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信用担保方式

老板可能控制几十家公司，公司之间的关系非常隐秘，这种案例屡见不鲜。

二是产业链上下游、有货款往来关系企业的担保。

这种模式本身很好，因为是某个核心企业对供应链的外围企业进行担保。

做中小企业业务最好是有一个核心，围绕着核心企业，周围有几百家中小企业，形成一个集群。

对商业银行而言，为这些小企业提供贷款的风险易于控制，应该鼓励。

以下是一个案例，希望让大家了解担保的复杂性，当然这不是最复杂的一个案例。

图2 2012年万通系与亚太系的担保情况图 [2]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
联保互保的形成与发展
联保、互保最早用于农户间，据说是从格莱珉银行要求农户贷款要五户联保开始的，当时贷款额度比较小，风险可控。

而从农村到城市，互保联保贷款的风险就不一样了。

公司法对担保的规定是“上市公司在一年内购买、出售重大资产或者是担保金额超过公司资产总额30%的，由股东大会作出决议，并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当然，这是指上市公司。

但是“公司为公司股东或实际工作人提供担保的，也要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所以，如果是公司治理很完善，法治很健全，担保并不是那么容易被大股东控制。

《商业银行法》第七条、第三十
六条规定，“商业银行开展信贷业务，应当严格审查借款人的资信，实行担保”，“商业银行开展信贷业务，应当实行担保”。

所以，很多人说，担保是法律要求的。

随着担保互保的发展，担保互保模式发生了一些异化，表现之一为授信额度过高、过滥，每个联保成员都获得授信额度。

表现之二为互保联保多数在同行业或上下游、同圈子内进行，面临的风险相似，资产组合风险分散效用有限。

此外，银行对资金去向监管缺失，一些企业将资金投向房地产、矿山、股市等。

例如在一起联保案例中，樊志法联合了另外的8个人，注册了“九联实业有限公司”，每人投入了330万元。

以这个公司的名义，9个人每人都从浙商银行贷到1000万元，这样就放大了融资额度。

通过异化的担保互保方式，原本的链状担保演变成了跨行业、跨区域的网状式担保链，例如2008年时绍兴“华联三鑫石化”的担保案件，涉及贷款81亿。

2011年温州发生的金融风波中，信泰和庄吉集团分别涉及资金几十到几百亿。

出了风险之后，企业如何表现呢？典型事件是，杭州的600多家知名民营企业联名上书，向浙江省政府紧急求助，诉求主要有两点：一是希望浙江省政府联合省经信委、省金融办、省银监局以及各级政府维稳办成立协调小组，对这次因银行催贷引发的民企资金链危机尽快进行集中和系统性的处置。

二是希望浙江省政府出面协调银行暂时停止收贷，并尽快将近期所收贷款暂时发放给相关企业，给企业以喘息和处理危机的时间；希望政府出面与银行方面协调，争取今后3
年之内，不要削减相关企业的贷款额度。

这是在市场经济最发达的浙江600家民营企业对政府提出的请求政府干预的要求，市场和政府的边界值得深思。

银行则怕企业“假死”，例如，将房产抵押物虚假过户给亲朋，企业主仅缴纳交易税；将一些司法上已判决拍卖的房产抵押物，提前以5年期、10年期租赁出去；迅速在境外成立空壳公司或借用他人公司，以出口订单形式一笔笔汇出货款，扣除“帮忙费”后剩余“货款”归自己账下。

此时是地方政府及金融管理部门发挥“守夜人”作用的时候。

浙江省政府下发了《关于有效化解企业资金链担保链风险，加快银行不良资产处置的意见》，对企业做了分类：对于主业经营良好、暂时出现资金链紧张的企业，要协调银行
跌。

图3 融资性担保业及银担合作情况
数据来源：银监会（截至2012年末）
他对资金链、担保链风险的突出强调并非没有由头，此前温州部分企业过分融资，将资金投向房地产、矿产及部分产能过剩行业（如造船、光伏），“投资热钱化”和“产业空心化”问题严重。

这种投资冲动全国都存在。

最近，工商银行对1.9万户小企业样本的分析显示，财务费用比主营业务收入年均增幅高出30%，这说明小企业的融资能力还是大大超过盈利能力。

图4 企业的主营业务和财务费用的年均增长情况 [4]
数据来源：中国金融杂志
图5是浙江负债率前20名的上市公司，负债率最高的达到93%，最低60%，此外浙江非上市企业负债率也普遍偏高，有一半负债率都在70%以上。

