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新运动的兴起和夭折

第三节　早期探索之三：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戊戌变
法
一、空前民族危机下的救亡改革运动
（一）戊戌变法的时代背景
戊戌维新是在甲午战争后中国遭到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马关条约》、租借地、势力范围、瓜分危机）的背景下资产阶级维新派进行的一场自上而下的改良运动。

《马关条约》使清政府割地赔款，（日本割取了台湾，赔款2.315亿两）引发了各帝国主义国家争相参与对中国的抢夺。

他们强驻港湾，最早是德国抢占了胶州湾，然后是俄国抢占了大连、旅顺，法国抢占了广州湾，英国抢占了威海卫，中国沿海好多港湾都被列强抢走。

然后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中国面临着被瓜分的危机。

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中华民族开始觉醒，正如梁启超所说：中国人做了四千余年的大梦这个时候才开始醒来。

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这时也有了初步发展，资产阶级通过维新的知识分子提出了一些自己的一些改革要求。

他们提出，要救亡图存，就只有维新，要维新就必须向外国学习。

像日本就是通过明治维新实现了富国强兵。

从维新思想的提出到最后发展成了一场维新变法的政治运动。

（二）戊戌变法的主要代表人物
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有下面四个：康有为，是资产阶级维新派的的领袖，他为维新变法出了理论、纲领和一些具体的要求。

梁启超，是维新变法运动中的一个活跃的宣传家，也是一个启蒙思想家，他写了很多文章，还主持了报纸《实务报》。

谭嗣同，积极参加变法的活动，当时担任军机处章京，光绪皇帝的许多变法措施他也参与制定了，戊戌政变后被清政府杀害。

严复，是一位翻译家，也是中国近代一位重要的思想家，他翻译了许多西方政治、社会理论的书籍，在当时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

（三）维新运动主要方式
维新派的活动方式比较多，如向皇帝上书、著书立说、组织学会、创办报刊、设立学堂、介绍外国变法经验、参与新政等等。

这里主要介绍以下几种：
1、向皇帝上书
公车上书
维新运动开始于1895年于北京发生的公车上书。

当时齐集在北京参与科举会试的十八省举人，收到《马关条约》中，中国割去台湾及辽东，并向日本赔款二万万两的消息，一时间群情激动，4月，康有为、
梁启超作成上皇帝的万言书，提出拒和、迁都及变法的主张，得到一千多人连署。

5月2日，康、梁二人，十八省举人及数千市民，集合在都察院门前要求代奏。

因为外省举人到京是由朝廷的公车接送，事件亦被称为公车上书。

虽然公车上书在当时没有得到直接实质的後果，但却形成了国民问政的风气，之後亦催生了各式各样不同的议政团体。

当中由康、梁二人发起的强学会最为声势浩大，更曾一度得到帝师翁同龢、南洋大臣张之洞等清朝高级官员的支持。

2、著书立说
康有为当时写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对传统儒家思想和文化的权威提出挑战，他认为孔子是改革的，我们也可以改革，称
为“托古改制”，以此来宣传变法思想。

梁启超写了《变法通义》，详细论述了变法的各个方面和各种变法思想。

谭嗣同的《仁学》也是一本重要的哲学性的著作，批判了封建“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思想。

3、翻译西方的政治学说书籍，介绍外国的变法经验
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当时非常有名，该书利用达尔文的进化论的思想，认为不但自然界是的，人类也是进化的。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一个民族要自强起来才能生存下去，否则要遭到淘汰。

这本书对启蒙思想起到很大作用，当时很多年轻人都读此书，受到其影响。

因为光绪皇帝已经同意变法了，到底怎么变呢，中国古代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只有学习外国。

他们通过介绍外国的变法经验来鼓动光绪皇帝进行自上而下的维新变法。

康有为专门写了好几本书，如《俄彼得变政记》，用彼得大帝的变法决心和经验来鼓动光绪皇帝下决心变法；《日本变政考》让光绪皇帝学习日本明治天皇，用明治维新经验来进行变法，而且还提出了自己的一些主张和建议，该书成了光绪皇在帝百日维新中的一个指南。

