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金股利影响因素 文献综述

我国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影响因素文献综述学号：姓名：2017年 10月10日我国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影响因素文献综述股利政策一直是上市公司财务管理的重要环节之一，长期以来也是公司财务领域的研究热点和难点。

早在1976年被称之为“股利之谜”，围绕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研究结论层出不穷。

本文通过综合了国内外相关学者的观点，现将我国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综述如下：1公司财务状况Lintner(1956)[1]在分别属于不同行业的 600 家企业中挑选了28 家作为研究样本。

他利用问卷调查的方法调查了高管们制定现金股利政策时所考虑的因素，最后得出的结论有：企业为了保持稳定的股利政策，在利润是暂时性的波动的情况下，经营者一般不会改变既定的股利政策，除非管理层预计利润的波动是长期的、持续性的，否则他们不会改变既定的股利支付水平。

公司的财务状况对现金股利分配是有影响的。

刘星、李豫湘、杨秀苔(1997)[2]最早采用实证分析法深入研究了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

他们以 1992 或 1993 年的 30 家沪深两地上市公司为数据样本，运用典则相关分析法及因子分析法对影响股利政策的因素进行检验，认为影响我国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主要因素及其重要性排序为：公司投资价值、盈利能力、公司长远发展信心和公司资产流动性。

在排序过程中，作者把公司的财务状况有关的盈利能力放在了第二位的位置。

吕长江和王克敏（1999）[3]选取了沪深两市 1996、1997、1998 年度支付现金股利的 372 家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双步骤分析法（因子分析法和逐步回归分析法）进行分析研究，研究发现公司的所有者权益、盈利水平和财务数据指标，比如：流动性指标、资产负债率等因素对我们国家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有重要的影响。

此外，现金股利的支付水平也会受股票股利金额影响。

杨淑娥等（2000）[4]选取了 1997 年我国上市公司中纯现金股利（54 家）、纯股票股利（16 家）、纯资本公积金转增（20 家）的 90 家 A 股上市公司，运用逐步筛选法分析了三种股利分配方式的影响因素，实证结果表明：企业的货币资金的多少和每股未分配利润直接影响现金股利支付情况；此外，货币资金越多、每股未分配利润越多，现金股利支付水平越高。

刘淑莲和胡燕鸿（2003）[5]从 2002 年 6 月沪深两市的 1179 公司中按照 25%的比例随机选取了 299 家公司为样本，采用分类统计和回归分析方法，研究发现：中国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和决策当期的每股收益和资产规模呈正相关，与资产负债率呈负相关。

2 股权结构原红旗(2001)[6]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以1994-1997年分配股利的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结论发现:中国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政策实际上是代理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的产物，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存在通过现金股利从上市公司转移现金的行为，上市公司对以股票股利形式留于企业的资金存在浪费现象，规模小的公司倾向于选择股票股利，而规模大的公司倾向于选择现金股利，债务协议约束现金股利的情形在中国并不存在。

吕长江、王克敏(2002)[7]收集了沪深两市1997-1999年231家上市公司数据样本，采用三年数据的平均值作为变量的计算依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实证研究，认为公司股利政策与管理权比例有因果关系，股利支付率越高的公司，其管理权比例通常也比较低;公司资产负债率越高，其股利支付率就越低，公司股利支付率越高，其资产负债率越低，即上市公司一般不通过债务资金而主要通过权益资金支付现金股利。

此外，上市公司股利支付水平受管理股权影响，管理股权比例越高，股利支付率越低，管理股权对降低我国上市公司代理成本有推动作用。

伍利娜等(2003)[8]年利用2000一 2001年的上市公司作为样本总体，还用Logistic模型探求上市公司“异常高派现”的影响因素。

研究发现:公司股本规模、流通股比例、大股东中证券投资基金个数、上市公司净资产收益率(ROE)是否接近配股达标线区间、公司的上市年限、上市公司当年是否发放股票股利或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均是“异常高派现”的显著影响因素。

阎大颖(2004)[9]的研究结果表明，股权流通性与派现能力有关，股权流通性越低的公司派现的可能性越大，大股东的控制能力越强，公司派现的倾向性就越明显。

继而得出结论认为，非流通控股股东进行“圈钱”是造成上市公司热衷于派现的重要原因。

3公司治理结构吕长江和周县华(2005）[10]选取2001-2002年1043个上市公司的截面数据，运用因子分析和回归分析，研究发现:(1)股利支付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呈倒“U”型关系;(2)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董事薪金以及董事会主席、监事会主席持股比例与现金股利正相关。

此外，作者对我国资本市场存在的一些特殊现象展开研究，发现其中比较突出的是代理成本问题和利益输送现象，而集团控制公司集中表现为代理成本问题比较突出，而政府掌握最终控制权的公司则存在大股东侵占中小股东利益进行利益输送现象的现象。

