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至1990年的美国诗歌

1945年至1990年的美国诗歌：反传统潮流2008.05.03伊丽莎白•毕肖普（美联社图片）(此为《美国文学纲要》（Outline of American Literature）修订本第七章，由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翻译。

)作者：凯瑟琳•文斯潘克仁（Kathryn VanSpanckeren）对于20世纪下半叶的许多美国诗人而言，传统的形式与思想似乎不再具有意义。

二战结束后的事件使许多作家萌生出历史断裂感：每个动作、每种情感和每一时刻都被视作独一无二。

风格和形式似乎普遍具有随机性，反映了创作过程和作者的自我意识。

熟悉的表达类型受到怀疑；独创性成为新的传统。

1957年，法院在涉及艾伦•金斯伯格（Allen Ginsberg）的诗歌《嚎叫》（Howl）的案件中裁定该作品并不属于淫秽出版物，使反传统趋势的影响迅速扩大。

该案件的起因是《嚎叫》被旧金山海关扣押，出版商劳伦斯•弗林盖蒂（Lawrence Ferlinghetti）的城市之光书店（City Lights）提起诉讼。

在那起臭名昭著的诉讼案件中，知名评论家以《嚎叫》具有救赎的文学价值为理由捍卫它对社会提出的激烈批判。

最后海关败诉，叛逆的“垮掉的一代”（Beat）诗人一举成名，尤其是金斯伯格及其友人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及威廉•巴勒斯（William Burroughs）。

形成美国这种离析感的历史缘由并不难找。

二战本身、现代大城市中人与人之间的陌生感和大肆消费、20世纪60年代的抗议运动、延续10年的越南战争、冷战、环境威胁等各类冲击都对美国文化产生了影响。

然而，对美国社会转型影响最大的要属大众媒体和大众文化的兴起。

首先是广播，后来是电影，再后是威力巨大、无处不在的电视机，都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人的生活。

过去，美国文化是小范围的知识精英文化，其基本形式是书本和阅读，现在则转变为以广播、音乐磁带和光盘、电影及电视荧屏画面为主要形式的媒体文化。

大众媒体和电子科技对美国诗歌产生了直接影响。

人们可以获得诗歌朗诵和诗人访谈的影片、录像及磁带，新的廉价印刷方法也鼓舞年轻诗人自行出版作品，青年编辑开办文学杂志——到1990年，已有2000多种文学杂志。

与此同时，美国人也不无忧虑地意识到，技术既是有用的工具，也可以用来操纵文化。

对于寻求替代生活方式的美国人而言，诗歌似乎比以前更有关联性，它为人们提供了表达主观生活、诉说新技术和大众社会对个人的影响的渠道。

各种各样的风格，或有地域色彩，或出自著名流派或诗人之手，竞相吸引读者的注意力。

二战后的美国诗歌分散而富于变化，难以概括。

然而，为了便于分析，我们可将其排成一个频谱，其中三大谱系重叠——一端为传统派，一端为实验派，中间是特异派。

传统派诗人保持或振兴了传统诗歌。

特异派诗人综合运用传统和创新技巧发出独特的声音。

实验派诗人则追求新式的文化风格。

传统派传统派作家包括使用人们熟悉的手法进行写作、擅长使用传统形式与词汇的诗人，他们通常注重押韵或遵循一套韵律格式。

传统派诗人通常来自美国东部海滨或南部地区，并在大学或学院任教。

其著名人物有理查德•埃伯哈特（Richard Eberhart）和理查德•威尔伯（Richard Wilbur）；较年长的“流亡者”（Fugitive）诗人约翰•科洛•兰瑟姆（John Crowe Ransom）、爱伦•泰特（Allen Tate）和罗伯特•潘•沃伦（Robert Penn Warren）；卓有成就的较年轻诗人约翰•霍兰德（John Hollander）和理查德•霍华德（Richard Howard）；以及早期的罗伯特•洛厄尔（Robert Lowell）。

