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骈文,你了解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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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骈文,你了解多少?
文字按一定的章术法式予以排列组合,便成了文章。有一种文章体裁为中国所独有,那就是骈(音:[pián])文,又称俪文。
“俪文律诗为诸夏所独有,今与外域文学
竞长,惟资斯体。”(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
史讲义》)
骈文起源于两汉,“由西汉而渐进至东汉”,极盛于两晋南北朝。这种文体以双句﹙即俪句、偶句﹚为主,讲究对仗、声律与藻饰。其以四字六字相间定句者,又称四六文,常作为骈文的别名。四六文多以四字六字相间为句,世称骈四俪六。刘勰把骈偶的形成归于自然:
“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
孤立。夫心生文辞,运裁百虑,高下相须,自
然成对。”﹙《文心雕龙·丽辞》﹚
“八股文实骈俪之支流,对仗之引申。”
(钱钟书《谈艺录》)
“俪”字本义为配偶,引申为成双成对,或对偶。“俪辞”指对偶的词句。“对语俪辞,盛行于俗”。“骈”字的含义与“俪”相同,
其本义是两匹马并驾前躯。
所谓骈俪文乃是以对句为主的文章。所谓对句,即对偶句。
如“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耀,
山岳潜形”;“沙鸥翔集,锦鳞游泳”;“长
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
璧”。(均见范仲淹《岳阳楼记》)
与对偶句并行的是散行句。先秦古文一篇之中,既有对偶句也有散行句。散行句中也有句散而意偶或句偶而意散的。对偶显齐整,散行显活泼。整齐的对偶或许呆板,要用散行句使之生动,散行句欠齐整,要用对偶句凸显庄重。何处用对偶,何处用散行,都要适应文章内容的需要,构成奇偶错综的变化。
构成对偶的句子也要适应这种需要而有所变化。
试看李斯《谏逐客书》:“臣闻吏议逐客,
窃以为过矣。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
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求丕豹、公孙支
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穆公用之,并国
二十,遂霸西戎。”“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
里奚于宛”,这两句是对偶。下两句若用同样
的写法,“东迎蹇叔……东求丕豹……”,
联用三个“东”字就重复了,故后两句便不指明方位。如此对偶并不要求字数相等,“由余”、“蹇叔”是两个字,“百里奚”三个
字,“丕豹、公孙支”是两人五字,这样对偶较为自然,在对偶中又有参差。这种变化是适应上述需要自然形成的。
对偶句与散行句结合的写法有时也可以增强文章的气势。
如西汉贾谊《过秦论》:“秦孝公据殽函
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窥周室,有席
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
之心。”
文中“席卷天下”与“包举宇内”对偶,“囊括四海之意”与“并吞八荒之心”对偶,这四句不仅字数相当,意思也相同。这四句对偶句与开头的散行句“秦孝公……”相配合,使文章显得很有力量。
对偶是句与句相对,排比则是两句与两句相对。
如班固《西都赋》:“左据函谷、二崤之
阻,表以太华、终南之山;右界褒斜、陇首之
险,带以洪河、泾渭之用。”
一二两句和三四两句构成排比。所谓排比,就是比物连类,即把内容相关,结构类似的句子排比起来。
这种比物连类的例子在散文里也有,
如“天道不言而品物亨、岁功成者,何谓
也?四时之吏、五行之佐,宣其气矣。圣人不
言而百姓亲、万邦宁者,何谓也?三公论道、
六卿分职,张其教矣。”(王禹偁《待漏院
记》)
文中“天道……”与“圣人……”构成的排比,就不限于两句对两句了。
章回小说的回目则是三句相对,如《三国演义》第一回:
“宴桃园豪杰三结义斩黄巾英雄首立
功”,
“宴桃园”与“斩黄巾”相对,“豪杰”与“英雄”相对,“三
结义”与“首立功”相对。
又如《红楼梦》第一回: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贾雨村风尘怀闺
秀”,
人名对人名,“梦幻”对“风尘”,“识通灵”对“怀闺秀”。
“天地生物不能有奇而无偶,亦不能有偶
而无奇。人之一身奇也,而二手二足则偶矣。
手足之指各五,奇也,而二手二足合合而为十,
则偶矣。首奇也,而两耳两目,则偶矣;一鼻
一口又奇矣,且鼻有二孔,则偶矣。且一奇与
一偶相对,则有为偶矣。推之植物之花叶,最
为吾人之美观者,何莫非奇偶之相杂。”“古
人之文,原不能有奇而无偶,亦不能有偶而无
奇;不能分其何篇为骈文,何篇为散文也……
或奇或偶,均发乎天籁之自然”。﹙陈柱《中
国散文史》﹚
骈文是从辞赋发展而来的。
赋是介于诗歌与散文之间的一种文体,通过“铺采摛文”以“体物写志”。汉代人常把赋与辞连用,称为辞赋。
甲骨文上的卜辞,只是一些句子,鲜有一
章一节的。《周易》卦爻辞和《鲁春秋》也是
如此,不过经卜官和史官编纂,比卜辞整齐些
罢了。王安石指《鲁春秋》为“断烂朝报”,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所谓“断”便是不成片段,
不成章节。(参见朱自清《经典常谈》)
《尚书》就不同了。即使其中大部分是后人追记,但《商书》即使有些是追记,总在商周之间。那几篇不仅有章节,而且成了篇。卜辞是“辞”,《尚书》大部分也是“辞”。两者都是官方文书。
辞本是“讼”的意思,乃辩解的言语也。这种辞兼有议论与叙述两重含义。春秋时列国纷争,彼此交往频繁。外交言语关乎国家命运,不用说更需要慎之又慎了。这种言语也称“辞”,又称“命”,或合称“辞命”,或“辞令”。所谓外交辞令出处就在这里。
孔子很注意辞命,觉得它并非易事,故自己谦虚地说干不了。但教学生却有辞命一科,他称赞子贡擅长言语。这里的“言语”便是辞命。那时“言”与“文”似乎是合为一体的。“辞”多指开口说的言语,“命”多指手写的言语。不过也可兼指。各国派使臣出国办外交,有时只有口头指示对策,有时准备文稿让他带走。这都是“命”。使臣受了命,到时候还得随机应变,临场发挥。盖因许多情况是难以预料的。
战国时期游说之风大为盛行。游士有时光凭一张口就能封卿拜相。所以最重说辞。这些游士们的说辞往往滔滔不绝,说得天花乱坠,只图打动人主的心。那时候墨家、儒家、道象、法家无不重视辩论的方式方法。
孔子主张“慎言”,痛恨“巧言”。《论语》以记言为主,却不是孔子自己所记,而是他的弟子所记。诸子书大抵多是弟子及后学者所记,自己写作的极少。
所谓记言,最初记的是对话,后来发展为独白,便是“论”。初期的论言意浑括,可以《老子》为代表,再进一步便是恢张的“论”。
战国游士的说辞好用譬喻,譬喻一时蔚为成风。这种风气开后世辞赋之先河。那时的“论”还只是以篇为单位,还没有“书”的观念。《吕氏春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有系统的书。这部书出于秦相吕不韦的门客之手,有十二纪、八览、六论,凡30多万字。十二代表十二个月,八是卦数,六是秦国的圣数。上述数目字构成了《吕氏春秋》的框架,并非逻辑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