4、办学会
当时办的强学会、保国会，还有在湖南办南学会等。

5、办学堂，培养变法人才
当时康有为在广州办了一个“万木草堂”，在此讲学，讲述变法思想，梁启超等成为其学生。

后来梁启超在湖南主持了“时务学堂”也培养了许多变法人才。

6、办报刊
如梁启超的《时务报》、严复在天津主持的《国闻报》、还有湖南的《湘报》等。

（四）维新派与守旧派的论战
当时维新派与守旧派在思想领域展开了大论战，这是资产阶级思想与封建思想的的第一次交锋，论点主要围绕着三个方面，教材里讲得很多。

在此简章提一下。

1、要不要变法
守旧派认为：祖宗之法不可变。

维新派提出：变则古今之公理。

2、要不要兴民权，实行君主立宪
守旧派反对，认为民权兴则国乱。

维新派主张，应兴民权，实行君主立宪，而且应给资产阶级以政治权利（即“绅权”）。

3、要不要废八股、改科举、兴西学
维新派提出要废除八股，改革科举制度，大办提倡西学。

则守旧派则反对。

二、昙花一现的百日维新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开始，戊戌变法开始，以后相继颁布了许多改革的命令，到1898年9月21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变法失败。

共103天，史称“百日维新”
光绪皇帝是一个年轻的、爱国的、希望改革的皇帝，但是他没有真正掌握实权，实权掌握在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和王公贵族派手里，他们是不允许改革触动其既得利益的。

百日维新的主要内容：
（一）政治方面，改革官制
撤销闲散衙门，准许百姓上书言事，让旗人自谋生计，不由国家供养。

（二）军事方面，训练新军等。

裁掉过去旧式的御用兵，采用西洋的兵制和训练方法，训练新军。

（三）经济方面，鼓励发展工商业等。

当时发布了一些命令，采取了一些发展资本主义的措施，鼓励发展民族工商业。

如设立了一些机构（如农工商总局、铁路矿务局），修铁路，办邮政等。

（四）文化教育方面，改革科举制度，废除八股，设立京师大学堂，各设立中小学堂等。

不考八股，而考策论（作一篇论文，回答一个问题）。

在北京设立京师大学堂，即北京大学的前身（校牌现在还放在北京大学校史馆里），京师大学堂不仅是最高学府，而且是管理全国教育的一个机构。

在各省还设立了一些中小学堂。

另外设立印书局，派一些出国留学生，奖励办报，开学会等等。

以上改革内容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虽然是一个温和的不彻底的改革，但是由于守旧势力的抵制，这些命令大多数都没有付诸实施，很多地方官僚都没去执行。

而且新旧矛盾尖锐，最后顽固势力进行反击，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恢复训政，将光绪皇帝囚禁在中南海的赢台，后来转移到颐和园。

康、梁逃亡海外，谭嗣同等“戊戌六
君子”在北京菜市口被杀害。

当时有人劝谭嗣同逃亡，他说：外国的变法都要流血，中国还没有变法流血的，就从我开始！最后慷慨就义。

百日维新犹如昙花一现，它的新政成果除了京师大学堂维持下来以外（慈禧太后说，培养人才还是需要的嘛），其他的基本上被废除了，戊戌维新运动宣告失败。

三、戊戌维新运动的历史意义
过去有的论著上给戊戌维新运动扣上一顶改良主义运动的帽子，对其予以否定，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戊戌维新运动在当时是集救亡、改革、启蒙于一体的进步运动，不能说它是一场单纯的改良运动，或反动的运动。

我们可以从以下三点来理解它的历史意义。

（一）戊戌维新运动是在严重民族危机下的爱国救亡运动。

维新派大声疾呼救亡图存，要救国就要维新变法，推动了民族觉醒的开始。

（二）戊戌维新运动是一场资产阶级要求的政治民革运动。

维新派提出的很多要求以及光绪皇帝实施的许多新政基本上反映了中国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文化要求和主张，特别是提出了要用君主立宪的政治制度为代替过去的君主专制制度，这是一个进步。

（三）戊戌维新运动是一场学习西方的思想启蒙运动
翻译传播了西方政治社会学说，（严复翻译《天演论》），推进了民族觉醒。

维新运动也推动了当时的思想解放、文化革新，发展了近代教育，提倡移风易俗。

当时很多人组织学会，反对吸鸦片，反对妇女缠足等陋习。

四、戊戌维新运动失败的原因
（一）客观原因——新旧力量对比悬殊
按严复当时说，旧势力和新势力“千于一之比”，维新势力力量弱小，只有千分之一，而庞大的守旧势力他们掌握了政权，还掌握军政人、财权，集合于慈禧太后周围。

