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史·研究史·学术史

学科史·研究史·学术史

国学与古代文学并非等同的二者,而是具有相同相近的因子而又各自独立的学术载体。从学科史来看,在中国传统的学术领域,两者并没有明确的分野,只是到了近代的学术科目,才有了相对“西学”的“国学”,有了文、史、哲相结合相沟通到古代文学的区分。从研究史来看,国学虽然有词章之学,但其主体为考据之学、义理之学、经世之学,而古代文学虽离不开文学文献学和文学史学,但其重点在诗赋论、词曲论、小说论、文论,重在古代文学的美学、趣味和鉴赏。从学术史来看,国学是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诸多知识系统和方法系统,甚至包括某些自然科学领域中科学学说和方法论的考镜源流、分源别派,而古代文学则仅就文学方面的知识系统和方法系统,历史地呈现其文学思想、文学流派和文学方法等方面历史血脉的延续与走向。在未来的学术构架中,国学与古代文学的联系同样广泛,并且在研究方面会有更多的互为依存与互为影响。

至于古代文学的学科脉络就清晰得多。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文学”一词最早出自《论语》，指孔门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之一。“文学”这个词原指古代的典籍。汉朝对“文学”的理解有了变化，是指学术，“文学”就是儒学。而且，律令、军法、章程、礼仪，也都属于“文学”的范畴。此外，汉代在“文学”之外另有“文章”这个词，指学术之外的词章。正因为如此，章炳麟在《国故论衡·文学论略》说:“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在他的眼里，文学是一切书面行为和作品的统称，几乎等于现在所说的学问或文化。历史告诉我们:“中国古代并没有严格划出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没有确立纯文学的观念。古代所谓文学，一方面容纳了在我们看来不属于文学的一些体裁，另一方面又没有把我们认为是文学的一些体裁包括进去。” (15)而现代以来，文学是指以语言文字为工具，以不同的形式，形象化地反映客观现实，表现内心情感和再现社会生活的作品，包括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而古代文学则是一个断代概念，即指中国自有文学以来至古代社会结束的整个历史时期的作品，研究与教学古代文学作品成为一个独立学科。在我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专业设置按“学科门类”、“学科大类”(一级学科)、“专业”(二级学科)三个层次来设置。按照国家1997年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分为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军事学和管理学几大门类，每大门类下设若干一级学科，一级学科下再设若干二级学科。根据这份目录，文学又分为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学和艺术学等四个一级学科。在中国语言文学之下，中国古代文学与文艺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同为二级学科。由此可见，中国古代文学的学科地位是清楚而稳固的。

通过以上分析，从学科史的角度，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国学概念的不确定性，其内容和内涵的广泛性，使其虽经三次“国学热”，但学科归属与学科地位仍未确立。而古代文学，由于其指向明确，范畴集中，其学科归属与学科地位也就得到公认。目前，虽然对国学的认识各有不同，但从文献方面来考量，古代文学也属于国学的一部分。而国学对于古代文学的采纳与看待，却又与古代文学学科

大相径庭。

二

前面我们谈到，作为学科史，国学与古代文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从研究史的角度来剖析，两者同样存在着分野。

首先，来看研究的范围。国学研究的对象，曾国藩《圣哲画像记》云:“姚姬传氏言学问之途有三:曰义理、曰词章、曰考据。戴东原氏亦以为言。”也就是说，姚鼐分为“考据之学”、“义理之学”、“词章之学”，戴震也持此说。曾国藩则增加“经世之学”，使其成为“四门”。而这“四门”，“考据之学”是治学的工具，考辨事物的本真，包括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辨伪学、辑佚学、文字学、声韵学、训诂学等。“义理之学”是成德的根本、修正明道的径道，包括经学、子学、玄学、佛学、理学、哲学、宗教等。“经世之学”是致用的方术、立人安人的要略，包括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史学、地学、兵学、农学、工学、商学、医学、数学等。“词章之学”是情感的抒发、游艺求美的表现，包括诗学、词学、曲学、文章学、小说学、俗文学等。(16)古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如果从孔子整理“诗三百”开始计算，也已经有两千五百多年的时间。不过，初期由于对文学的理解与现代不同，其研究是朦胧的、不自觉的，也难以说完全是文学的。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按照其作品类别的主体，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先秦时期，或称之为诗骚时期；秦汉至唐代中叶，或称之为诗赋时期；唐中叶至元末，或称之为词曲、话本时期；明初至‘五四’运动，或称之为传奇与长篇小说时期。”(17)从这一观念出发，古代文学研究的范围主要是诗赋、词曲、小说、文章，当然也包括俗文学、戏剧的案头之作。很显然，根据上述界定，国学的“词章之学”，就是古代文学研究的范围。不过，两者同样还有其他的“纠结”之处。例如:古代文学与“考据之学”的交织，就形成了“中国文学文献学”。“中国文学文献学是以中国文学文献为对象，以目录学的原理为基础，并运用版本、刻印、校勘、辨伪、注释、编纂等知识和检索的理论与方法，研究组织和检索中国文学文献的工作规律和方法的学科。它的内容核心是中国文学文献和书目，也就是中国文学文献的内容和目录学的结合。”(18)古代文学与“经世之学”中的史学结合起来，就有了“文学史”和“文学史学”。“文学史乃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具体说，是文化史的一个分支。文学史论著是史学著作的一个种类。文学史的研究对象是历代的文学，其本身却属于史学。文学史学作为对文学史这门学问(学科)的研究，则应该对应于史学理论，对应于历史哲学中作为知识论的那一部分。”(19)像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

其次，我们看看两者的研究方法。高仲华提出的国学研究法有十个方面:(1)明体系:明白由“四门之学”组成的国学体系。(2)立根基:精研《论语》、《孟子》、《荀子》、《礼记》、《左传》、《史记》、《毛诗》、《昭明文选》、《文心雕龙》、《说文解字》，以奠定求学根基。(3)识途径:由良师益友、群书目录，以得治学研究的途径。(4)觅资料:由专科目录、古器物等，获得研究的资料。(5)研文字:通文字、声韵、训诂。(6)勤考订:辨资料真伪，懂得校勘。(7)探事理:根据事物，探索事理，以知人论世之法着手。(8)寻悟解:以归纳法求义理，以综合法提纲领，以分析法阐精徽，以比较法别异同，以贯通法明因果，以譬喻法助点化，以演绎法开境界，由格物致知而内圣外王。(9)求体验:尝试、实践、匡谬、证道。(10)合天人:使诚、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