具体描绘了结绳的情形、伏羲氏是我国父系氏族时代初期活动在淮河流域一带的一个部落里的首领、他所领导的部落生活地域濒临淮河，水域宽广，渔业相当发达、依照考古发明的陶、石网坠分析，那时凡是大一些的鱼网，通常采纳石质网坠，由于负荷较重，网上绳结相应要大一些；而凡是小一些的鱼网，一般那么采纳陶质网坠，因负荷较轻，网上绳结相应要小一些、人们正是在终年累月的结网捕鱼生涯中，从中领悟到结绳能够记事记数的道理、这种分析与历史书记载上的结绳记事所产生的年代、地域具有一致性、至于如何结绳记事、记数，后世史书中也有较为具体一些的记载、《周易正义》中讲“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结之
多少，随物众寡”，即要记录重要的情况，便在绳子上打一个较大的绳结，假如记录不重要的情况，那么在绳子上打一个较小的绳结，绳结的多少依据所要记录情况的多少而定、南宋《路史》一书中也有类似记载、
史书上有大量关于中国古代结绳记事、记数法应用的事实记载、《唐会要》记载：吐蕃人“无文字，刻木结绳为约”，即是说吐蕃人在文字发明之前通过刻木记事和结绳记事方法订立契约、宋代大儒朱熹也在文中记有类似的史实，“结绳者，溪峒各蛮，犹各有之、又有刻板者，凡年月日时，以及人民粮草之属，刻板为记，都不相乱、”此外，在宋代，“鞑靼人调动军马，或结绳为约，或刻木为契”，其结绳刻木之法达到应用自如状态、明清时代顾炎武关于“遵义军俗以射猎伐山为业，凡交易，刻木为书契，结绳以为数”的文字也说明了遵义地区以打猎为生的原住居民借助结绳记数、记事方法记录日常交易货物数量的事实、从以上史书不绝记载的情形可见，结绳与刻木记事、记数之法一直为我国边远地区少数民族所用，并已形成一种具有通用价值的传统方法、近百余年来，我国的一些少数民族依旧采纳结绳计量、记录法、“苗民不知文字……惧有忘，那么结于绳、”除苗族之外，解放往常怒族、佤族、独龙族、高山族、傈僳族，以及西双版纳的基诺人都曾采纳过结绳计量、记录法、遗址、北京山顶洞人遗址都发明有“刻纹的鹿角”、大量的考古发明差不多证实，大多数刻画线条与所刻缺口都含有一种具体数的概念、
而直观绘图记数、记事方式那么是与简单刻记并存的一种计量、记录方法、原始人的抽象思维活动能力还较为低级，他们在绘图表现方式上反映出一种顽固忠实于自然原型的写实性、通常他们面对所要表现的事物，绘形绘色，不厌其烦，一丝不苟，力尽其详、假如一个部落的原始人当天捉住了四头牛，便会在手边能够取得的骨片或穴居的山洞的岩壁上尽其所能、认真地绘画出四头牛的完整图形、在中国山西峙峪人遗址中，就发明既有反映人们捕获羚羊的绘图骨片，也有反映人们捕获落网鸵鸟的绘图骨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