改革是要触及一些的人既得利益的，尤其是满族的这些大贵族、大官僚的利益，还有那被裁掉的衙门官员，也是极于反对改革的。

绿因为要被裁掉，那些官兵也是反对改革的。

那些读书人中间的八股士人，他们只会做八股文，科举考试他们可以考上官，一旦取消了八股就断了官路，他们也极力反对改革，甚至有的人说要“杀康、梁以谢天下”。

还有那些旗人，本来是由国家供养，他们唯一的任务只是打仗时到军队里去，自己没有什么谋生的手段，规定旗人自谋生计，因为断了他们的生路，于是他们也群起反对。

还有一些大官僚，如光绪皇帝曾经撤掉了六个礼部的尚书侍郎官职。

改革触及他们切身的既得利益，使得矛盾非常激化。

而维新势力非常弱小，其核心是维新派的一些知识分子、帝党官员（如一些翰林、御史等文官），这些官
员没有太大权力，他们最主要的依靠是光绪皇帝，而光绪皇帝恰恰也是没有实权的，大权被慈禧太后掌握着。

维新派加上光绪皇帝和帝党手里没有军队，也没有财政权力，更没有一个变法的基地，从客观上说，新旧力量对比太悬殊，变法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虽然都是具有反封建性质的运动，但是，它们各自所拥有的力量，和作为其对立面的力量，却有很大的不同。

戊戌变法的思想旗手是康有为，他是这场变法的精神教主。

而政治上的权威或旗帜，则是光绪皇帝。

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应该说，在思想理论的准备和宣传上，都作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为这个运动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然而，无论是公车上书也罢，建立学社也罢，以及后来的行走军机也罢，都主要是在发表言论、提供方案的范围内行动。

这一切，在中国思想史和政治史上，诚然发出过耀眼的光芒，在其时沉闷喑哑的思想、政治界中所发生的震撼，也类乎核的裂变。

而光绪皇帝，在名义上也是“九五之尊”，可以统帅一切、指挥一切。

但是，维新志士们全是手无寸铁的书生。

谭嗣同说：“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而可悲的正在于，他们手中没有刀，没有任何的武装力量。

至于光绪皇帝，又是一个瑟缩在西太后淫威阴影之下的儿皇帝，在没有武装力量拥簇的条件下，他表面上的“无限权力”事实上却是极其有限的。

光绪一生处于无权的地位，早在他入宫时已经确定了。

光绪生于深宫，但他通过审阅奏章，认识到封建官僚集团的腐败无能、营私舞弊；军队无战斗力，对外战争一败涂地；洋务企业耗费国家大量钱财而亏损有加。

光绪面对处于列强虎视眈眈威胁下的这样一个烂摊子，认识到不改革、不维新只有亡国。

他又具有一定的西方文化知识，这使他接受维新派的政治主张成为可能。

他比较早地接触到维新思想代表人物如冯桂芬、康有为、汤震等人的著作，也积极主张向西方寻求治国之道。

光绪，这个处于丧权辱国时期的末世皇帝在19世纪末中国的社会条件和局势中，力图变革，他主战、支持变法都是顺应历史潮流的。

然而，维新改革是一场严酷的政治斗争，其锋芒所向，直指封建专制制度及其腐朽势力，维新改革必遭专制制度的卫道士及盘踞要津的大僚的抵制，维新的精神也为保守的世俗所不容。

到19世纪末，中国的顽固派仍主张“治国之道以正人心，厚风俗为先”，慈禧太后对光绪皇帝的变法斥责为“徇一人而乱家法，祖宗其谓我何？”〔1〕维新派抓住光绪，开明官员拥戴光绪为首领，于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旧势力就极力削弱光绪的力量，凡支持光绪的均遭贬斥。

善于权谋的封建统治势力的总头领慈禧太后将一切维护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的势力和集团都集合在她的旗帜之下，正当维新派推动光绪皇帝颁发明定国是上谕，开始新政改革之际，以慈禧为首的守旧派逼迫光绪在明定国是上谕颁布的第四天
连发三道上谕，除罢黜翁同hé＠①外还有两项重要举措：一是凡二品以上大臣授新职，要具折到皇太后前谢恩。

这是慈禧企图再度“临朝训政”，并操纵用人大权，既笼络上层官僚，又防止光绪帝任命维新派为高级官员，扼制维新派进入权力中心；二是任命亲信荣禄为直隶总督，统领北洋三军。

这是守旧派部署政变的关键步骤。

荣禄曾对慈禧太后说：“以皇上任用匪党（指维新派），难保日久不生变乱。

京津咫尺，以北洋军可资镇制。

”〔2〕所以军机大臣被罢黜
总之，维新派没有军政实权，也没有广大人民作后盾，只有一个连自己地位也朝夕难保的傀儡皇帝，所以，当决战关头逼近，变革与反变革力量短刀相向时，他们找不到一只救生之筏，而只能把袁世凯当
作“诺亚方舟”。

