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王安忆超女性主义

浅谈王安忆的超女性主义

文学创作离不开现实生活，同时文学也是作家想象虚构的产物，在一定程度上文学作品反映的不仅仅是现实，同时也是作家的气质、内涵以及思想倾向。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女性主义的出现不能不提，女性主义的出现是社会进步的具体表现，更是人对于主体性的不断追求的产物。王安忆在“三恋”发表后，很多评论家便自然将她归属到“女权主义”大旗下，认为王安忆的创作正是一种“以女性话语对传统男性话语的颠覆和努力”，其作品被冠名为女性主义文学。然而王安忆却极力的否定自己的作品是女权主义作品，并且在今后的创作当中有意识的模糊自己创作中的性别立场，正是由于这样的创作动机，使得王安忆的创作突破了女性主义文学以反对男性，反对性别歧视为基点发展起来的，表现出的强烈的“抗雄”倾向，男性往往成为女性鞭挞的对象，并且由于女性主义的过度介入而形成的单一的女权视角的局限性，通过对女性的书写进而表现人类的生存境地，从对女性生存的关注上升为对整个人类生存状态的思考。所以说，王安忆不仅是女性主义作家，更是一位超女性主义作家。

下面我们就从女性主义和超女性主义这两个既互相交叉有前后相继的角度来看看王安忆的小说创作。

王安忆的《忧伤的年代》以小女孩童年切入，写一个女孩成长过程当中伴随着的孤独和忧伤。首先是关于电影票的问题，姐姐年龄更大也就更懂得周旋安排，与父母暗中“勾结”好，以及因此而产生的父母分发电影票不公平的事，“我”因此而喷涌而出的气愤还有对事情既然已经发生而无可奈何无法补救的忧伤。“可是，事情已经发生了，还有什么办法来补救呢？她问我。母亲的恳切之中，或多或少的带有成年人的狡黠，实际上是推卸了他们对事情应付的责任。她就这样问我：事情已经发生了，还有什么办法补救呢？我回答不出，流着眼泪。这个问题还碰着了我的痛处，事情的不可挽回使我痛心疾首。这是个悲惨的痛处，事情就是这样，知道这样无可挽回地失去。”然后到成长过程中，对于身体外貌变化上的困惑，“好像我总是处在不安的变化之中，身体内的生长激素分外活跃和兴奋，不停的

改变它们的作品。我时常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发愣，在我眼里，自己的形象是不确切，不肯定的。我甚至怀疑人家眼睛里的我和事实上的我，是否是同一种形象。我对自己充满了犹疑。”再到我模仿自己崇拜的女孩的方法向家人撒谎我与数学老师顶撞并且最终获得胜利，在家长会后被拆穿后感到的羞愧，最后到本来以为的“幸而，肌体是健康的，而且，是纯洁的”也因为内裤上掉落的毛毛虫而导致的私处刺痒与灼痛，心理上的恐惧和忧虑，直到家人发现并且送到医院才算卸下了沉重的包袱。

女孩原本是不懂得什么叫忧伤，在一种不确切的状态中跌撞着成长，直到偶然发现躲在红色绒布后哭泣的女领票员，有了这样一个可以对照的镜子女孩才恍然发现了自己孤独寂寞的处境。童年事是生命原始状态下没有压抑的最真实的生命体验，女孩的处境就是女领票员的处境，大而化之就是儿童的处境与女性的处境，它反映出来的也就不仅是儿童的心理问题，更是女性的问题。

女性在这样一个经过漫长的历史沉淀下生成的根深蒂固的男权社会之中，社会所赋予的女性的社会性别让女人屈居在爱情、婚姻和家庭当中，为男性做出应当做出的“贡献”。而事实上，女性在主体意识上是否因此而获得真正的生命价值，女性自身也是困惑的。如同文中小女孩一样，女性对于已然形成的男权社会有着愤慨，却也因为这样的状况难以去改变而忧伤。对于自身的外貌女性不断的改变，去隆胸、整容，这些改变对于女性来说更多程度不是为了取悦自身，而是为了迎合男性的审美。小说中对小女孩私处因为毛毛虫引起的疼痛并且羞耻于告诉家人的描写，更是一种对于女性在性方面压抑的暗喻。女性在性方面上的被动与压抑，正是抹灭了作为人对欲望追求的本性。即使“在简单的敷药和消炎后可以立即好起来”，但是“那清洗创口的惊心动魄的一幕”在经历过最大的疼痛过后产生的安宁，并非是战争胜利了，而是源于自己的屈服。

