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才是用”之《大公报》-文档资料

“唯才是用”之《大公报》
《大公报》是中国“有报纸以来最善于利用人的报纸，它集合了全国的智慧、劳力，为它效力”[1]366。

一、“三驾马车”开道：各尽其才团结敬业
“三驾马车”以“大公”为宗旨，不仅彼此亲密合作，而且都具有“公而忘私”的敬业精神。

吴鼎昌有言：“我们不是为了某种利益而办报，更不为某一个派系而办报，也绝不为某一个个人而办报，我们是为了人民全体的利益而办报。

”胡政之表示：“本报系团体事业，我从来未当私人产业来办，也没有做过私人如何享受的打算。

”张季鸾也说：“私的最露骨者是谋私利，这是束身自爱的报人都能避免的。

其比较不容易泯绝者是私于所亲，私于所好，而最难避免者为不自觉的私见。

”正因为如此，他们能以“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者谓之公”相互勉励，并坚持“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办报方针，坚持独立办报，成为当时报坛一道亮丽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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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驾马车”的敬业精神令人首肯心折。

报界同仁徐铸成在《报海旧闻》中曾评价胡政之“如果把报馆比作一部机器，他真不愧是一个出色的机匠，时刻注意机器的运行，及时加油，拧紧每一颗螺丝，并竭力设法改进机器的性能与效率”[2]219。

作为《大公报》的灵魂张季鸾，著名报人、书法家于右任评价他是“恬淡文人，穷光记者，呕出心肝……日日忙人事，时时念国仇”，
认为“先生之名，中外宣扬”[1]393-395。

毛泽东赞曰“季鸾先生在历次参政会内坚持团结抗战，功在国家”；周恩来推崇他为“文坛巨擘，报界宗师”；蒋中正赞曰“季鸾先生，一代论宗，精诚爱国”[1]290-291，“先生文字报国，誉满天下”[1]394。

二、“开国五虎大将”掌门：前任元老经验丰富
在新记《大公报》的筹备和创刊过程中，除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位领导运筹帷幄之外，还有五人功不可没，被称为“开国五虎大将”。

他们是王佩之、李子宽、金诚夫、何心冷、杜协民。

他们都是胡政之旧部，有着丰富的管理才能和办报经验。

上述“开国五虎大将”为《大公报》的创办和日后发展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作出了默默无闻的贡献，是《大公报》忠实的掌门人。

正是《大公报》热情、诚恳与“海纳百川”的气度，使《大公报》精英云集，享誉中外。

如：
杨刚：新记《大公报》记者、文艺副刊主编、驻美特派员，作家、《傲慢与偏见》第一个中译本译者，新中国成立后任周总理办公室主任秘书、人民日报社副主编。

萧乾：他主编的《大公报》的副刊《文艺》是20世纪30年代北方乃至全国颇具影响的文学阵地，1939年至1942年任《大公报》驻英记者，二战后采访联合国成立大会和波茨坦会议――见他的欧战特写集《南德的暮秋》。

彭子冈：发表过访宋庆龄、宋美龄、郭沫若和《毛泽东先生
到重庆》等名人的专稿，号称“重庆百笺”，解放后任人民日报记者，曾出访苏联、印度、芬兰等国，1954年任《旅行家》杂志主编。

还有诸多名流，如“徐铸成、王芸生、曹谷冰、李纯青、吕德润、王文彬、孟秋江、张高峰、梁厚甫、曾敏之、朱启平、黎秀石、费彝民、陆诒、潘际炯、蒋荫恩、唐纳、金诚夫、赵恩源、梁羽生、杨历樵、张琴南、罗承勋、唐振常、戴文葆、陈凡、孔昭恺、徐盈、高集、杨奇、金庸、谭文瑞……”[1]378，可谓群星璀璨，光照千古。

四、社评、副刊、专栏：名家荟萃各显千秋
《大公报》的社评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前主要是张季鸾主笔，之后有王芸生、徐铸成、杨历樵、马季廉、张佛泉、王志莘、潘仰尧、李纯青等加入。

尤其是张季鸾、王芸生、徐铸成三人的社评朴实、犀利、以理服人、以情动人、出笔神速、立论深刻、敢言善言，堪称“社评三绝”。

张季鸾“文笔犀利、议论精辟”，有“三骂”的美名（一骂吴佩孚，二骂汪精卫，三骂蒋介石。

张季鸾还因骂袁世凯和段祺瑞而两次入狱）。

[3]50-53“王芸生极富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激情，敢于说真话，甘于冒天下之大不韪，不怕得罪权贵。

他的文风真挚、开朗、富于热情，所写文章常能打入读者心坎，动人心弦。

”[4]21如他为骂孔祥熙和国民政府写的社评《拥护修明政治案》、痛骂重庆灯红酒绿却不顾河南灾民惨状的社评《看重庆，念中原》、大骂
国民党贪官和奸商的社评《为国家求饶》等。

毛泽东赞誉张季鸾、王芸生撰写社评用的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观察形式方法”。

徐铸成执笔的社论“气势澎湃，说理精辟，颇有张季鸾笔意”[4]23。

如他以《大公报》名义加入《文汇报》写的社评《淞沪之战6周纪念》（希望读者学习19路军的爱国精神，共救国家的危亡）和《告若干上海人》（对民族败类作最后的警告）等可以说振聋发聩、大快人心。

五、结语
《大公报》社评主笔王芸生在介绍林徽因主编的《大公报小说选》时有过这样的评述：“读者也许奇怪，居然有那么多南北文坛先辈看这个日报刊物，连久不执笔的也在这里露了面。

其实，这正是老实的收获。

同时，读者还会带着不少惊奇，发现若干位正为人注目的‘后起之秀’，原来他们初露锋芒是在这个刊物上。

这不稀奇，一个老实的刊物，原应是一座桥梁，一个新作品的驮负者。

”[1]352“老实”，就是说实话、说真话，就是做事待人认真真诚。

《大公报》正是秉承着“老实”的报格成为一个个新人、一篇篇新作品的“桥梁”和“驮负者”的。

1941年4月，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考虑到中国《大公报》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决定把该院一年一度的“荣誉奖章”（1941年度）授予中国《大公报》。

这说明，中国《大公报》在世界新闻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

[1]345这地位的获得离不开《大公报》全体报人的齐心协力和勤奋努力甚至是流血牺牲，也
离不开《大公报》“唯才是用”“选贤任能”的“伯乐情怀”。

“士为知己者用”，当年“南北文坛先辈”及初露锋芒的“后起之秀”能齐聚《大公报》实视《大公报》“为知己”者也，也是《大公报》能蜚声中外、永垂青史的人力资本。

[本文为“2013年湖北省教研项目‘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下的地方院校新闻专业与地市级媒体协同创新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33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