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境理论的现代化世界化

意境理论的现代化与世界化字体： [大中小]2007-08-21文章来源：文章作者：古风意境理论的现代化与世界化古风一、意境理论的现代化意境虽然是中国古代文论和美学的核心范畴，但它并没有随着中国古代史的终结而终结，而是一直存活到了现在，且保持着愈来愈旺盛的生命力。

正如钱钟书先生说的，它“埋养在自古到今中国谈艺者的意识田地里，飘散在自古到今中国谈艺的著作里，各宗各派的批评都多少利用过。

”这便是意境发展的实际情形。

从梁启超的“新意境说”，到王国维的“境界说”，便拉开了意境理论现代化的序幕。

随后，从宗白华、朱光潜和李泽厚的意境研究，到80年代以来的“意境热”，经过我国文论和美学界广大学人的百年奋斗，意境理论已基本上现代化了。

[1]意境理论的现代化有三种情形：一是以现代的眼光、现代的意识和现代的方法，从中国古代文论和美学的角度，来研究意境：或对意境原始资料进行梳理、类编和校注；或对意境范畴术语进行新的阐释；或研究古代文论家的意境思想；或研究古代文艺作品中的意境呈现形态；或溯源探流、建构意境发展史；或从哲学、美学、佛学、文化学、文艺学、心理学和教育学等不同学科的角度研究意境；或运用比较的方法、系统论方法、符号学方法和模糊数学方法来研究意境，等等。

有些学者还以现代文艺学科为参照，建构了意境学科体系，形成了“意境学”的新学科。

二是以现代文论和美学为参照，给意境范畴注入了现代的血液，并将它建构在现代文论和美学体系之中。

30年代，老舍先生将意境范畴和司空图、严羽、王夫之等人的意境观点，引入《文学概论讲义》之中。

40年代，朱光潜先生在《诗论》中，专列一章谈“诗的境界”问题。

这些是最早将意境范畴引入现代文艺学科建构所作的努力。

进入80年代以来，大大加快了意境理论现代化的步伐：或将其建构在当代文艺理论体系中，如黄世瑜的《文学理论新编》和童庆炳的《文学理论教程》等；或将其建构在当代美学理论体系中，如丁枫、张锡坤的《美学导论》和杨辛、甘霖的《美学原理》等；或将其建构在部门美学理论体系中，如肖驰的《中国诗歌美学》、金学智的《中国园林美学》和胡经之的《文艺美学》等。

三是将意境作为现代文论和美学的一个术语，广泛地用于中国古代文艺、现当代文艺和外国文艺的研究、赏析和评论领域。

蓝华增先生在他《意境论》一书中，不仅用意境论赏析了唐代诗人李商隐的《锦瑟》和《夜雨寄北》的意境美，同时也赏析了艾青《太阳》和陈继光《谜语》的新诗意境，而且还用大量的篇幅论述了当代藏族诗人饶阶巴桑诗歌意境的创造问题。

蓝华增先生旨在探讨“意境说的古为今用的问题”[2]，是一个意境理论现代化的成功范例。

对于意境理论现代化的追求，是当代创作界、批评界和理论界的一种普遍的心理趋向。

在这里，有艾青、郭小川、贺敬之对新诗意境的论述，有杨朔、刘白羽对散文意境的论述，有张庚对戏曲意境的论述，有李可染对新国画意境的论述，有陈从周对园林意境的论述，也有韩尚义等人对电影意境的论述，等等。