易颜新、柯大钢、张晓(2006)[11]以2003-2004年所有分配股利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股东财富效应。

研究表明:(1)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现金股利支付率呈倒U型关系，第二至第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现金股利支付率正相关;(2)销售净利率、权益报酬率与现金股利支付率负相关;(3)股票股利分配方案会给流通股股东带来短期的超额收益;(4）股票股利给流通股股东带来的收益远远大于现金股利的收益，非流通股现金股利收希率显著高于流通股现金股利收益率，前者是后者的十倍左右。

党红(2008)[12]选取了在2005年底之前完成股权分置改革的234个上市公司为样本，观测其2004, 2005, 2006年度的数据，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来检验股改前后影响现金股利的股权结构变量和董事会变量是否发生了变化，研究表明:股改前后影响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支付水平的股权结构变量并没有发生变化，我国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尚未成为全流通资本市场上降低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代理成本的工具。

4股权激励研究学者对高管股权激励与现金股利支付之间关系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

肖淑芳和喻梦颖(2009)[13]研究了股权激励对股利分配的影响，提出现金股利以及送转股都可以实现降低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目的，提高管理层获益，从而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方案的落实对股利分配有正向影响。

然而，我国股权激励领域部分学者主张股权激励与现金股利之间呈负相关关系。

吕长江和张海平(2012)[14]选取2006-2009年底披露股权激励计划并有效实施的80家上市公司作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股权激励对股利分配政策产生负向影响，表现在: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方案实施后，公司股利支付水平较方案实施前显著降低;股权激励公司与非股权激励公司相比，股利支付水平相对较低;将股权激励区分为激励性质的股权激励与福利性质的股权激励，二者对股利政策的影响并不相同，福利型股权激励往往更易导致管理者机会主义行为，从而降低股利支付水平。

5管理者过度自信应惟伟，居未伟等（2017）[15]以2008--2014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管理者过度自信导致公司减少现金股利发放，并且这种效应在融资约束严重、过度投资水平高的公司中更为强烈。

本文发现，上市公司管理者过度自信程度越高，公司发放现金股利的力度和意愿越小。

作者进一步考察了管理者过度自信减少现金股利的行为动机，发现在融资约束严重和过度投资水平较高的公司中管理者过度自信减少现金股利发放的效果更为强烈，这表明管理者会基于降低融资成本和扩大过度投资的考虑进行相应的现金股利决策。

6文献述评综上所述，通过对国内外文献的梳理，可以看出在研究我国上市房地产公司财务风险评价时，从公司财务状况、股权结构、公司治理结构、股权激励，管理者过度自信等方面研究，分别有各自的评价重点，也有不同的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主要是用实证研究的方法，也有个别利用案例研究的方法。

研究范围是有的从中国和外国角度分别研究，有的专门集中于某个行业研究。

遗憾的是，虽然研究成果很多，目前国内学术界尚未得出一套能对我国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分配各种独特现象解释性强的、系统的现金股利政策理论，有待进一步研究。

主要参考文献[1] Lintner ,J.. Distribution of Incomes of Corporation among Dividends, Retained Earnings and Taxe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46, May 1956: 97‐113.[2]刘星，李豫湘. 灰色关联度评价法在股利政策相关因素分析中的应用[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1998,(9):19‐24.[3]吕长江，王克敏.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1999,(12) :31‐39.[4]杨淑娥，王勇，白革萍.我国股利分配政策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会计研究,2000,(2): 31‐34.[5]刘淑莲，胡燕鸿.中国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实证分析[J].会计研究,2003,(4) :29‐35.[6]原红旗.中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分析财经研究[J].2001,(03):33-41.[7]吕长江，王克敏.上市公司资本结构、股利分配及管理股权比例相互作用机制研究[J].会计研究，2002,(03):39-48.[8}伍利娜，高强，彭燕.中国上市公司“异常高派现”影响因素研究[J].经济科学，2003,(0 1):31-42.[9]阎大颖.中国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价值取向对股利政策影响的实证研究[[J].南开经济研究，2004,(06):94-105.[10]吕长江，周县华.公司治理结构与股利分配动机一一基于代理成本和利益侵占的分析[J].南开管理评论，2005,(3) :9-17.[11]易颜新，柯大钢，张晓.股利政策的股东财富效应:来白中国股市的经验证据[J].南开管理评论，2006,(9-2):4-10.[12]党红.关于股改前后现金股利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J].会计研究，2008,(6):63-71.[13]肖淑芳，喻梦颖.股权激励与股利分配—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会计研究，2 012,(8):49-57.[14]吕长江，张海平.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对股利分配政策的影响[J]..管理世界，2012，(1 1):133一143.[15]应惟伟，居未伟，封斌斌.管理者过度自信与公司现金股利决策[J].预测，2017,(01):6 5-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