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宣怀严办金融贪污大案

盛宣怀严办金融贪污大案
“甲午战争后，作为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曾被清廷寄予厚望。

镇江分行负责人尹稚山利用其兼任该地官银号（旧式金融机构，主要为各地海关征收关税）负责人的便利，大肆侵吞镇江海关的税款，制造了轰动一时的尹稚山亏蚀案。

此案十分复杂，时任中国铁路总公司督办的盛宣怀奉命督查严办，最终水落石出。

”
亏蚀大案事发镇江
镇江绅商尹德坤在中国通商银行开办之际，认购该行股份1005股。

1897年农历7月，盛宣怀委派他开办中国通商银行镇江分行（以下简称镇行）。

不久，尹德坤让其胞侄尹稚山全权负责镇行的业务经营。

镇江关税的征收工作原来由专人进行，郭道直任道台后，尹稚山向他建议设立官银号，作为征税机关。

郭道直采纳了这一建议，开设裕通官银号，由尹稚山任总理。

他一手操纵了镇江关税款的征收、存储和汇兑权。

利用这种便利条件，他将大量税款挪为己用。

郭道直先后将50余万两税款存于镇行，结果被尹稚山亏蚀殆尽。

1904年8月底，尹稚山病死，盛宣怀派往镇行的查帐人员发现了破绽。

盛宣怀乃下令镇行停业整顿，并迅速将图印收回。

不久，郭道直出面宣称，镇行交给总行帐目为伪帐，尹稚山实际亏欠镇江关税款达50余万两。

盛宣怀严厉指责郭道直另开官银号，乃不信任中国通商银行之举，并对郭隐瞒其开设官银号并存巨款于镇行一事深为不满。

对郭所提的50余万两的数目，盛宣怀只同意赔偿帐目上所记录的7万余两，其余一概不予承认。

盛宣怀就此案写信给江苏巡抚兼署两江总督端方，对案件的责任和赔偿问题提出意见。

盛认为，此案虽由尹稚山引起，但郭道直对尹过于信任，负有重大责任。

他提议，先将尹稚山家产全部查封，所追产业价值达到20万两之后进行开彩，以开彩所得偿还亏款。

端方则认为，郭道直与尹稚山并非私相授受，责任完全在中国通商银行。

他催促中国通商银行赶紧将镇江关存款还清，否则他将向朝廷参奏。

端方还根据郭道直的报告，开出53万两的赔偿数目。

在端方的压力下，盛宣怀最终答应赔偿41.3万两。

全力追踪查封尹产
在追查尹产的过程中，端方全力支持盛宣怀，命令所属州县的有关官员，会同盛宣怀所派的查办委员将尹稚山和尹德坤的家产一一查封。

查办委员首先将尹稚山在通州如皋县的吉公和典当铺查封。

知县胡廷琛传讯吉公和典当铺负责人尹铁琴，尹到县衙后立即被看管起来。

胡廷琛随即带领衙役奔赴吉公和典当铺，将前后门把守，命令该典当铺副管事（相当于副经理）韩位东交出帐簿。

胡下令将各房门全部锁上，派衙役在典当铺墙外昼夜巡逻看守。

但不久，该典当铺首饰被窃。

应盛宣怀的请求，端方命令胡廷琛限期破案，否则将其撤职并令其承担赔偿责任。

为保住官职，胡廷琛赔钱5000余串。

与此同时，盛宣怀另派3名查办委员前往扬州江都、甘泉等县，会同当地衙役将尹稚山的四所房屋、三处油坊和一处盐场查封。

尹稚山家的总管董翰春在尹家服务20余年，查办委员认为他熟知尹家底细，必定将尹家产业隐匿起来。

为此，他们将董送交江都县衙。

盛宣怀令江都县令朱枚对董严厉讯问，若董不肯交代，即提解上海讯问。

董最终供出尹稚山尚有田产1600亩，田契在尹德坤处，但尹因欠积谷（用于赈济的粮食）公款，已将田契作了抵押品。

盛宣怀本打算让朱枚在10日之内将该田契追缴，但朱提出，须先将尹德坤所欠的积谷款项偿清，才能追缴被押的田契。

在查封尹稚山家产的过程中，盛宣怀派人密切监视尹德坤的举动，但尹还是寻机逃走。

盛宣怀乃一面查封尹德坤的家产，一面对尹进行通缉。

但尹氏是地方大户，与当地很多官员沾亲带故，所以尹德坤在逃跑的过程中得到大量的暗中保护。

为此，盛宣怀请新任两江总督周馥命令有关府县官员缉拿尹德坤。

此外，查办委员打听到尹稚山死后镇行尚存20余万银元，被尹德坤转移至尹稚山所开的乾元豫钱庄。

于是盛宣怀下令将该钱庄经理黄雨卿捉拿到案。

因黄拒不承认该笔款子，盛宣怀乃下令将其押解至上海。

深查胡氏隐匿金饰
查办委员丁汉云向盛宣怀禀告，尹稚山之妻胡氏手中的金银首饰价值10万余两，已被其寄存在亲戚家中。

同时，某些侨居扬州的官绅也面告盛宣怀，尹稚山的财产一直由胡氏掌管，而胡氏挥金如土，尹稚山亏挪的公款有半数在她手中，达20万两之多。

为此，盛宣怀下令追索胡氏手中的金银首饰。

不久，胡氏及其弟胡泽之被捉拿到案。