而当袁世凯把他们出卖以后，从光绪皇帝到康、梁，到所谓“六君子”，也就只能或则瀛台被禁，或则亡命天涯，或则京华喋血，而决不能镇慑强敌、笑傲江湖。

反观日本，日本明治维新时也面临沦于半殖民地的危机，但明治维新发生在1868年，那时世界资本主义还没有完全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列强大多忙于其他事物还未顾及去争夺殖民地。

日本史学家井上靖
说：“英、法、俄的对立……使各国的侵略魔手相互受到牵制。

美国的内战及其善后工作，使它没有余力在东方发动侵略。

这一切都有助于日本摆脱半殖民地危机。

”
在明治维新前夕，以长州蕃为首的革新派即以“开港倒幕”、“强蕃割据”为口号，展开反封建的倒幕运动。

长州、萨摩、土佐、肥前诸蕃，不仅有“船中八策”、“王政复古”、“辞官纳地”的方案、纲领，还有事实上的“王政造成的以天皇为核心的政治权威”，它恰恰是改革的领导者和推行者。

其次，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的另一个重要区别点是，它们历史文化背景有很大的不同。

日本民族具有开放性地吸收外来文化的历史传统。

战后日本的第一位首相吉田茂曾坦言，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日本一直是以中国为师的。

其后日本又从朝鲜、印度学习到不少东西。

在幕府时代，尽管实行锁国政策，但它仍然向荷兰吸取了许多新知识，形成了相当有意义的所谓“兰学”。

而明治维新前后，日本统治者由于尝到了苦头，并从残酷的现实中醒悟到，必须从科学文化和政治经济上向西方学习，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

竭力向西方学习，成为朝野上下的大潮流、大风气。

日本人对外来文化既不一概排斥，也不盲目崇拜，而是对外来文化的优秀部分合理吸收经过创造性的再熔炼，使其具有新的性质而逐步成为日本传统的组成部分，是一个稳定而又“开放”的文化系统。

中国的情况比较复杂。

历史进入近代，先进的中国人肩负“救
亡”和“兴中”的使命，为救国也向西方去寻求真理。

林则徐、魏源的“师
夷之长技”旨在维护大清国的独立；洪秀全改造西方基督教为的是建
立“男女平等”、“单一神权”的天国；康有为、梁启超推行变法走资本主义道路；孙中山提出“取法西人文明而用之”……这些只反映了中国近代国情之一面。

从历史上看，汉、唐两朝是历史的大开放时代，然而，自安史之乱以后，特别是唐末以后，却逐步陷于封闭状态。

比较地说，宋还不是很封闭的，郑和下西洋以后的明清社会，基本上就封闭起来了。

闭关自守带来的社会后果是极其严重的。

如果说，经济上的闭关自守，是中国近代经济落后的重要根源的话，那么，思想文化上的闭关自守则是中国近代思想文化落后的重要原因。

乾嘉汉学对古籍和史料的整理，自有其不可磨灭的贡献。

但人们不要忘记，当乾嘉学者将自己横肆的天才和巨大的精力销熔于经史之中，搞得梁任公所谓“乾嘉以来，家家许郑，人人贾马，东汉学斓然如日中天”之时，正是西方资产阶级学术思潮勃起之日。

戴震、惠栋、焦循、阮元之辈，不是生活在但丁、卜伽丘的时代，而是生活在亚当·斯密、李嘉图、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的时代。

当纪晓岚在编纂《四库全书》之余，开始写《阅微草堂笔记》，宣扬“人心微暖，鬼神皆得而窥”、“冥冥之中，有如是之委曲”〔3〕的前因后果说时，正是法国大革命爆发和进行的岁月。

翻阅历史至此，常常使人废书长叹：若是其时的中国不是自我封闭，而是能够睁开眼睛看看世界，以乾嘉汉学诸大师的才能和精力，其成就当会有崭新的面貌，中国的学术思想当不会落后如许，以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闹出封疆大吏叶名琛靠吕洞宾的乩语来对付外敌的笑话。

正是在这样封闭的历史氛围中，戊戌志士们悲壮而激越的呼号，才显得特别的孤独。

再次，中国是一个大国，而日本，则是一个相对狭小的岛国，这种空间背景的差异，也给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的成败带来相当大的影响。

如上所述，其时中、日两国都已经有了资本主义的萌芽。

就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总量而言，中国似乎胜于日本。

但以中国之大，而日本相对很小，就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在社会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例而言，日本的这个比例比中国的要高。

