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传播能力

前人对跨文化传播能力的研究，大致包括这三个方面：第一个是为什么要研究跨文化传播的能力？第二，跨文化传播能力是什么？第三，如何适应跨文化传播或进行有效的跨文化传播？

传播活动中，如果讯息的发出者和接受者来自不同的文化，也就是说当讯息在一种文化环境中被编码，而在另一种文化环境中被解码，此时跨文化传播就发生了。当讯息在不同文化环境下被编码和解码时，有可能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意义误差。文化差异，影响人们互相准确理解，跨文化传播就达不到理想效果。文化冲突等跨文化传播的困难出现了。人们希望成为更好、更出色、更成功的跨文化传播者。所以跨文化传播的能力就成了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很重要的部分。

跨文化传播学研究最初的侧重点是在霍尔原有的经验模型基础上，对有效沟通的实践方面进行实地测量。学者们最先关注的是跨文化传播行为的有效性和个人在异文化环境下的活动能力，他们主要从这两方面为跨文化传播的能力进行界定和研究。他们认为跨文化传播能力是一种通过学习和训练可以不断提高的能力。比如说外语能力，教育能力，推销能力等。

1978年，哈默等学者通过对在异文化环境中生活的人的经历分析，确定了跨文化传播能力的三个尺度：应付心理压力的能力，有效交流的能力，建立人际关系的能力等三方面的能力。

1984年，学者哈默首次提出了“跨文化传播能力”这样的术语。直到1989年《跨文化关系国际期刊》也出版了有关能力的专刊。当时跨文化传播能力这个术语作为跨文化传播结果的代表领域开始引发了广泛的注意和使用。有很多研究跨文化传播结果领域的学者自觉地用“跨文化传播能力”来界定自己所研究的领域。和“跨文化传播能力”这个术语并行的还有一个术语是“跨文化传播效力”，但后来学者更多的还是用“能力”来界定自己研究的领域。

之后，在1989年，学者鲁本在以往的研究的基础上，将跨文化传播能力又归纳为积极的人际关系能力，信息传递能力和依从获取能力等三方面的界定。

后来，学者考斯特和奥莱贝在鲁本提出的模型上发展出了测量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以下八个方面的标准。这样，对跨文化传播能力的界定和研究更加的完善和更加细化。

在跨文化传播中，如果传播者能以适应传播的情景和人际关系的恰当方式达到目标，就被认为具有跨文化传播能力。

提高跨文化传播能力主要从动机，知识和技巧等三个方面来进行研究。

动机是跨文化传播行为的目的，人的任何行为都是由动机引发，跨文化传播总是要达到一个具体的，一定的目的，所以基本上都是有意识的行为。有意识的动机决定人们的跨文化传播行为，动机增强，跨文化传播能力也会随着增强。所以需要增强或达到高水平的跨文化传播动机。这需要我们做到以下四点：目标确认，得失比评估，效能导向和增强自信。

目标确认：如果像《需要做什么？》，《能够做什么？》，《目标是什么？》这样一类问题提出的越明确，传播目的就越强烈。

得失比评估：每一种传播活动都会有一定的付出和获得，采取某一行动的可能获益对可能代价来说越大，采取这一传播行动的动机就越强烈。所以，传播者可以通过权衡得失来选择跨文化传播行动。

效能导向：传播者应该尽量向自己擅长的领域靠近。

增强自信：自信心越强，传播的动机越强。自信心来自经验和个人特点。因此，应该，有意识地积累和总结传播经验。这样，可以进一步增强跨文化传播动机。

知识，它指的是实现有效跨文化传播需要做什么的认识。它包括语言及非语言知识，对人的认知过程及其与跨文化传播效力的关系的认识和对文化共性和文化特性的认识。

语言及非语言知识：文化是借助语言和非语言来承载的，传播也是通过语言和非语言符号来进行。所以要学习语言和非语言知识。

对人的认知过程及其与跨文化传播效力的关系的认识：文化不同，人们对事物的归义和评价很可能有很大差异。在跨文化传播环境下，因此在跨文化传播中应当尽可能充分地进行观察，培养对新信息的敏感性和对差异性的承受能力，尽量从对方的文化背景中寻求归义。

对文化共性和文化特性的认识：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应该认识对方的文化，包括价值信仰体系，社会组织结构以及文化差异导致的传播方式的差异等等。

技巧所指的是为实现有效和适当传播所实施的行动。它包含创造新分类，容忍模糊，神入和适应性传播等四个部分。

创造新分类：分类是认识事物的一种方式，创造新分类有助于对事物的精准认识。

容忍模糊：在跨文化传播中常常会遇到缺乏大量必要信息的情况，此时，应尽量保持自我控制，避免情绪化反应，最大程度地减少心理不适。

神入：就是在想象中把自己置于对方的位置，从对方的眼光看世界。

适应性传播：就是在传播中有意识地以对方为中心，增强合作表现和互动管理，同时在传播中不断确定个人身份。

跨文化传播能力方面国内的研究都有：广告，影视作品的国际本土化、本

土国际化；国家形象的研究、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国际传播；国际汉语教师培养；民族志研究等方面。

在对跨文化传播能力这一领域，做了历时性的研究的之后，我们小组将跨文化传播能力的研究界定为两个方面：第一，是认识层面，要求我们对跨文化传播现象进行理解并做本质的挖掘；第二，是运用层面，要求我们可以运用跨文化传播能力，产生跨文化传播行为，并力求适应或者有效。

基于以上的界定我们确定了整体的研究思路：要观察一个或一系列有效的或适应的跨文化传播现象，分析现象本质，并进一步探索跨文化传播能力在大数据时代下的运用，并做批判性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