盛宣怀指示江都县令朱枚，若胡氏不吐实情，
可先对胡泽之施以刑讯，务必要让胡氏招供。

胡氏和胡泽之拒不承认藏匿赃款。

为使胡氏交代实情，查办委员可谓使尽手段。

他们探知，尹稚山的胞叔尹厚庵与胡氏不和睦，于是采取以毒攻毒的手段，买通尹厚庵，指使他揭发胡氏隐匿财产之事。

他们带领尹厚庵私访胡氏可能隐匿财产之地，并购买线人，查明胡氏都是在深夜将财产搬运出去的。

他们还鼓动尹稚山的小妾曹氏出来指认一些财物藏匿之地。

另外，查办委员严国均充当“好人”，多次到女子监狱对胡氏进行骗供。

在查办委员的软硬兼施下，胡氏曾在狱中哭泣一昼夜，次日午间又昏厥过一个时辰。

朱枚向盛宣怀报告，他已派人验明胡氏病情属实，请求将其保外医治。

盛宣怀命令查办委员核实胡氏的病情，结果查明，胡氏实为装病。

盛宣怀指示查办委员，尹稚山死有余辜，胡氏不得称命妇，若她再不吐露实情，务必将其转押苏州进行严厉讯问。

在采用刑讯的威逼下，胡氏最终交代，她将部分财物隐匿在亲戚钱小衡家。

查办委员立刻会同衙役将钱小衡及其妻朱氏捉拿到案，钱小衡对此事供认不讳，但声称财物已被其妻朱氏转移，朱氏有外遇，已将这些财物搬至其姘夫家中。

查办委员使用重刑逼钱氏夫妇交出财物，导致钱小衡在狱中服毒自杀。

朱氏请出两人前往苏州巡抚衙门控告中国通商银行，而其中一人又找来一日本人出面，声称与钱小衡在扬州合开布店。

查办委员恐事态扩大，向盛宣怀建议对朱氏一案迅速予以了结，获得盛的批准。

不久，朱氏由其亲友缴纳2400元而获释。

在胡氏隐匿金珠案中，中国通商银行前后追得财物的价值总计3万余元，除去查办委员的费用，还剩2万元。

开彩摊赔双管齐下
在追查尹产的同时，盛宣怀积极进行开彩活动的准备。

该项开彩活动具体由公益堂承办。

彩票共5万张，每张价格8元。

彩均为被查封的尹氏物产，并不是现银，共分十个等次。

其中，头彩仅一张，价值8万元，包括尹氏在扬州城内价值3.5万元的一所住宅和城外价值4.5万元的一所油坊。

二彩（即二等彩票，后文的三彩、十彩类同）有两张，各值3万元。

三彩也有两张，各值1万元。

价值最小的十彩有60张，每张仅值一件棉夹单纱衣。

在盛宣怀和周馥的共同操持下，彩票主要由中国通商银行、郭道直以及江苏的各级官署认购，部分商社团体也参与了此次认购。

出售彩票所得总共为鹰洋（由墨西哥传来的银元）和龙洋（中国自铸的银元）34万余元，合规元（银两在上海的计量称呼）22.95
万两。

开彩之日为1905年农历7月26日。

头彩被一名徽商所得。

中国通商银行的运气也不错，共得彩5万余元。

按照以前的协定，尹稚山所亏欠的镇江关存款41.3万两先用销售彩票所得弥补，不足之数再由中国通商银行和镇江关道分年分摊。

销售彩票所得实为22.95万两，尚缺18.35万两。

为此，盛宣怀提出，郭道直应先将其当初在41万余两存款项下所获的利息5万两归还。

周馥最终裁定：镇江关亏空款余下的部分由中国通商银行分年摊完，以11年为期，共赔11万两。

从此案的结果可以看出中国通商银行早期运作中的弊病及生存环境的恶劣。

该行总行对分行人员的使用完全是“唯财是用”，且又缺乏有效的管理和监督，以至某些分行亏空巨款而浑然不知。

但盛宣怀办理此案还是严厉的，并用开彩票的办法弥补亏损，从中可见一代官商盛宣怀的过人之处。

考察中国通商银行尹稚山亏蚀案的前因后果，对我们认识和解决当今的一些金融案件也不无裨益。

盛宣怀简介
盛宣怀（1844～1916）江苏武进人。

1870年经杨宗濂推荐入李鸿章幕府，任行营内文案兼营务处会办。

1872年被委为会办，参加创办轮船招商局。

1885年升任该局督办。

1875年他又任湖北开采煤铁督办；1880年在天津创办电报总局，任总办；1893年在上海筹办华盛纺织总厂，任督办。

1896年，他还受清政府委任督办中国铁路总公司，创办中国通商银行。

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时，盛宣怀应刘坤一、张之洞之邀，于1900年与各国驻沪领事商订《东南互保章程》。

次年，授工部左侍郎、会办商约大臣。

1907年奉召进京，次年授邮传部右侍郎。

1911年初（宣统二年底），授邮传部尚书，旋改称邮传部大臣。

辛亥武昌起义后，被革职，在外国公使保护下逃亡日本。

辛亥革命后，盛宣怀在政治上已无地位，但仍有经济实力。

1916年，在上海病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