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的思考

现实的思考

无论是当初“新文化运动”的干将，还是后来的政治家和主流学者，恐怕都没有弄明白一个道理：文化有其自身演变轨迹。会根据自身的规律去淘汰和创新。它或者可以被引导，却不可以用诸如“反右”之类的强制手段去清除异己，否则就破坏了文化多元化的生态平衡，引起很糟糕的后果。比如近期官方公布的数字说：50年来，我国已经有10亿人基本能够使用汉语拼音，占总人口的76.31％。可是在这其中，有多少人能够熟练使用包括文言和繁体在内的汉字呢?出现过像鲁迅那样对于传统文化有着深刻剖析的大家吗?出现过像陈寅恪那样功底深厚的国学大师吗?联想到文章开头列举的那些“文化盲”事例，和国民母语水平整体下降的事实，这个数字是否有些讽刺?

问题还涉及到对外中文教育的危机一一随着世界性的中文热潮，对于教师质和量的需求都越来越迫切。2007年，全球已有210所孔子学院，分布在64个国家和地区，仅法国就有7所，而且还只是“小头”：法国已经有14所大学开设中文专业，260所中学教授汉语，而且决定开设面向小学四年级到五年级的汉语课程。另外很多华人会馆、协会和民间团体等也向社会提供中文教学服务，他们举办的各类中文培训班已有上万个。这样大好的局面，却给法国教育部汉语总督学白乐桑带来了苦恼：一是现有的教师教法不当，无法保证教学质量。

二是汉语教学的师资力量太缺乏了，虽然近年来中国增派不少教师，但是会说汉语并不等于就会教汉语，很多人还需要科学的培训。这样的“培训”显然是指在法国已经很有影响、但是在国内主流学术界并不受重视的“张朋朋教学法”。

法国的苦恼，显然也是很多希望了解中国的国家在中文教学方面的苦恼。现在这些苦恼已经反映到指派出国教师的“国家汉语办公室”，想必已经引起了有关领导的思考。

国内“识字教育”的境遇似乎更糟糕。已经从中央教科所基础教育课程教材研究中心主任位置上退下来的戴汝潜先生，说起此事感叹万千。戴先生是基础教育方面资深的研究员，从1991年开始接受国家教委的委托，研究义务教育课程和普通高中课程改革，曾经特别主持进行了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关于课程改革的问卷调查，倾听了众多院士专门提出加强语文教育的主张。为此，戴汝潜研究员放弃大半生从事的数学教育转而主持“识字”教育的课题，这个研究从“八五”—直延续到“十一五”，在全国20多个省市地区的教学实验基地上，做出了令_人瞩目的成就，令上百万孩子受益，被家长们赞扬为“功德无量”。但是从2000年开始，国家出了一个新规定：所有的教材必须通过一个由6人至7人组成的“专家组”审定。戴先生主持编写的“识字”《学材》，就被这个清一色的以西方语言学理论为依据的“专家组”卡住了-审定的理由令人有些惊诧。

※课文：“熊猫‘盼盼’阅晨报，墨框眼镜摘不掉。”

审定批语：“盼盼”有广告之嫌。

※课文：“环保关系你我他，技术影响比较大；无论地球哪部分，太阳都想去管它。”

审定批语：(后两句)和环保有什么关系?

还有一个批语是：靠这样的内容怎么保证拼音教学的落实!

时代不同了。当年戴先生为了扫除中国基础教育的拦路虎，为了“普九”、“扫盲”、“走向世界”，毅然放弃了大半生卓有成绩的数学教育研究，主持了“识字”项目，颇有些壮志凛然。可是现在，这个领域的争论已经演化为各方面的利益之争：既有精神层面的利益，更有经济层面的利益，于是问题变得有些复杂。当然了，在群雄争霸的社会中，为自己争点利益也无可厚非，可是孩子们的前途呢?家长们的期盼呢?全民的素质呢?国家的未来呢?这些利益谁来考虑?美国白宫发言人已经对自己的国民发出号召：美国要在21世纪继续领先世界，首先要学好自己的母语。我们周边的一些国家，曾经因为“反汉字化”而患上绝大多数人看不懂古代典籍的“国家文化分裂症”，现在正在进行反思，并提出了“统一五千繁体汉字”作为“接轨”的建议。可是在我们国内，从上至下很多人依然“像个乞丐一样，向西方讨文化的饭吃”(冰心、启功语)，这样的笑话还要延续到何时?

关于汉字，我们已经走了百年的弯路。今天，连大熊猫都成了国宝，可我们还在进行着是拯救还是弃绝自身文化的战争，这不能不说是民族的悲哀。(此文写作过程中得到曹念明先生的帮助，在此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