他们在文坛的地位在二战后的几年内得到确立，其作品经常被编入选集。

前一章讨论了“流亡者”诗人语言的雅致、对自然的尊重及其深刻的保守价值观。

许多传统模式的诗歌都展现了这些特质。

传统派诗人通常严谨、现实又诙谐风趣。

不少人——如理查德•威尔伯（1921- ）——受到T. S. 艾略特（T.S. Eliot）推崇的英国玄学派诗人的影响。

威尔伯最著名的诗歌是《没有目标的世界是一个感知真空》（A World Without Objects Is a Sensible Emptiness，1950），它的标题就是取自17世纪英国玄学派诗人托马斯•特拉赫恩（Thomas Traherne）的作品。

它生动的开头展现了某些诗人在韵律和规律之中觅得的清晰。

高大的心灵骆驼啊为它们的沙漠引航，洪亮地走过最后一片树丛伴着蝗虫尖锐的锯木声，朝向那干燥太阳下的甜美进发。

它们缓慢，而骄傲……许多实验派诗人不喜欢“过于诗意”的语言，而传统派诗人则不同，他们喜欢铿锵有力的诗句。

罗伯特•潘•沃伦（1905-1989）在一首诗的结尾处写道：“我们是如此深爱着这个世界，以致最终我们可能会信仰上帝”。

爱伦•泰特（Allen Tate，1899-1979）的一首诗则如此作结：“墓穴的守护者计数我们所有的人！”传统派诗人有时也会使用一些过时或怪异的词语，并且使用诸多形容词（如“阴森森的猫头鹰”）和倒置手法，使英语中自然的口语顺序发生不自然的变动。

有时其效果令人拍案叫绝，如沃伦的那行诗；有时却会使诗歌显得矫揉造作，与真实情感脱节，如泰特的“愚昧地触摸圣师的衣角”。

有时，造作的语言会与诙谐、双关和文学典故相结合，如霍兰德、霍华德和詹姆斯•梅里尔（James Merrill，1926-1995）的作品。

梅里尔在城市主题、无韵诗行、个人主题及使用轻松的口语等方面多有创新。

在《破碎的心》（The Broken Heart，1966）中，他采用传统派诗人的诙谐手法，将婚姻比作鸡尾酒：总是一个相同的古老故事……父亲是岁月，母亲是泥土，婚姻在岩石上。

（译者注：“岩石”在鸡尾酒中指冰块，此处取其易于溶解之意）。

包括梅里尔和约翰•阿什贝利（John Ashbery）在内的一些诗人以流畅灿烂的言辞获得传统意义上的成功，却以全新的方式改写了诗歌的定义。

文体上的优美则使得另一些诗人——如兰德尔•贾雷尔（Randall Jarrell，1914-1965）和A. R. 安蒙斯（A.R. Ammons）——给人以遵循传统的错觉。

安蒙斯创作了人与自然的激烈对话；贾雷尔描述了被剥夺者（妇女、儿童、身陷绝境的士兵等）走投无路的感觉，如《球形炮塔射手之死》（The Death of the Ball Turret Gunner，1945）：从母亲的沉睡中我落入这一状态，我缩在其腹中直到我潮湿的软毛结冰。

离地六英里，从它生命之梦中释放，我被黑色高射炮和噩梦战斗机惊醒。

我死后，他们用水龙把我从炮塔里涤出。

虽然很多传统派诗人用韵，但并非所有押韵诗的主题或语气都属传统派。

诗人格温德林•布鲁克斯（Gwendolyn Brooks，1917-2000）描写了在城市贫民窟生活——更不用说写作——的艰辛。

她在《廉价公寓》（Kitchenette Building，1945）中问道：梦如何穿过洋葱的臭气发出纯白浅紫，与油炸土豆相斗昨天的垃圾在门厅里发酵……包括布鲁克斯、艾德里安娜•里奇（Adrienne Rich）、理查德•威尔伯、罗伯特•罗威尔和罗伯特•潘•沃伦在内的很多诗人，起初都采用传统手法写作，讲求押韵和韵律，但在20世纪60年代迫于公共事件的压力以及诗歌形式的逐步自由化最终放弃了这种手法。