80年代以来，在“淡化情节”的背后，是陆文夫、宗璞、王蒙、何立伟对于小说意境的营造。

[3]此外，意境术语也被广泛地用在报告文学、童话、民间文学、音乐、舞蹈、雕塑、建筑、书法、工艺和盆景等文艺的鉴赏中。

意境理论的现代化，就是意境范畴的现代转换。

转即通，是对传统意境论的继承；换即变，是对意境论的发展。

但重点是后者，即将现代的新思想“化”入意境论之中。

那么，“化”入意境论中的新思想是什么呢？要搞清楚这个问题是困难的。

这不仅因为时间长，研究者众，成果多，难以概括；还因为“所有的文化，本国的，外国的，过去的，现在的，象洪水般灌进我们的头脑”[4]，给研究工作带来了复杂性。

大概说来，“化”入意境论中的新思想，有两个方面：其一、以现代思想“重写”传统，并在传统意境论的基础上增值和发展。

如李渔认为，意境“不出情景二字，然二字亦分主客。

情为主，景是客”（《窥词管见》）。

王夫之、吴乔、王国维也持这种看法。

在现代意境研究中，持这种看法的人很多，其代表人物是李泽厚先生。

他认为，意境是“生活形象的客观反映方面和艺术家情感理想的主观创造方面”[5]的统一。

他用哲学反映论和艺术形象说阐释意境，并强调其创造性特点，还扩展了“情”与“景”的内涵，使意境的概念更为丰富、明确和科学。

再如鹿乾岳认为，意境有内外之分，“神智才情，诗所探之内境也；山川草木，诗所借之外境也”（《俭持堂诗序》）。

谢榛、陈匪石等人也持这种看法。

在现代意境研究中，也有人以此为基点来阐释意境。

如刘若愚先生认为，意境是“生命之外面与内面的综合”。

所谓“外面”，“不只包括自然的事物和景物，而且包括事件和行为”；所谓“内面”，“不只包括感情，而且包括思想、记忆、感觉、幻想”，[6]发展了前人的观点。

又如方士庶认为，意境有虚实之分，“山川草木，造化自然，此实境也；因心造境，以手运心，此虚境也”（《天慵庵笔记》）。

这种看法自皎然和司空图以来也很普遍。

在现代，蒲震元先生就是以此为逻辑出发点来研究意境的。

他认为，“意境创造表现为实境与虚境的辩证统一”；“意境是特定形象与丰富的象外之象和言外之意的总和”。

[7]在其中“化”入了辩证法和形象说的现代思想。

其二、以西方现代文艺美学思想来阐释意境，给传统意境论注入外来血液，使现代意境研究产生了重大的变革。

梁启超所追求的“新意境”，就是“欧洲之真精神、真思想”（新意），与欧洲的物质文明（新境）的统一，其实质是“欧洲意境”。

[8]王国维站在中西文化的交汇点上，以邵雍和叔本华的哲学思想来阐释意境，给传统意境论赋予了一个现代思想体系的框架。

朱光潜先生以克罗齐的“艺术即直觉”论阐释意境。

认为，意境“是用‘直觉’见出来的”，是“情趣与意象的融合”。

[9] 在这种阐释的背后，弥漫着传统“情景说”和尼采、叔本华、博克、里普斯的影响。

进入80年代以来，还有用西方“形象说”、“典型说”、“意象说”、“模糊说”和接受美学等观点来阐释意境的。

意境范畴里“蕴含有理论的金块”（刘若愚语）。

这些现代淘金者们虽然用的思想武器各异，但目的却是相同的，即借石攻玉，以“西来意”为“东土法”（钱钟书语），使意境理论现代化。

意境理论现代化的最高理想是对意境范畴的重构。

由于篇幅所限，这里省去论证，只直陈已见。

我认为，意境范畴的重构，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净化范畴。

[10]近代以前，在意境术语的运用上，有情景、境、情境、事境、意境、境界等。

黄维樑先生说：“情景也好，情境也好，意境也好，境界也好，名虽有别，其实则一。

”[11]这好比一个人起了许多名字，使用起来混乱且不说，还会掩盖此人的本来面目。

这种以多种术语指称一个范畴的“杂语同名”现象，是历史形成的。

其实，每个术语都有各自的义域圈，相同之处并不很多，于是就导致了意境范畴的泛化，引起了文艺理论和批评的混乱。

在现代文艺批评中，意境术语的运用逐渐聚焦在“意境”、“境”和“境界”之上。

请看一组统计数字：作者作品意境境境界评论对象出处俞兆平二元构合中的诗心与诗艺—论香港新诗的特质3次3次1次诗《文学评论》1997年第4期叶嘉莹论苏轼词12次2次3次词《文学探讨撷英》（上），1998年冯废名的小说艺术632小《文艺理论健男次次次说研究》1997年第3期卢新华读刘巨德的水墨画14次7次23次画《名作欣赏》1996年第3期这三个术语皆来源于佛教内典。