王安忆“三恋”中的《小城之恋》，“她”和“他”这个极具象征意义的二元对立，表现出来很浓的女性主义写作特征，但同时“他”的介入也使得小说超越了女性主义对于男性的单纯抗衡，同时也流露出了女人们为生活而奋斗着，整个人类都为活着而奋斗这样一个超越性别的观念。

小说在开头就向我们展示了故事发生的背景：在一个小剧团的一间练功房里，两个还不怎么懂事的少年成天在勤奋地练功。主人公出场的时候，男孩十六岁，女孩十二岁。在相对封闭的环境里，“他”和“她”朝夕相处，共同成长，在练功房里一步步跨入青春之门。正处在青春发育期的男孩和女孩，极其自然地有了一种对彼此身体的好奇，开始是女孩对男孩的体味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男主人公身上有股西瓜般的甜汗味，蚊子好咬，皮肤上常有小斑点；然后才是男孩对女孩的好奇：女主人公身上有股酸馍般的酸汗味，不招蚊子，故而皮肤没有斑点，洁白细腻。这一互补的“味儿”使两人相互吸引。在这里，他们对体味的兴趣，其实也就是对性别的兴趣。而后两人在欲望的驱使下偷吃了禁果，并且由此两人经历了长达十二年的情感纠葛以及心理上的折磨。

小说着墨更多在于对“她”心理描写上。它表现了女性在其社会性别形成过程中独特的心理体验,是女孩对自身性别的困惑和迷惘,对性别秩序所带来的限制、规定产生的抗拒心理。

王安忆笔下的“他”虽然是处于生活中的配角位置,相对于女性形象的泼辣、刚劲，“他”的形象则显得委琐、荏弱、卑微。在本该拿出男儿豪情、大丈夫气概时,却临阵脱逃了，“他”看到“她”怀孕生育竟恐惧地远远躲避,另外娶妻成家这种男女性别位置的倒错,让读者很容易想到作者是在创作一个以女性意识为中心的话语方式，作者在对男性霸权做出抗衡。但是我们同时也很容易忽略了“他”所在的处境，同样的情况下“他”也无助、惶恐、羞愧。内心的各种不安发泄的方式与“她”一样，都是对彼此精神和身体的折磨上。因为他们是最亲近的人，这个社会对于性的“谈性色变”使得他们不能向两人之外的任何人寻求帮助，只有彼此才能解决心里的各种不安。这里不仅仅是“她”的抗争，更是“他们”对于这个社会的抗争，它所表达出来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主题，女人们为生活而奋斗着，整个人类都为活着而奋斗这样一个超越性别的观念。

读者之所以对这样一部主要书写性和女人的作品首先反映是“女性主义”作品也是情理之中，在中国文学史上，对于女性主体意识，生命体验和感受的作品可以说是少之又少，这样的作品出现必然让人们将目光聚集在了女性主义上。当然，在这个仍然是以男性意识为中心的社会，这样的作品它也必然是一部“女性主义”作品，但是王安忆在女性主义之上也提出了对于整个人类的思考。这是王安忆较之于其他激进的女性主义作家更加理性和超越的一面。我们想要实现男女平等，无性别，首先必须对现存社会中的男性中心意识进行颠覆和破坏，这是现阶段女性主义的使命，但是女性主义的目的是解构性别的二元对立,消除性别的不平等。它奋斗的目标并非建立另一个“女性第一性，男性第二性”的性别二元对立社会,而是达到两种性别和平相处、互尊互助的和谐社会。压迫和不平等它并非主要存在在性别之间，同性也存在。我们首先都是人，然后才是男人和女人。女性主义作家必须要意识到这一点才能跨域性别的藩篱，走向真正的性别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