从政治、思想、文化方面的影响来说，天皇登高一呼，就会影响国内的许多地域，甚至能震动国土的大部分。

而在中国，京城发生的一切，哪怕要传递到国内主要经济发达地区，都要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遑论僻远地区了。

面对苍茫大地，面对层层叠叠的官僚机构，光绪皇帝的诏书也罢，康、梁等人的狮子吼也罢，在很多很多的地方，都仿佛进入一个深不可测的“黑洞”，变得杳无踪影。

中国社会这种的闭塞性，使辛亥革命后的农村，仍然处于对政治茫然无知的状况。

关于这一点，读读《阿Q正传》即可了然。

（二）主观原因，主要是资产阶级维新派的软弱性、妥协性
1、新兴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刚刚诞生，经济力量非常软弱，社会基础
很狭小。

在维新变法运动中，民族资产阶级很少直接参加变法运动，主要是通过维新派的知识分子作为他们的政治代表、代言人发表意见、参与变法运动。

2、维新派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势力的妥协性和依赖性
在政治上，他们不敢否定封建的君主制度，幻想依靠光绪皇帝进行自上而下的变法运动，他们把改革的所有希望都寄托在光绪皇帝一个人身上，“以君权雷厉风行”（康有为），而不是靠人民群众的力量。

在经济上，他们提出的变法要求没有触及到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不能发动农民参与变革。

在思想上，还抬出封建的思想权威，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就以孔子当时曾提出过变法改革思想作为现在维新变法的依据，即“托古改制”，用古代的思想权威为他们制造舆论，说明他们在思想上没有改革勇气。

3、只靠光绪皇帝，不敢依靠发动人民群众
维新派害怕人民革命，害怕人民起来后破坏其秩序。

康有为甚至用人民革命来警告光绪皇帝：如果再不起来变法维新，恐怕老百姓就要起来揭竿而起（造反）了，到那时，想当一个“长安布衣而不可得”（想当一个老百姓都当不了），这说明他们实际上是害怕人民、害怕革命。

他们没有实力、没有军队，就想找一个有军权的人，于是就想到了袁世凯。

幻想依靠袁世凯包围颐和园，推翻慈禧太后的统治，结果被袁世凯出卖。

谭嗣同在就义前的临终语：“有心杀贼，无力回天”，他不知道这个“天”在于广大人民群众之中。

4、急于求成和策略错误
康有为常常向光绪皇帝讲，西方变法经过了三百年才强大起来，日本明治维新经过了三十年富强起来了，中国有光绪皇帝这样英明的君主，三年就能成功，足见其急于求成的心态。

而且有很多策略失误（如光绪一次就撤掉了六名大臣，维新派也没有积极争取同盟军等），这样他们的力量非常孤立。

最后，从革新派所运用的策略来比较，以明治天皇为首的维新派显得较为条理、有序，而戊戌变法在操作上则显得紊乱和操之过急。

1868年明治维新政权建立以后，通过废藩置县，各藩全部解体，实行“四民平等”；通过地税改革，废除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对资本主义发展有重要意义；文化开明、殖产兴业、富国强兵使西方文化大量进入日本，特别是大力普及初等教育，到明治末年全国就学率已超过95％。

1890年以天皇命令形式发布《教育敕语》，把学校、社会、家庭三方面的道德规范纳入军国主义的轨道。

正是这条理有序的政治、经济、教育等改革的成功，日本迅速走出了封建时代，开始接受资产阶级人权、民
主思想，为建立资产阶级近代国家奠定了基础。

戊戌维新在策略上似操之过急，在新政改革中分不清轻重缓急，措施失当。

103天的新政，颁发上谕达100多道，改革的内容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以至修理街道等琐事的措施也涉及了，新政上谕纷至沓来，每一措施都重要，结果究竟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连改革者也弄不清楚了，由于君主专制的官僚机构臃肿庞杂，更缺乏强有力的行政组织措施。

从改革机构这一新政内容来看，康有为曾主张不必裁减旧衙门，只需添置新衙门，并主张官爵分离，给年事已高的冗员爵位及优厚物质待遇，这是较稳妥之措施，而光绪帝一次就下令裁撤了十多个衙门，这样就触犯了大批官员的特权和地位，必然会使矛盾激化，使他们群起而反对变法。

戊戌变法的失败，特别是“戊戌六君子”血的教训，促使一分部人放弃了改良的主张，看到改良的道路走不通，开始上革命的道路（如章太炎，吴玉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