这在全国（60%左右）乃至国际上都处于较高水平，难以持续。

银行信贷与民间借贷息息相关。

银行信贷成本虽然略高，但还可以接受，出问题的企业主要是因为民间借贷成本过高。

为什么在有银行信贷的情况下还进行民间借贷呢？因为这些企业认为其所投资的项目的收益足以偿还民间借贷的利率，这是他们对前景的误判。

现在温州地区民间借贷的年化利率那么高，在房地产价格不能继续上扬的情况下很难有项目能实现这样的高收益。

产业转型升级步伐跟不上，企业预期回报难以实现，陷入困境就难以避免了。

图5 A股浙江上市公司2012年上半年负债率前20名
数据来源：《浙商》2012年
最后讲一下银行的角色。

银行的内部信贷审批环节存在把担保异化为一个责任推诿工具的现象。

对此银行也在反思，工行首席风险官魏国雄在最新的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银行信贷风险管理的反思》，《中国金融》2014年11期）中说：“风险防控主要靠担保，甚至把担保当成判断风险和融资决策的主要依据，不仅接受担保公司担保，还接受企业互保联保等无实际意义的担保。

”，“存在实际风险管理被形式上合规操作替代的问题。

”这两段话指出的问题了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同时，也存在羊群效应，如长三角地区或者浙江地区效益好，大家都去开设机构，内部切分信贷额度时都向长三角倾斜，结果造成信贷过剩。

用“热钱（热岛）效应”角度分析：全国银行连续20多年把20-25%的信贷资源投向长三角区域，类似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前的热钱流入泰国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

对个体银行来说，这是符合商业原则的理性行为，但是“羊群”效应的结果是使得长三角区域杠杆过高，遭遇“三期叠加”周期性后，问题比其他区域更加严重，导致了“集体非理性”。

这样的成因国内其他区域不具备，因此这次危机不具备全国性。

也有人抱怨银行基层的道德风险问题。

这也是比较严重的问题。

从整体上
各银行上报的，一种是地方政府上报的，还有一种第三方调查的，互相之间有一定差别。

有的可能会偏小，有的数据可能偏大。

我觉得实际数据应该介于这两者之间。

虽然现在的风险已经不局限于长三角地区，在山东、山西等省份都存在，但总体上风险还是可控的。

如何摆正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中已经论述很清楚了，市场能做的事还是让市场去做。

对区域互保联保风险的化解还是要立足契约与法制，处理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在继续改革和发展中化解。

但是，这并不排斥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在出现危机时承担“守夜人”的责任，进行危机救助。

长三角区域是全国最富裕的地区（类似欧债危机中的欧洲），要立足于地方自我消化、自我解决。

这个地区民间资本存量在全国居于前列，是有足够能力应对互保联保风险的。

目前看，出资或资助组建担保公司或信用保证保险公司，承接互保联保业务，稳定区域内系统性重要企业，是可行的方案之一。

这样可及时切断传导链，防止蔓延。

此外抓紧调整产业结构，用新的增长点改善区域景气预期。

地方政府该出手时还得出手，该减免税负的时候，还得平衡一下。

中央已经通过至少两个渠道对长三角地区进行了援助。

一是全国性银行动用全国积累的风险拨备核销长三角地区的不良资产；二是中央和地方税收分成和转移支付也可能受到区域风险状况影响。

“银行和企业的关系”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

过去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的关系很紧密。

现在在浙江，在中国市场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上市银行和民营企业通过互保也使得关系变得非常紧密。

这种银企关系涉及到公司治理、法治以及边界的问题。

今后可探讨新形势下银企关系，区分“控制导向型”和“市场导向型”银企关系下治理模式和外部信息获取模式。

在长三角互保联保风险中，有一些银行表现出良好的风险管理能力，未进入或及时退出了相关业务和行业，没有出现全军覆没的现象，这也是值得欣慰的，说明银行之间还是存在差异化竞争的，也说明党和政府大力推进的深化金融改革的措施是有成效的，方向是正确的。

今后要继续推动有关改革措施落地和落实，事先防范风险，减少事后责任推诿。

总体来看，互保联保风险已经从急性发作转入慢性治疗，风险总体可控，尚不构成全国性、系统性的问题，但已经出现严重问题的地区应采取有力措施化解风险。

（作者系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副所长。

本文为作者在中国金融四十人•青年论坛第56期双周内部研讨会的主题演讲，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秘书处整理，经作者审核。

）
注：
[1]根据2013年12月末开展的企业担保情况专项调查，共涉及温州辖内14家较大型的商业银行，200名对公客户经理，3117个企业贷款户，企业贷款余额486亿元。

[2]2012年末，兰溪永康上回担保链风险爆发。

亚太系企业订单下滑，现金流减少；万通系中盛世游艇发展豪华游艇项目，销售额非常不理想。

而通过多年的扩张性融资，两家集团共在13家银行累计获得风险敞口31315万元。

[3]“三期”指：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和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
[4]财务费用年均增长39.59%，比主营业务收入年均增幅高20.1个百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