唐释道世《法苑珠林·摄会篇》中有“意境界”一词，是佛教“六根境界”之一。

在现代意境研究中，最为缠夹不清的是“意境”和“境界”的关系，不知人们为此费了多少口舌，打了多少笔墨官事。

其实，“境界”的词义和操作域多限定在“范围”、“境地”、“程度”和“水平”之上，几与“意境”无涉。

所以，今后不再将它作为“意境”术语使用。

至于“境”则可看作是“意境”的简称。

如艺术意境简称为“艺境”，诗歌意境简称为“诗境”，奇妙意境简称为“妙境”等。

因此，“境”与“意境”便可以看作一个术语。

这样，我们就达到了净化意境范畴的目的。

二是明确特点。

意境有四个基本特点：一为“情”。

“意”中有意、理、情，“情”为核心，意、理皆须带情韵以出，故有抒情性；二为“景”。

“境”中有人、事、景，“景”为核心，人、事亦须依景象（自然景物的形象）而生，故有写景性；三为“虚”。

言外之意，情外有韵，景外有景，象外有象，境外有境，以少总多，以实求虚，故有虚灵性；四为“美”。

意境中的意、理、情和人、事、景皆须美化，经作者灵光照耀，达到审美融合，成为艺术整体，故有审美性。

其中，情、景、美是构成意境的基本因素，三者缺一，就没有意境可言。

传统意境论认为，情景交融，即有意境。

应该指出的是，这不是一般的交融，而是审美交融。

如果离开了主体审美灵光的照耀，即使情景交融，也不能算是有意境。

这是意境的基本层面。

由“X外”虚境系列所构成的结构层面，是意境的超象层面。

蔡嵩云说：“境贵曲折”（《柯亭词论》），就是意境的多层结构，多则曲，曲则多，才有意味无穷之美。

三是意境话语场的建立和操作域的界定。

如本书第三章第一节中所论述的那样，就能够将“意境”的内涵和操作，由混乱导入井然，由无序引向有序，从根本上治理“意境”的泛化现象。

以上三个方面，就是我对意境范畴重构和意境理论现代化的基本观点。

是否科学和利于实用，还有待学界同人的检验。

二、意境理论的世界化我们谈意境理论的现代化，旨在恢复传统文论范畴在当代文论和美学中的民族话语地位；谈意境理论的世界化，则是想把“意境”这个范畴介绍给世界文论和美学界的朋友们，并希望他们运用这个范畴，从而发中国之声音，提高中国文论和美学的世界话语地位。

但是，现在的情形是：百年以来，我们从西方引进了大量的文论和美学术语，占据着中国现当代文论和美学的中心话语地位，而在西方文论和美学中又引去了多少中国的术语呢？我们从梁启超、王国维、朱光潜、李泽厚和刘若愚等人身上，看到了西方文化侵染意境范畴的情形，但谁又能举出多少中国文化侵染西方文论和美学范畴的事例呢？所以，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中，一直存在着“不平等”现象。

西方人并不象熟悉丝绸、瓷器和指南针那样熟悉中国文论，更不用说熟悉意境范畴了。

本节就是在这种畸形的文化语境中来谈论意境理论的世界化问题。

一、意境理论在国外的传播1、在东方诸国的传播：早在9世纪，王昌龄的“意境说”就传到了日本。

当时的中国如日中天，成为亚洲文明的中心。

而日本呢，则是进入了“全盘唐化”的时代。

唐德宗贞元二十年（804）七月[12]，届入而立之年的日本僧人空海来到中国留学。

回国后，编写了《文镜秘府论》一书。

在这本书中，他最早将王昌龄《诗格》和“意境说”介绍给日本文坛。

他在《性灵集》卷四说：“王昌龄《诗格》一卷，此是在唐之日，于作者边偶得此书。

”所以，王运熙先生说：“《文镜秘府论》所引王昌龄诗论，当出自王昌龄原著，比较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