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与文学翻译

林语堂与文学翻译

（一）引言

说起林语堂，最能打动人的地方要数他的英文创作了。作为作家，他那“极其美妙、令以英文为母语的人既羡慕又深感惭愧”的娴熟的英语，为他赢得了国际文坛的巨匠地位，并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有的作品还被美国大学选为教材，有的被政府高层倚为了解中国之必读。的确，在国际文坛上，这位“幽默大师”凭他的写作实力占据了一席之地。一向以“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自居的林语堂主要以英文写作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是他的“两脚踏东西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提起林语堂，人们就会想起他用英文写的《吾国与吾民》、《京华烟云》等诸多作品。多年来，他的英文作品不断受到人们的关注和评价。而他的翻译理论和作品相对来说受到忽视。笔者认为，他的文学翻译作品也很重要，同样是他“两脚踏东西文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本文就林语堂的文学翻译理论及翻译作品进行分析，从另一方面对他的文学成就进行评估。

（二）林语堂文学翻译理论

林语堂祖籍福建龙溪，1895年出身于一基督教家庭。他从小聪明好学，曾就读于上海的圣约翰大学，继而又留学海外，英文功底深厚，对他以后从事英文写作和翻译打下了扎实的语言基础。他写了很多介绍中国文化和历史的书，加上在西方社会生活多年，对东西方文化的了解和对中英文的掌握都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完全有能力搞文学翻译，然而他却把自己的一生的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了写作中去。这是因为，翻译只是对别人作品的再创造，不能脱离原著，而写作是自己的原创造，作者可以在作品中表达自己的观点，抒发自己的感慨。林语堂那放荡不羁的性格也决定了他不愿在别人的字里行间游走。从林语堂的很多文学作品中都有可以感受到他的人生观。

尽管如此，同许多当时受过西方文化熏陶的文化巨子一样，林语堂还是不可避免地涉及到翻译领域，有若干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的作品问世。关于翻译理论的文章有《论翻译》、《论译诗》等。其中《论翻译》对翻译理论阐述得更系统、更具体。在这篇文章中，他开门见山地提出翻译是一门艺术这一观点。他认为，要成为一个好的翻译者，首先应对原文有深刻的理解，其次是译者的母语也要有相当的水平，再次是要有翻译实践。他本人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比如，林语堂从小学到大学上的都是教会学校，英文功底自不必说，可以说到了行云流水的地步。但在接受西方教育的同时，他的中文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荒废，对中国文化、文学作品了解得也不多。为了弥补自己的中国文化这一空白，大学毕业后，他开始了漫长的中文补课过程，大量阅读文学历史书籍，贪婪地吮吸着国文的精髓。这为他日后的写作和文学翻译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论翻译》中，林语堂还阐述了翻译的标准问题。他认为翻译有三个标准：忠实、通顺、美。初一看，这三个标准和严复的“信达雅”有些相似，但林语堂的标准有着自己的含义。“忠实”指的是对原著及原著作者负责，“通顺”指的是对译文读者负责，“美”指的是对艺术的责任。但他反对呆板的、字面上的忠实。“忠实并非字字对译”，“忠实须求传神”。他认为绝对的忠实是不可能的。他认为翻译者能达到七八成或八九成的忠实就已是极端了。在《论翻译》中他说过这样一段话：“凡文字有声音之美，有意义之美，有传神之美，有文气文体形式之美，译者或顾其义而忘其神，

或得其神而忘其体，决不能把文义文神文气文体及声音之美完全同时译出。”所以他认为艺术文都是不可译的。

在《论译诗》中，他认为诗的形式和内容同等重要，不能为了内容的准确而失去原文的风貌。所以他主张“传神”这一翻译标准。其实“形”与“神”的统一是诗歌翻译的真谛，“形神兼备”原则也历来是文学翻译的最高境界。“传神”的标准也由来已久，并非是林语堂的首创，在他之前和之后都有人指出，如朱在豪、傅雷、徐志摩等。而林语堂倡导的“传神”这一翻译标准，与他的性格、文学主张不无关系。他性格开朗、豪放不羁；文学方面，在提倡“幽默文学”之后又提出“性灵文学”，主张在文学方面依个人个性自由自在地表达，所以在翻译方面他有“传神”主张也就不足为怪了。林语堂认为：英文华译，要英文精通，而中文亦非常好，两样条件都有了，须有闲情逸致，才可译诗。林语堂所说的“闲情逸致”，实际上指的是译者的潜在素质，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翻译是一种再创造，既然是译诗，译者就必须有诗人的某些素质，才可能把一种文字的诗译成另一种可被人接受的诗歌体裁。但在诗歌的可译性上，林语堂未免有些极端。他说：“诗乃最不可译的东西。无论古今中外，最好的诗（尤其是抒情诗）都是不可译的。”可见，在涉及可译性的问题上，林语堂既否定了艺术文的可译性，也否定了诗的可译性。对诗的可译性问题，当时的翻译家们可谓是各抒已见。如朱光潜在谈论诗的翻译时，就直截了当地说：“说诗可翻译的人大概不懂得诗。”茅盾也认为诗是不可译的：“诗经过翻译，即使和原文极吻合，也只能算是对原诗的译述，不能视为即是原诗。”而郭沫若本人就译了很多诗，他在译诗的问题上发表的一些见解表明他认为诗是可译的。成仿吾也坚持这一观点，他说：“译诗并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可见，在这方面，有赞同林语堂的观点的，也有持相反的意见的。但从文学翻译发展史来看，林语堂的艺术文不可译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尽管不同语言间存在差别，但语言间的共性也是普遍存在的。这种共性是翻译可能性的基础。从中外翻译界长期的翻译实践中也可以看到，绝大多数文学作品是可以翻译的，也基本上能做到忠实确切，只不过可译性存在一定的限度而已。（三）林语堂文学翻译作品评价

尽管林语堂的大半生都用在文学创作中，尽管他否认艺术文的可译性，但他还是不可避免地涉足到翻译领域，而且是很早的事情。二、三十年代，他翻译介绍斯平加恩这一西方文学批评派，还翻译介绍不少德国作家、诗人海涅的诗歌，有时也自己翻译自己的文章，如《伦敦的乞丐》、《中国文化的精神》、《论西装和中装》、《一场没有听众的演讲》、《谈言论自由》等都有中英文两种文字发表。1935年，林语堂英译的《浮生六记》出版发行，随后他又把《老残游记》译成英文并出版。这两部清代名著的翻译出版，是林语堂在翻译领域的重要成就。中译英的另一重要代表作是《道德经》，英译中的主要代表作是英国著名戏剧家萧伯纳的剧本《茶花女》。本文就《道德经》和《浮生六记》的部分译文为根据，对林氏的翻译作品进行评析。

《道德经》是一部哲学著作，用文言文写成，加上哲学术语本身就很抽象高深，所以读懂这本书本身就有很大的困难，需要很高的古文造诣和渊博的哲学休养。众所周知，在翻译过程中，理解与表达最能全方位地反映译者的功底和水平。作为译者，他对原著的理解必须是深刻的、全面的，尤其是涉及专业知识的原著更是如此。在《道德经》一书中，有关哲学的术语比比皆是，如“道”、“精”、“气”、“常”、“随”、“形”、“生”、“无”等。只有在正确理解的基础上才谈得上有通顺自然的翻译。而林语堂中文基础好，对道家哲学观点颇有研究，对原文的理解是正