罗伯特•罗威尔（Robert Lowell，1917-1977）罗伯特•罗威尔是当时最具影响力的诗人，起初使用传统手法，但后来受到实验思潮的影响。

由于他的生活和作品跨越了两代人——T. S. 艾略特等较早的现代主义大师和较晚的反传统主义作家——因此他在职业生涯的晚期把实验主义置于更广阔的背景之下。

罗威尔符合学院派作家的所有标准：白种人，男性，来自新教家庭，受过良好教育，并且与政治和社会机构有密切联系。

他出身于波士顿的一个名门望族，其家族成员包括19世纪著名诗人詹姆斯•罗素•洛威尔（James Russell Lowell）和20世纪的一位哈佛大学校长。

然而，罗伯特•罗威尔的经历与其精英背景不尽相符。

他从哈佛大学退学，到俄亥俄州的凯尼恩学院（Kenyon College）念书，并在那里摒弃了自己的清教徒家世，而皈依天主教。

他在二战期间由于拒绝服兵役而被监禁一年，之后公开抗议越南战争。

罗威尔的早期作品包括《不一样的国度》（Land of Unlikeness，1944）和《威利爵爷的城堡》（Lord Weary's Castle，1946），后者获得普利策诗歌奖。

这些作品展示了对传统形式和风格的完美把握，表达了强烈的情感，展现了极度个人化却富有历史感的视野。

他在早期作品中对暴力的细致描述令人震撼，诗歌《福光之子》（Children of Light）即严厉谴责了清教徒对印第安人的残杀以及清教徒后裔宁可将多余的食粮付诸一炬也不救济饥民的行为。

罗威尔写道：“我们的父亲从枷锁和石头中榨取面包/用红种人的骨头给花园围上栅栏。

”罗威尔的下一本书是《卡瓦诺夫的磨坊》（The Mills of the Kavanaughs，1951），书中通过感人的戏剧独白展示了一个家庭中不同成员的温情和缺点。

他的风格始终混合了平淡与辉煌。

他常常使用传统韵律，但这种韵律被其口语化的特征所掩盖，几近成为背景旋律。

然而，罗威尔在语言风格上取得自成一体的突破却是受益于实验派诗歌。

20世纪50年代中期，罗威尔在一次诗歌朗诵之旅中第一次听到了新式的实验派诗歌。

艾伦•金斯伯格的《嚎叫》和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的《神话与经文》（Myths and Texts）当时尚未出版，但已在旧金山北滩（North Beach）的咖啡屋里被广泛阅读和演唱，有时用爵士乐伴奏。

罗威尔感觉到同这些作品相比，自己的诗集过于拘谨、浮夸，守旧，于是他在朗诵过程中进行即兴修改，使措辞更加口语化。

他后来写道：“我自己的诗歌如同史前怪兽，由于其笨重的护甲而陷入沼泽地并因此毙命。

我朗诵着我已不再有感受的作品。

”在这个时刻，罗威尔同他之后的许多诗人一样，接受了一个挑战：向反传统的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派学习。

罗威尔在1962年写道：“除了威廉姆斯，好像没有诗人真正看到过美国或听到过美国的语言。

”从此之后，罗威尔彻底改变了其写作风格，采用“快速变化的语调、氛围及速度”，这正是罗威尔最欣赏威廉姆斯的地方。

罗威尔抛弃了许多晦涩典故，将韵律与内容融合，使之成为诗体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不再是强加于内容之上的外在形式。

他还瓦解了章节结构，采用新的即兴形式。

在《生命研究》（Life Studies，1959）中，罗威尔首创了自白诗，并通过这种新形式极其真诚而强烈地袒露了自己最痛苦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